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饥荒时期的生日宴

余华

    这天晚上，一家人躺在床上时，许三观对儿子们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最想的是什么？就是吃，你们想吃米饭，想吃用油炒出来的菜，想吃鱼啊肉啊的。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一个一个来，先从三乐开始。三乐，你想吃什么？”

    三乐轻声说：“我不想再喝粥了，我想吃米饭。”

    “米饭有的是，”许三观说，“米饭不限制，想吃多少就有多少，我问的是你想吃什么菜？”

    三乐说：“我想吃肉。”

    “三乐想吃肉，”许三观说，“我就给三乐做一个红烧肉。肉，有肥有瘦，红烧肉的话，最好是肥瘦各一半、而且还要带上肉皮，我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有手指那么粗，半个手掌那么大，我给三乐切三片……”

    三乐说：“爹，给我切四片肉。”

    “我给三乐切四片肉……”

    三乐又说：“爹；给我切五片肉。”

    许三观说：“你最多只能吃四片，你这么小一个人，五片肉会把你撑死的。我先把四片肉放到水里煮会，煮熟就行，不能煮老了，煮熟后拿起来晾千，晾干以后放到油锅里一炸，再放上酱油，放上一点五香，放上一点黄酒，再放上水，就用文火慢馒地炖，炖上两个小时，水差不多炖干时，红烧肉就做成了……”

    许三观听到了吞口水的声音。“揭开锅盖，一股肉香是扑鼻而来，拿起筷子，夹一片放到嘴里一咬……”

    许三观听到吞口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是三乐一个人在吞口水吗？我听声音这么响，一乐和二乐也在吞口水吧？许玉兰你也吞上口水了，你们听着，这道菜是专给三乐做的，只准三乐一个人吞口水，你们要是吞上口水，就是说你们在抢三乐的红烧肉吃，你们的菜在后面，先让三乐吃得心里踏实了，我再给你们做。三乐，你把耳朵竖直了……夹一片放到嘴里一咬，味道是，肥的是肥而不腻，瘦的是丝丝饱满。我为什么要用文火炖肉？就是为了让味道全部炖进去。三乐的这四片红烧肉是……三乐，你可以慢慢品尝了。接下去是二乐，二乐想吃什么？”

    二乐说：“我也要红烧肉，我要吃五片。”

    “好，我现在给二乐切上五片肉，肥瘦各一半，放到水里一煮，煮熟了拿出来晾干，再放到……”

    许三观给二乐做完红烧肉以后，去问一乐：“一乐想吃什么？”

    一乐说：“红烧肉。”

    许三观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三个小崽子都吃红烧肉，为什么不早说？早说的话，我就一起给你们做了……我给一乐切了五片肉……”

    一乐说：“我要六片肉。”

    “我给一乐切了六片肉，肥瘦各一半……”

    一乐说：“我不要瘦的，我全要肥肉。”

    许三观说：“肥瘦各一半才好吃。”

    一乐说：“我想吃肥肉，我想吃的肉里面要没有一点是瘦的。”

    二乐和三乐这时也叫道：“我们也想吃肥肉。”

    许三观给一乐做完了全肥的红烧肉以后，给许玉兰做了一条清炖鲡鱼。

    他在鱼肚子里面放上几片火腿，几片生姜，几片香菇，在鱼身上抹上一层盐，浇上一些黄酒，撒上一些葱花，然后炖了一个小时，从锅里取出来时是清香四溢……许三观绘声绘色做出来的清炖鲡鱼，使屋子里响起一片吞口水的声音，许三观就训斥儿子们：

    “这是给你们妈做的鱼，不是给你们做的，你们吞什么口水？你们吃了那么多的肉，该给我睡觉了。”

    最后，许三观给自己做一道菜、他做的是爆炒猪肝，他说：“猪肝先是切成片，很小的片，然后放到一只碗里，放上一些盐，放上生粉，生粉让猪肝鲜嫩，再放上半盅黄酒，黄酒让猪肝有酒香，再放上切好的葱丝，等锅里的油一冒烟，把猪肝倒进油锅，炒一下，炒两下，炒三下……”

    “炒四下……炒五下……炒六下。”

    一乐，二乐，三乐接着许三观的话，一人跟着炒了一下，许三观立刻制止他们：

    “不，只能炒三下，炒到第四下就老了，第五下就硬了，第六下那就咬不动了，三下以后赶紧把猪肝倒出来。这时候不忙吃，先给自己斟上二两黄酒，先喝一口黄酒，然后再拿起一双筷子，夹一片猪肝放进嘴里……这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屋子里吞口水的声音这时是又响成一片，许三观说：“这爆炒猪肝是我的菜，一乐，二乐，三乐，还有你许玉兰，你们都在吞口水，你们都在抢我的菜吃。”

    说着许三观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今天我过生日，大家都来尝尝我的爆炒猪肝吧。”

（选自《许三观卖血记》，有删改）

二狗砸船

杨友

    龙河堡村交通很不方便，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春、秋、冬三季在大蒲河上架木桥，夏季汛期到来之前把木桥拆掉，村里人进出和外村人来往就全靠一条木船摆渡了。

    渡船是村支部书记的弟弟金发自己打造的。

    金发每天在渡口摆渡行人，乘船的人上船下船不用付船费。到秋后新木桥架好了，金发的渡船也卧篙了。金发就开着农用三轮车在十里八村挨门挨户收“船粮”。这是老辈子人留下的规矩。造一条木船要花很多钱，一个精壮汉子天天在河上撑船也是很苦很累的活儿，大家在水面上走干道，舒舒服服地过了河，给些“船粮”也是应该的。外村人见金发来收“船粮”，都知道金发很辛苦，每家每户都给他舀上三斤五斤粮食，谁也不吝惜。对龙河堡本村金发就多收一些，因为本村人每天都要过河，还有到镇中学念书的学生，每天早出晚归两次乘船。对本村多收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金发每年摆渡一个洪水季节，到秋后能收一万多斤粮食，按市场价至少能卖五、六千块钱。

    后来，金发又把本村收取“船粮”的标准提高了，原来按每户收2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20斤。到去年秋后就改为每户收40斤，每个中学生加收40斤。整整提高了一倍。金发说，现在物价上涨了很多，汽车票、火车票都翻几番了，提高船粮标准也是理所应当的。金发一下子把“船粮”标准提高这么多，龙河堡的村民们背后议论纷纷，骂金发发财心切黑了心，简直是宰乡亲们！但人们不满归不满，“船粮”还是顺顺溜溜地按新标准给了。

    村里有个小伙子叫二狗，二狗对金发的做法非常气愤。年轻气盛的二狗决定自己打造新船，跟金发唱对台戏，把贪心不足的金发挤垮！

    二狗说干就干，请了木工伐树锯板，一条新渡船很快就打造完了。于是，今年龙河堡村的河边渡口上就出现了两条渡船。二狗的渡船下水后，他在渡口上修了一个上船下船的码头，并在码头上树起一块牌子，上书几个醒目大字：“义务摆渡，不收船粮”。

    二狗手握篙竿站在船头上向金发那边张望，见金发的脸气得变成了猪肝色，二狗心里很是得意，嘴里便信口哼起了“咚咯隆嘀咚……”

    龙河堡的几十个村民来到河岸边，望着河边泊着两条渡船，一个个都把步子停了下来，人群与金发的渡船和二狗的渡船之间形成了等距三角。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越雷池半步。

    上哪条船呢？一张张茫然的脸色仿佛面临生死抉择一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犹豫归犹豫，毕竟要过河，必定要乘船，谁的两肋下也没长着翅膀。人们在久久地面面相觑后终于有一个人向金发的渡船走去。于是，大家便相跟着一齐奔了金发的渡船。金发一见这情景立刻长了精神！一脸灿烂的微笑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人们接应到船上。然后解开缆绳，长篙一点，渡船缓缓向对岸驶去。一连三次往返把岸上的人全都摆渡过去了，金发也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但金发心里却乐得直发痒，嘴里便悠然地哼起了小曲儿：“青山绿水好风光哟，情妹河边等情郎哟……”

    二狗一下子傻眼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连三天，他的渡船冷落在码头边无人光顾，二狗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乡亲的事，乡亲们为什么要冷他的场？百思不解的二狗就想发火、骂娘！可是，跟谁发火呢？谁也没惹他。

二狗一气之下就把新打造的渡船砸碎了！

（有删改）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卖白菜

莫言

    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它一直长得不旺，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挨到了集上。在我们旁边卖青萝卜的是一个高个子老头，母亲让我叫他七姥爷。听母亲说，是我姥姥村里人，同族同姓。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篼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秤星。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七姥爷的尖锐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戳了一下，然后就移开了。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选自《中国最好的散文》有删改）

囚鸟

泰羽墨

    我在洞庭湖平原的某片产粮区监督收粮，住处被安排在一个粮站。这工作说闲不闲，说忙不忙，闲来无事我四处转悠，我喜欢秋后湖区的这种厚重感。

    乌鸦、麻雀、八哥以及未来得及南飞的白鹤，不失时机地占领了大地所有的角落，天上到地上无所不在。有的稀稀拉拉在田里闹腾，有的整齐地排在电线杆上。最远处，小山丘上金黄的橘子等着人去摘。这一切在夕阳的笼罩下浑然一体，像一匹绸子，声色光影成了嵌在绸子上的花纹。这是一幅各得其所安然自得的景象，扑进眼眶的大地之物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只是，作为旁观者的我，却是孤独的，不自由的，懒洋洋的。

    我准备开门。先是钥匙转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翅膀发出的“扑扑”声。推开门一看，只见一只比麻雀大一点的灰褐色的鸟在卧室里挥舞着翅膀。这间卧室空旷无比，是由粮站活动室临时改造而成，腾出来给我住的。两边有十几扇玻璃窗子，其中一层半开着。显然，这个不速之客是从那扇半开的窗子闯进来的。

    它为我的突然出现所惊下，不停地寻找出口，情急之下慌不择路，不断传来喙和爪子撞击玻璃的声音，频繁而急促，并发出“叽叽叽”的叫声。我机警地把门合上，并把那扇半开的窗子也关紧。

    “今晚有鸟做伴”，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一个多月来，我每天夜里只有孤灯相伴，着实有些寂寞。我尽力摆出一种和平相处、互不干扰的姿态，妄图消解它对我的恐惧。它的逃离行动待续了大约十几分钟，在屡屡碰壁毫无结果之后，终于安静下来。看起来它显然有些泄气，但并来绝望。它一会儿立在椅背上，一会儿又站到窗帘后面，躲躲闪闪的，不时试探着什么。

    无疑，眼前这只鸟，在它看来自己是有生命之虞的。它的眼神告诉我，它有着这样的担忧。透过玻璃窗它能看到那个只剩下一半的太阳，还有在田里自在觅食的众多同类：一墙之隔，它却面对着一个庞然大物：人！

    一只鸟飞进了卧室，飞进了一种紧张、恐惧，却要故作平静的等待之中。

    失去了天空，空负翅膀，世界广阔，但没有一寸是自己的。有形的石子和无形的绳锁（墙壁），哪一样不致命？鸟之受困在于找不到出口，人呢，明知道路所在，却不敢迈出步子，人的悲哀实在远胜于鸟！

    吃晚饭时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头索绕，晚饭味同嚼蜡，毫无滋味。我边想着边推开门，灯亮的时候，看见那个小家伙，立在离我最远的椅子上。显然，此时的它，对我的存在已经习惯，只是对突然亮起的灯感到不适，百无聊赖地飞了半圈，又回到原点。一如往常，我早早地半躺在床上看小说。“孤独即自由”，一个月了，我就这么打发时间，捷灯夜读已成习惯。

    想起小时候放学回来，常到时间地头帮大人做事，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晚上做功课点的是煤油灯，母亲借着灯光给我和哥哥做鞋、补衣。在母亲看来，吃尽苦头，终于等到我和哥哥大学毕业，以为将有一个转机，彻底改变眼前的境况。没想到，意外接连发生，先是哥哥的腿受重伤，因为没钱耽误了手术；再是父亲离开了我们。工作的不如意，债务的烦身，我犹如卧室之鸟，越挣扎越是感到笼子的无处不在。世界宽广无边，天也无涯，出路何在？

    一个卧室，一个人，一盏灯，加一只突如其来的鸟，这是一幅完美油画的构成。夜是静的，人是静的，鸟是静的，仿佛连灯光也是出静态来。但，静不是这幅油色的真实底色。画的背面，压抑着烦躁、恐惧，被束缚感，像是透过纸背面的颜料。一切的不安和恐惧都是由这背后的力量引起的。鸟飞进卧室，这是一场“安静的战争”。

    第二天我是被鸟叫醒的。其实每天都是如此，天一亮粮站就被鸟所占据。太阳已经把光线搁在我的床脚，我起床，看见那个小东西又在用喙不断冲撞玻璃。窗台上到处站满了鸟，对面房子上的爬山虎里也有鸟在跳来跳去，其中不少是它的同类。几根曲折的炊烟将大地摇醒过来，不远的小山丘上，早起的农民已经在摘橘子。

    那只鸟肯定比我更早看到这些，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在这个飞翔和饱食的季节，将它囚禁了整整一晚。我打开窗子，只听见“嗖”的一声，它就飞了出去。我在窗前愣了一会儿神，它没有划出一条我期待的弧线，我想它可能太急于离开了。

    它需要它的天空。我，也需要。

（选自《华夏散文》2012年第9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