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①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②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做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

    ④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定性、编排、驱使的人。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被追杀。

    ⑤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

    ⑥“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为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这回则是捧上了天。

    ⑦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捧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诚心，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⑧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⑨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

玉米

刘国芳

    老头是市长的父亲，但在花园小区，没有一个人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花园小区的住户，都是有身份或者说有钱的人，只有老头和他们格格不入。老头穿一身青布褂子，两只裤脚一只高一只低，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老头住进来好几天了，保安仍不认识他。有时候见老头从外面进来，保安总要大声说：“你进来做什么？”

    老头说：“我住这里。”

    保安说：“你住这里？”

    老头说：“A区B栋303。”

    保安不相信老头住这里，但老头说的那么具体，保安只好挥挥手，让老头进去。

    小区里很多人看见老头进去，他们的脸色很不好看，等老头走远了，都说：“我们这儿怎么会住进这样一个乡下老头呢？”

    老头不管别人说什么，进进出出自在得很。有时候，他会笑一笑，看着小区里的住户或者说看着那些邻居打招呼。但老头自作多情，那些邻居面无表情，根本不理睬他。老头也不恼，只笑着跟自己说：“这城里人脸上怎么都像打了石膏一样？”

    这后来的一天，老头闲不住了，老头自告奋勇在小区里扫地。小区本来请了清洁工，但那人懒，一天只在早上扫一次，其余时间便见不到他的人。那时候正是秋天，满地落叶，老头就拿一把扫把，提一只撮箕，扫地上的落叶。小区的人见老人满小区扫地，忽然就明白了，他们说：“原来这老头是扫地的。”

    小区有一个角落，大概有两三亩大。这儿也栽了草，但因为偏僻，没人精心管理，草长得稀稀拉拉。有一天，老头在这儿侍弄起来。开始，小区的人不知老头做什么，以为老头在栽草。过了几天，看见老头把地全翻了，才知道老头要栽东西。保安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保安有一天拿着警棍走过来了，他们凶着老头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老头说：“看这块地闲着，想种些庄稼。”

    保安就“咦”一声，大声凶着说：“你以为这儿是你乡下呀？”

    老头说：“这地闲着不是浪费吗，种些庄稼多好。”

    几个保安不再跟老头啰唆了，推走他，一直往小区外面推。保安仍没把这个老头当小区里的人，所以往外推他。老头看着要把自己推出小区了，便大声凶着保安说：“你推我去哪儿嘛？老子住这里呢。”

    保安这才住手。

    老头后来继续挖着那块地，保安也时常过来干涉，但并不奏效。老头倔得很，把他赶走了，他过了一会又来了。小区的人后来都知道老头要在那儿种庄稼，他们看着老头，总摇头，还说：“典型的一个农民，走哪儿都忘不了种地。”老头随人家怎么说，把地挖好了，竟种上了玉米。老头应该是种田的好手，几个月过去，那块地的玉米竟青青翠翠好看得很。小区的人大多没见过玉米，有时候，他们会走过来，很有兴趣地欣赏着。

    这天深夜，有一个贼翻墙进来，然后潜进一户人家想偷东西。正要偷时，被发现了。贼跳窗跑了出去，然后往玉米地里跑。刚好保安往玉米地边走过，保安当即把蹿进玉米地的贼捉住了。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个乡下人，保安打了他两警棍，然后让人去喊老头来。看见老头来了后，保安说：“这个小偷一看就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不是和你一起的？”

    老头很生气，老头说：“他和你是一起的差不多。”

    保安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栽玉米，原来是为了你们偷东西好藏身。”

    另一个保安甚至用警棍指着老头说：“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一伙乡下人合伙在城里偷东西。”

    老头暴怒起来，老头说：“你他妈的才是贼！”

    一个保安举着警棍打过来，还说：“看你一副贼相，还嘴硬。”

    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老头，老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老头说话了，老头说：“我是贼相，好，我让你们知道我是不是贼相。”老头说着，从身上拿出手机来。十分小巧的手机，很精致。老头迅速拨了个号，然后说：“你过来一下。”

    毫无疑问，老头给他当市长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大概十几分钟后，市长就坐着车来了，市长一见老头就喊道：“爸，出什么事了？”

    门口围满了人，有人认得市长，这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李市长吗？”

    一伙人鸦雀无声。

    不一会，物业经理和开发商都来了。开发商一个劲地道歉，还跟老头说：“我们立即把那几个保安辞了。”

    老头说：“那倒不必，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副贼相。”

    这事过后，老头还是原来那个老头，老头每天拿着扫把撮箕出来扫地。见了人，仍然笑一笑。小区的人现在都知道老头是市长的父亲，见老头笑，也忙不迭地回一个笑。

    老头的玉米地还在，老头真是侍弄庄稼的能手。那片地，后来真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玉米。把这些玉米收了后，老头竟一户一户地去敲人家的门。门开了，老头递过去几个玉米，然后说：“我栽的玉米，你们尝尝吧。”

    小区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过老头送来的玉米，在老头走开后，有人说道：“难怪老头的儿子会当市长，原来老头人这么好。”

（选自2014年第16期《小小说选刊》）

生如水稻

陈甲元

    和一季水稻的收割一样，父亲走了再不回来。父亲躺在他亲手打造的木门上，木门上垫着稻草，柔软、温暖。这是老家的习俗，像喜欢睡暖和芳香的稻草床一样。这令我慰藉，也令我不止一次开始审视水稻，这样一种伴随我们终生的植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农村的伢子，有几个没亲手侍弄过水稻呢？懵懵懂懂，清明下种，三起三落，浸种催芽。本县种子公司制种的威优46是父亲最信任的品种。用父亲的话说，稳产，饭好吃；老朋友稳当，靠得住。春夜魅人，经常要更换的25瓦的葫芦形白炽灯泡被一根花线连着，吊在青黑瓦屋厨房的横梁上，灯泡泛着黄光，照亮厨房门前泥浆色的大木桶。父亲晾晒两天的稻种拆了包，用强氯精消了毒，加温水泡着，长着厚茧的老手不时捞起轻浮的秕谷，手掌摊开着对看热闹的我们说，看，这就是秕谷，没用的家伙！

    我一直怀疑父亲和水稻处久了，身上也秉承了稻子身上的一些东西。比如每年的稼穑，春种秋收，晴耕雨读，他都安排得像稻粒一样饱满；穗期，他扛一把锄头，为稻子的抽穗扬花保驾护航，我远望着墨绿的稻浪托举着他头顶的草帽，能想起课堂上老师吹来的唐宋的微风；冬天，天气寒冷，间或会有小雪，打湿院落的矮墙和柴火，通红的炭火旁，父亲使劲搓着稻草绳，身后的墙壁挂着他前些年亲手搓成的草鞋、草绳、草帽。只是稻草的手工成品经过岁月的淘洗，已有了沉郁欲言的褐色……父亲躺在稻草上多年后，我不经意间想起，对父亲，对父亲亲手摩挲了一辈子的植株，就怀有难以名状的心绪。

    于是，我习惯了回去。想父亲，想从前的时候，我就一次次往回走。回老家看山岭，看老屋，看稻田，看稻子。

    老家本身是稻区。不是山岭房屋环绕着青黄相间的稻田，就是或青绿或金黄的稻田环抱着山岭房屋。很多时候，田畴无言，却又千言万语、欲说还休，一种亘古千年、内蕴深沉的姿态，是天底下最朴实和厚重的无华。站在旷野的田畴深处，我总能感觉自己的卑微和轻小。那么多的农人，祖先的祖先赤脚走在田埂上的远远近近的身影，没有隔膜般素朴和亲切。田垄里，依稀听见犁铧清脆的声响和牧童的短笛飞扬。

    而躬耕田垄一辈子的父亲，对稻田更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他不但靠着田垄四季常新的稻子，养活了一家人；而且，仙风道骨的祖母说过，我家六姊妹，有两个的出生就和田垄和水稻紧密相连。

    一个是二哥。正是苍翠欲滴的插秧季节，正是插秧竣工那天的黄昏时刻，家门口的田垄里刚刚插下青绿秧苗，母亲兴致勃勃挺着大肚子在青黑瓦屋的灶房间忙碌，突然间下身一热，连忙呼唤炉膛前烧火的小脚祖母。添丁之喜，大好兆头。脚上还沾着新泥的父亲，紧张局促地抱着哇哇叫的二哥，只知道咧着大嘴对着帮忙插秧的亲友们傻笑。

    还有小妹。小妹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中午时分，稻子收割的季节，田野到处金碧辉煌。人力打谷机在父亲脚下嗡嗡地响，也没请其他劳力，父亲和大哥两人轮流给稻谷脱粒。二姐一路小跑来到田埂对父亲说：妈妈让我告诉你，她生了，父亲手里捂着要脱粒的稻穗，大声说知道了，告诉你妈妈，我们打满这一担谷就回家吃中饭……前面有了五个崽女，父亲对又一个新生命的来临已然淡定，四十不惑，小妹来临的时候，父亲的思想是不是已渐趋成熟？他看生命是不是也像看他手中的稻子一样，一茬一茬，心里有了新的内容？

    应该是有了一茬一茬新内容的。父亲耕作了一辈子水稻，睡了一辈子稻草床，在稻草的拥绕下离去以后，我也开始从事一项和水稻相关的职业，更近距离地走近和了解水稻，也更深刻地了解父亲。天生万物，相辅相成，水稻和人类，从一万余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发现和种植后，人类的文明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千百年来，人们不停地观察、改良、提炼，期望这喂养我们躯体和灵魂的作物在灌满海水的盐碱地也能赐予我们食粮。

    催芽，播种，育秧，除草，施肥，收割；萌芽，分蘖，抽穗，扬花，结实。一次生育，一段旅程。临了，稻桩化成基肥，哺育又一季新的生命。这样的轮回，和父亲这样的农人个体的生命又有多少差别？每年水稻成熟季，那如黄缎子一样铺陈在华夏四野、铺天盖地的水稻厚毯，又何尝不是为生命打底的最好成色？

    又一年冬天，又一年稻子收割后的空旷来临。记得当年稻草垛，转眼又是白头翁。我身在城市的高楼以当年在田野依偎草垛的姿势躺倒，想：原来和父亲一样，像水稻一样活着，到最后，都活成了大地不悔的精魂。

（有删改）

炒米和焦屑

汪曾祺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威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觉得很亲切。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不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通常所说的炒米，是不加糖黏结的，是“散装”的；而且不是作坊里做出来，是自己家里炒的。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也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手执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地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带一个助手，多半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钱，炒一天。或二斗，或半石。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都是把一年所需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再找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作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用的是一个“柚子壳”。柚子——我们那里柚子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钵状的东西。她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

    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薄有田产，不治生业，整天在家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用蓍草。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有一家丢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女佣人偷了。这女佣人蒙了冤枉，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有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一找，果然。我小时就不大相信，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

    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郑板桥说“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是说其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是抓上一把白糖，如板桥所说“佐以酱姜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愿来一小碟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用猪油煎两个嫩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瘪子”，抓一把炒米和在一起吃。这种食品是只有“惯宝宝”才能吃得到的。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种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的。

    炒米实在是很方便，其实，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叫做“焦屑”。糊锅巴磨成碎末，就是焦屑。我们那里，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铲出来，锅巴用小火烘焦，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一定的数量，就用一具小石磨磨碎，放起来。焦屑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焦屑调匀后成糊状，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比炒面爽口。

    我们那里的人家预备炒米和焦屑，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是应急。在不能正常煮饭时，可以用来充饥。有一年，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党军（国民革命军）和联军（孙传芳的军队）在我们县境内开了仗，很多人都躲进了红十字会。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信念，大家都以为红十字会是哪一方的军队都不能打进去的，进了红十字会就安全了。红十字会设在炼阳观，这是一个道士观。我们一家带了一点行李进了炼阳观。祖母指挥着，把一坛炒米和一坛焦屑带了去。我对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极感兴趣。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第二天，没事了，大家就都回家了。

    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的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

（有删改）

萧亮飞

张晓林

    在诗人身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夷门十子”之一的萧亮飞，是民国期间的大诗人。晚年，曾一度将一把剃头刀视若珍宝。

    这是一把民国年间很常见的剃头刀，木制的刀柄一头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作为点缀。不用的时候，刀子可以合到木柄里去。再普通不过了。

    每天清早起采，萧亮飞都要在磨刀石上磨这把剃头刀子，每次磨一袋烟工夫，然后用大拇指试试刀刃，合起来。放进口袋里。他的这把剃头刀子，却不是用采剃头的，他有别的用途。

    萧亮飞有一个癖好，他不喜欢大块吃肉，却喜欢吃骨头上面残留的肉筋，而这些肉筋不大容易吃到嘴里，也很难弄下来，他就用这把剃头刀子将这些肉筋一点一点地剔下来，拌上蒜汁，然后吃掉。

    年轻时的萧亮飞喜欢游历，结交了一大批文人雅士，饮酒、品茶、赋诗。作诗填词之余，萧亮飞还喜欢涂抹几笔。简单画一些荷花、兰草、紫藤等，画的都很飘逸，倒和他的诗词风格相近。他最拿手的是画菊花。他画的菊花，彤和神都有一种孤傲之气。

    能把菊花画到这个境界的，放眼民国夷门画坛，绝没有第二个人。然而，萧亮飞的画名被他的诗名掩盖，竟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画菊高手。

    在萧亮飞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阵子，莆亮飞喜欢收进一些当地名人的字画，闲时赏玩。做字画生意的马三隔十天半月都会拿一些字画来兜售。这一天，马三夹着一沓字画又来了。他把画放在桌子上，说：“挑挑看，都是名家的！”萧亮飞一幅一幅地看下来，竞没有一件入眼的。不禁失望地摇摇头。

    马三一边收拾，一边自嘲地说：“没关系，有好画再送过来！”忽然，萧亮飞眼前一亮，原来马三用来包画的那张纸也是一幅画，只是已经破残，看不清画家的名字了。那幅画看上去颇为不俗。

    萧亮飞急喊：“慢着，把那张包纸拿来看看。”

    把残画拿在手里，只细看了一眼，萧亮飞就愣住了。那幅画竟是他不久前画的《寒菊图》。

    他不禁喃喃自语：“这世人看重的，多是一个虚名啊！”

    自此以后，萧亮飞不再收藏字画，也把世事看淡了许多。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似乎一夜之间。萧亮飞的画在夷门风行起来，求他作品的人在门前排起了长队。开始，价位定得很低，只是象征性地收一些。“哗啦”，开封街头的黄包车夫、打烧饼的、卖牛羊肉汤的等等，也都找上门来了。时值盛夏。酷热难耐，来人大都拿着折扇让他画扇。开封人自宋朝就崇尚风雅，讲排场，手里拿把画扇总比拿把蒲扇子排场多了！

    萧亮飞不胜其苦，只得挂出告示：菊花每朵银币半元。先款后画，概不赊账。后面又加一小注。曰：文人本不应言利，无奈，无奈！

    不久，无赖牛大扁担托上门来。他将一枚银币“啪”地拍在萧亮飞书案上，说：“萧大诗人，给画幅菊花！一我只要一朵！”

    萧亮飞一愣，接着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他忽然大笑。接着站起身，让牛大扁担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来，然后给牛大扁担泡了一杯茶。牛大扁担端著茶杯，有些不知所措。

    萧亮飞说：“好，我给你画。一朵菊花半元银币不好收，就不收你的钱了。不仅不收钱，另外再送你一朵梅花，一竿墨竹。”

    画好，牛大扁担一句话没说，拿起画就走了。走到大街上，却又兴奋起来。见了熟人，把画拿出来让人家看。说：“这画一文钱没掏，箫亮飞乖乖给我画的！”

    有个懂画的人细细地看了两眼，笑起来：“你这个人，被人骂了还高兴得像捡了个元宝似的！”牛大扁担低头看画，画面上，除了一朵菊花、一朵梅花，就是那竿墨竹了，再无别的东西，哪里骂了自己？他不禁露出一脸的茫然。

    那人指着画说：“最上边的那朵梅花是往下覆开的，墨竹画在了菊花的下边，一是嘲笑你的下作，二是说你这样下去终究是会倒霉的！”

    牛大扁担脸上一红一红的，他默默地将画收了起来，低着头往巷子的深处走去。

（有删改）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