材料一：【本报北京2月14日电（记者李韵）】日前，文化部在其官网首页发布《各地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情况评估报告》。报告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五年来，各地落实情况喜忧参半。

    2011年6月1日，《非遗法》正式实施。为掌握法律实施五年来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文化部于2016年组织开展了《非遗法》贯彻落实情况检查，并委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有24个省（区、市）颁布了非遗的地方性法规共72部。其中，17个省（区、市）的省级法规是在《非遗法》实施后制定的。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海南省、四川省、青海省7省（区、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立法工作亟待推进。

    评估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5年底，全国各省级财政累计投入163731万元，有10省（市）累计投入5000万元以上。尽管五年来，各省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各省普遍存在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

    截至2016年，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4928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报告显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在世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达50%以上，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迫在眉睫。有些传承人在抢救性记录过程中，就已经离开人世；一些传承人年事已高，无法完全展现技艺。部分艺术院团改制后，面临着经营压力，有的传承人待遇因此受到影响，出现了无人肯学、后继乏人的状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第9版）

材料二：“我们就是要把非遗文化传承作为工作、作为职业，通过现代工作室的打造和经营，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非遗文化传承的职业化道路，避免因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而面临失传的窘境。”糖画传承人高光耀说。虽然近两年商业演出市场机会增多，但是相比于其他演出形式，他们的收入不算高，由此可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而这其中，既需要传承人自身的坚持与创新，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7年2月15日19版《非遗文化传承路在何方》）

材料三：《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借鉴现代模式，激发出人们的兴趣，就能打造成现代时尚，就能成为网红，就能很好地圈粉。我们应该做好非遗+互联网这个加法，让非遗的文化魅力在互联网靓丽起来，普及起来，传播起来。可以采用动画开发、趣味知识比拼、全国非遗知识接龙等方式，非遗在互联网火了，关注的人就多了。

（摘编自南方网《落实“非遗法”还需做加法》，2017年2月16日）

材料一：现在看，脱贫攻坚的主要难点是深度贫困。以河北省为例，深度贫困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即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22%以上；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在15%以上，高于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接近35%，高于全省贫困村平均水平近24个百分点。“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深度贫困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 650元，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 386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928元，分别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7%、36.2%、49.7%。“一差”即基础设施和住房差。深度贫困县的贫困村中，村内道路、入户路、危房需要维修和重建。“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

    深度贫困地区在2020年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摘自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一些贫困群众“不怕穷”，也就是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解决精神匮乏比解决物质匮乏难，解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观念和习俗比解决贫穷难。

    国家统计局近期对云南八个市州的贫困村进行调查，59.5%的受访者对当前生活表示满意，35.2%表示一般，只有5.3%的表示不满意。贫困程度这么深，满意度还非常高，“不怕穷”、安于现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贫困群众，对易地搬迁，怕难以适应新环境；对发展产业，怕学不会新技术；对外出务工，怕朝九晚五的约束。怕这怕那，就是不怕穷，宁可守着穷摊子，也不愿干出新生活。

    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安于现状的问题，必须坚持不懈，因为那些落后的观念、习俗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这并不影响实现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既定目标。精神上的内生动力和物质上的脱贫，既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扶贫工作既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也不急于求成，降低标准，我国有信心在2020年打赢这场攻坚战。

(摘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2012～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摘自国家数据网)

材料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十六字真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真经”。不同地区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原因，致贫原因不尽相同，“个性化”扶贫无疑是一剂治疗贫困的良药。

    扶贫“个性化”，因地因人制宜是关键。不同地域、不同家庭、不同个体，在致贫问题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唯有深入其中、量体裁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精准扶贫的效用，全面助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升温。个性化扶贫在政策的制定上，要摸清家底，找出区域致贫的主要原因，借鉴其他地区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其可行性进行研判，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出台科学合理的帮扶政策，并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根据推进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扶贫项目上，要改变“帮扶就是帮钱帮物”的传统观念，多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按照贫困程度、产业发展进度、脱贫难易程度等，制定地区扶贫开发实施计划和年度计划，把扶贫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杜绝盲目扶贫。

(选自《大众日报》)

材料一

    问：这是我国首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内外高度关注，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首届进博会的主要特点和意义？

    钟山：首届进博会包括展会和论坛。展会由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和企业商业展组成。国家展主要展示各国形象和发展成就，只展示不成交；企业展分为七大展区，既有货物贸易，也有服务贸易。80多万人进馆洽谈采购、参观体验，成交额达578亿美元。虹桥国际经贸论坛由主论坛、3场平行论坛及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组成，4500多名各界嘉宾出席。首届进博会广受国内外关注，吸引了近4000名中外记者与会报道。

    领袖强调，进博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为进博会指明了方向。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集外交、展览、论坛于一体，既洽谈合作又交流思想，既能得实惠又能观未来，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坚持开放合作办展，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国际组织担任合作单位，参展国与中国一道共同打造开放多元的博览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对外开放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既让世界分享中国庞大市场机遇，也为各国相互合作搭建公共平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国际公共产品。

    这是意义重大的盛会。进博会有利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通过主动开放带动全球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是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

    问：作为2018年的四大主场外交之一，进博会在经济外交方面有哪些成果？

    钟山：进博会是今年国别最广、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为我国今年四大主场外交画下了圆满句号，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增添了精彩一页。

    领袖出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相关国家领导人共同巡馆。领袖与6位国家元首、5位政府首脑举行了11场双边会谈会见，既有俄罗斯、越南等老朋友，也有多米尼加、萨尔瓦多等新伙伴，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领袖会见了外国企业家代表，欢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领袖夫妇举行欢迎晚宴招待与会嘉宾。

(摘编自王珂《首屈进博会成果丰硕一访商务部部长钟山》，《人民日报》2018.11.19)

材料二：

(摘编自漫腹经纶《“图解”一分钟了解进博会》，今日头条2018年10月31日）

材料三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将于2019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企业商业展总展览面积将达30万平方米。目前，各种类型的全球宣传推介活动正加速进行。

    2月26日，第二届进博会推介来到澳门，吸引了当地近百名澳门知名商会人士、参展商和采购商代表与会；2月28日，推介会在香港举行，近200名来自香港知名商会组织、工商企业的代表出席了推介会活动。同时，推介团的工作人员还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多家港澳机构和企业，与当地企业家、工商代表人士沟通交流，就企业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除了港澳地区之外，进博会推介团还赴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美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全球各地宣介第二届进博会政策，获得了广泛关注。

    总结过往经验，在配套制度上下工夫，也是确保进博会越办越好的重要发力方向。全国人大代表、东浩兰生集团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伟民参与了首届进博会的筹办工作。他关心的是如何推动第二届进博会取得更大成功。“我们应该把进博会打造成国内产品需求和国外行业拓展中国市场的风向标，同时，也可以把进博会建设成一个对外交流、交易的检验地，这对产业提升和老百姓的消费升级，都会起到一个帮助作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研究员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进博会之所以备受关注、魅力十足，关健在于其代表着体量巨大且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通过进博会这个舞台，全球企业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形象与竞争力，而且可以直接拓展在华业务，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很多人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及‘加快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等相关内容。这意味着，第二届进博会将会更加精彩，展馆布置方面也有望与时俱进，突出更多与国内民众最新需求相契合的展区和展位。”

(摘编自王俊岭《第二届进博会，开锣!》，《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3月12日）

材料一：

    9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2018年中国国际信息展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约400家企业纷纷“盛装亮相”，集中展示信息通信业的前沿技术及其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其中，酝酿多年、呼之欲出的5G成为热点中的热点。无论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还是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贝尔等大型设备商，都把5G端到端解决方案和5G行业应用作为展示亮点。

    5G从去年的“启动年”转到今年的“试点年”。三大运营商已先后在国内10多个城市开启5G试商用，计划在2018年年底前建设上千座5G基站。据悉，中国也将很快发放5G牌照、明确5G频段，从而加速5G商用。

    与3G的跟跑、4G的并跑不同，5G时代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制定、预商用测试等方面实现了领跑。华为在今年年初就推出了基于3GPP5G标准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包括无线基站、传输网、核心网和全球首款5G商用终端。更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华为面向全球推出了手机芯片——麒麟980，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采用7nm制作工艺的麒麟980，搭配巴龙5000基带调制解调器，正式成为首个提供5G功能的移动平台。

    作为大宽带、低时延、大连接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将把人们的移动宽带体验推向新高度，极大地丰富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体验。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宇介绍说，5G将使色彩更丰富、层次感和立体感更强的8K超高清视频的应用成为可能，不仅给观众带来极致的视频体验，还将为医疗、文物保护等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业内人士指出，5G将赋能无人驾驶、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推动众多行业数字化转型，催生万亿级规模的数字化市场。

（摘编自赵永新《5G商用在路上》，201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据奥迪官网报道，当地时间8月2日，奥迪与爱立信（Ericsson）宣布，计划率先将5G技术用于汽车生产。在奥迪总部德国因戈尔施塔特，两家公司就一系列活动达成一致，共同探讨5G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通信技术，能够满足汽车生产高要求的潜力。

5G是下一代移动通信，可扩展现在移动网络的性能，以满足消费者和工业的未来需求。5G网络意味着超快的数据传输速度，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好、更快的宽带体验。而对企业而言，5G将推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工厂等新应用的实现。该技术具有很多网联特性，对工业4.0而言至关重要。工业4.0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灵活、复杂，该技术可让数据吞吐率加快、网络容量增多，同时提升安全性。此外，超低延迟可确保工厂系统中设备之间响应速度快。

（摘编自余秋云《奥迪合作爱立信 率先在汽车生产中使用5G技术》）

材料三：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无线通信大约以每10年一个周期的进度经历了从1G—4G的变迁。1984年，基于模拟蜂窝技术的1G无线通信出现。1990年开始，2G主流技术标准GSM和CDMA One相继发布，全球进入数字通信时代；2000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将WCDMA，CDMA2000，TD—SCDMA以及Wi—MAX确定为3G的四大主流无线接口标准；2010年，TDD—LTE和FDD—LTE两种制式下的4G技术开始成熟并商用。

材料四：

    高纳德咨询公司在近日发布的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状况报告中指出，5G和折叠屏等新技术将推动下一波智能手机市场需求的增长，预计5G移动设备的销量在2020年将会达到6500万部。

    目前，中国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工信部分配的5G试验频率，并加紧推动5G商用。中国移动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5G智能手机。

    据中国移动的预判，在2019年5G预商用阶段，测试、预商用5G终端可能在30款以上，其中5G手机价格预计在8000元以上，数据类终端价格可能在3000元以上。到2020年5G规模商用阶段，商用终端品类有望超过60款，5G手机的门槛可能降至1000元以上级别。随着2020年5G手机价格降至1000元，5G手机的普及率将大幅提升。

（摘编自高雯《2020年5G移动设备销量将达6500万部》）

    材料一：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遗址距今5300-43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中国学者们研究认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认可。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大约距今5300年，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由于良渚地区地势低洼，“治水”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这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归根结底，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

    不过，良渚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是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此前中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它是受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它们甚至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摘编自韩建业《如何看待良渚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日报》2019年8月10日）

    材料三：

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这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材料一：

    “无接触商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上交易、线下定点配送、用户自提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无接触商业”早有萌芽，过去也有了广泛的实践。而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模式的独特优势，一下子为所有人所认知。一方面，消费者藉此找到了“安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营商者则以此作为说服策略，留住并扩充了客流与订单。

    着眼长远，生活重启之后，“无接触商业”的广阔前景，依旧可以预见。尤其是在“恢复防疫常态化下的生产生活秩序”大背景下，“无接触商业”所能提供的安全垫和缓冲区，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最近时兴的“无接触餐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应用样本。无接触商业，既是对交易方式的路径重构，对消费场景的重新设计，也内含着新的社交文化、经营理念。“保持适当距离”，不是人心疏离，而是在疫情逐步平复之后，对于“礼仪”“舒适区”“安全线”的二次定义。“无接触商业”，迎合和适应了大众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偏好，并在一段时间的高频使用之后，将之稳定为一种固定的用户习惯。从传统商业到无接触商业，并非取代而是迭代。

    （摘编自《“无接触商业”开启新可能》，《华西都市报》2020年3月31日）

材料二：

    当然，“无接触服务+”真正成为一种市场潮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高度数字化市场的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宅人增多推动宅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服务平台，宅生活将无法想象。正是有了在线买菜、购药等购买形式，以及在线问诊、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供给，全民自主居家隔离的抗疫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而商家对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认同更为深刻。对于本身有数字化服务渠道的商家而言，此次疫情冲击更坚定了其发展数字化服务的方向；那些数字化布局准备不充足的商家，疫情期间就特别难熬，许多商业活动难以完成。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高度数字化市场，不仅让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丰富和拓展，也让众多商业领域找到了延展空间，可谓危机中蕴藏着发展机遇。有学者认为，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越过“冬天”，疫后经济将重新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无接触服务+”将扮演重要的引擎角色。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无接触服务+”市场将不断拓展和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机会，也是企业发展谋长远的重要策略。

    （摘编自胡立彪《“无接触服务+”时代到来了吗》，《中国质量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三：

    （摘编自《美团外卖发布“无接触配送”服务标准》，“新浪科技”2020年1月30日）

材料四：

    此次疫情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真正意识到了“无接触商业”的卫生防疫优势。从过去的“被动无接触”“碰巧无接触”，到如今的“主动无接触”“优先考虑无接触”……“无接触餐厅”之类的新事物，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相较于其给予消费者的即时可见的“安全暗示”，其真正的意义和未来前景，无疑是有待观察的。

    “无接触商业”的兴起，是大势所趋的方向还是一哄而上的噱头，这需要全社会回归正常和平静，综合各方利弊之后再给出回答。少些炒作、少些押注，系统地、审慎地评估“无接触商业”可能性，这是避免市场泡沫的关键。有些产品或服务，天然适合“无接触”也可以“无接触”，比如说在线教育、网络诊疗等等；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刻意追求和标榜“无接触商业”，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无接触商业”不能玩成文字游戏，也不应该成为跟风游戏。我们需要多少“无接触”？能做到哪些“无接触”？其成本和效用又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理智、精准、量化地加以测度。

    （摘编自然玉《“无接触商业”兴起，是大势所趋还是跟风炒作》，“光明网”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