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他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但是从他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他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是他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他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材料一：可以说，这是我一生冒险活动中唯一成功的一次航行。这完全应归功于我那船长朋友的正直无私。在他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一些航海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学会了记航海日志和观察天文。一句话，懂得了一些做水手的基本常识。他乐于救我，我也乐于跟他学。总之，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水手，又成了商人。这次航行，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到伦敦后，我换回了约三百英镑，赚了不少钱。这更使我踌躇满志，因而也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

材料二：有一次，我与一些熟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又很起劲地谈论这些事情。第二天上午，有三个人来找我。他们对我说，他们对我昨天晚上的谈话认真思考了一番，特前来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但他们说，这建议必须保密。因此他们要求我严守秘密。然后，他们对我说，他们想装备一条船去几内亚。他们说，他们都像我一样有种植园，但最感缺乏的是劳动力。他们不可能专门从事贩运黑奴的买卖，因为他们回巴西后不可能公开出售黑奴，因此，他们打算只去几内亚一次，回巴西后把黑奴偷偷送上岸，然后大家均分到各自的种植园里去。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管理他们船上的货物，并经办几内亚海岸交易的事务。他们提出，我不必拿出任何资本，但回来后带回的黑奴与我一起均分。

必须承认，如果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在这儿定居，也没有自己经营的种植园的人提出来的话，确是十分诱人的。因为这很有希望赚一大笔钱，何况他们是下了大资本的，而我却不必花一个子儿。但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已在巴西立足，只要把自己的种植园再经营两三年，并把存放在英国的一百英镑再汇来，那时，再加上那点小小的积蓄，不愁不挣出一个三四千英镑的家当，而且还会不断增加。处于我现在这种境况的人，再想去进行这次航行，那简直就太荒唐了。

但我这个人真是命里注定自取灭亡，竟然抵御不了这种提议的诱惑，就像我当初一心要周游世界而不听父亲的忠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