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美

施蛰存

    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这种诗我看过，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维诺格拉陀夫在《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艺作品中，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文字，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其本来相距很远的意义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朦胧诗”的作者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

    悲剧和喜剧这一对范畴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中一向就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悲剧和喜剧都属于戏剧，在分谈悲剧与喜剧之前，应先谈一下戏剧总类的性质。戏剧是对人物动作情节的直接摹仿，不是只当作故事来叙述，而是用活人为媒介，当着观众直接扮演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也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都爱看戏，不少的人都爱演戏。戏剧愈来愈蓬勃发展。黑格尔曾把戏剧放在艺术发展的顶峰。西方几个文艺鼎盛时代，例如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运动时代的德国都由戏剧来领导整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我们不禁要问：戏剧这个崇高地位是怎样得来的？

    多研究一下“儿戏”，就可以了解关于戏剧的许多道理。首先是儿童从游戏中得到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之中就带有美感。马克思论劳动，也说过美感就是人使各种本质力量能发挥作用的乐趣。因此，不能否定文艺（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要惩罚囚犯，把他放在监狱里还戴上手铐脚镣，就是逼他不能自由动弹而受苦，所以囚犯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放风”的时刻。戏剧是一个最好的“放风”渠道，因为其它艺术都有所偏，偏于视或偏于听，偏于时间或偏于空间，偏于静态或偏于动态，而戏剧却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以活人演活事，使全身力量都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且置身广大群众中，可以有同忧同乐的社会感。所以，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为戏剧，都可以产生这种内容最复杂也最丰富的美感。

    不过悲喜毕竟有所不同，类于悲剧的喜感，西方历来都以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的悲剧净化论为根据来进行争辩或补充。依亚理斯多德的看法，悲剧应有由福转祸的结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理想的悲剧主角应该是“和我们自己类似的”好人，为着小过失而遭到大祸，不是罪有应得，也不是完全无过错，这样才既能引起恐惧和哀怜，又不至使我们的正义感受到很大的打击。恐惧和哀怜这两种悲剧情感本来都是不健康的，悲剧激起它们，就导致它们的“净化”或“发散”，因为像脓包一样，把它戳穿，让它发散掉，就减轻它的毒力，所以对人在心理上起健康作用。这一说就是近代心理分析源——弗洛伊德的“欲望升华”或“发散治疗”说的滥觞。他认为，人心深处有些原始欲望和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不相容，被压抑到下意识里形成“情意综”，作为许多精神病例的病根。但是这种原始欲望也可采取化装的形式，例如神话、梦、幻想和文艺作品往往就是原始欲望的化装表现。弗洛伊德从这种观点出发，对西方神话、史诗、悲剧乃至近代一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心理分析来证明文艺是“原始欲望的升华”。这一说貌似离奇，但其中是否包含有合理因素，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他的观点在现代西方还有很大的影响。

（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有删改）

    道德与文化确实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短板，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之一。我们一直有敬畏老天的传统。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现在，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

    如果说历史的坐标是纵坐标，那么世界的坐标就是横坐标。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都有巨大的贫民窟。因为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海南不少发了土地财的郊区农民，很快就挥霍一空，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为广大农民工留一条谋生的后路，这种安排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事实上，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日本、韩国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它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它们的“农村”，自己当好“城里人”就行了。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这样，它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

（摘编自韩少功《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父亲的东篱

李汉荣

    ①我一次次钻进《诗经》里，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绿化、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吸氧，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揣上满袖子清凉月光，从唐朝带回家里，在沉闷办公室里，也放上一点清凉和皎洁，用以清火消毒，解闷提神，修身养性。

    ②这些年，也许年龄渐长的原因，“拜访”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动不动就转身出走，去渊明兄那儿，在东篱下，深巷里阡陌上，桑树颠，有时就在他的南山，靠着一块石头坐下，久久坐着，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把我很深地藏起来，藏在时光之外。

    ③我以为这就不错了，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

    ④直到2001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明白：我的以上孤芳自赏、不无优越感的做法和想法，只是我的自恋，带着几分小资情调和审美移情的自恋，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放大成了竟然关乎诗史、文脉、乡愁的延续了。

    ⑤为什么是在那天，我才突然明白这些呢？

    ⑥那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李家营，立夏刚过天朗气清，小风拂衣，温润暖和，我沿麦田里的阡陌，横横竖竖走了一阵，其实，若是直走，一会儿就到家，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所以，横的、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横一下，竖一下，就在田野里写了好几个“正”字因为我的父亲名叫正德。然后，我就到了家。

    ⑦走进老屋院子，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他用竹条、青冈木条、杨柳树枝，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菜园里种着莴笋白菜、茄子、包菜、芹菜，一行行的葱和蒜苗，荠菜算是乡土野菜，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像是在正经话题里，顺便引用几句有情趣有哲理的民间谚语。指甲花、车前草薄荷、麦冬、菊、扫帚秧等花草，也都笑盈盈站在或坐在篱笆附近，逗着一些蛾子、虫子蝴蝶玩耍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就等一场雨后，天一放晴，它们就开始吹奏。

    ⑧“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但是，此刻，在这里，在人境，结庐的，不是别的哪位诗人，是我父亲是我种庄稼的父亲，是我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但是，实实在在，我的不读诗的父亲，在这人境里，在菜园里，仔细编织着篱笆，编织着他的内心，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我的不读诗的父亲，他安静地在人境里，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

    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此时正值初夏还不是采菊的时候，菊，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都刚刚从春困中醒来不久，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抚摸过和问候过，父亲还在它们的脚下轻轻松了土，培了土，以便它们随时起脚，在农历的雨水里呼喊和奔跑。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夏季闷热的雾散去，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向南望去，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正朝他走来，那是巴山，我们世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

    ⑩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不识字的父亲，正是他在维护陶渊明的“东篱”。

    ⑪而我呢？

    ⑫我读着山水之诗，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

    ⑬我写着故园之词，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

    ⑭我吟着东篱之句，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

    ⑮于是，在那天下午，我无比真诚地感激和赞美了我的父亲。

    ⑯是的，是的，我那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他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但是，正是我的父亲，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父亲们，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东篱”，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

（有删改）

家山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龚自珍）

    ——题记

    ①年轻时，我喜欢独自哼唱苏联名歌《喀秋莎》。只要“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溜出嘴边，一种轻纱薄雾般的温馨感，便导引我返回医巫闾山脚下的故乡。其实，故乡影像，在我少年时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一切兰因絮果毕落于苍茫之中，只觉得家就是山，山就是家。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闾山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当然最好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大地饱绽着新鲜，充满了泼辣的生机。

    ②我第一次亲近闾山，恰逢梨花开得正闹的时节。山坡上，原野里，到处泛滥着浩荡的春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乘坐马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林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仿佛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浮荡在我们的头顶上。几十年间，这个景象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之窗上，只要闭上眼睛，它便立刻浮现出来，特别是当我听到那首名歌《喀秋莎》的时候。

③盛夏的一天，我同三位文友聚坐在北京地坛的一间小亭子里。一番豪雨过去，松林里的空气格外清鲜、凉爽。大家谈论的话题是退休后到哪里觅个合意的住所。一位说，老家烟台最为理想，碧树隐红楼，一枕清幽 ， 春季繁花簇簇，夏天浓荫翳日，冬日又比较暖和。另一位来自云贵高原，他的首选是春城昆明。在北京闯荡了二十多年的小魏说，他想在地坛附近赁屋小住，风晨月夕，伴着虫吟鸟唱，到地坛信步闲游。他的这种想法马上遭到了质疑，大家都说他是受了史铁生的影响。地坛是史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几乎灌注了他全部的情感，可别人未必受得住那份苍凉与寂寞。大家谈笑风生，颇有孔门四子“各言尔志”的意趣。当三人把目光转向我时，我说，我要回闾山老家。

    ④我出生在闾山脚下。父亲望子成龙，希望我有所作为，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六岁进私塾，校歌头两句就是“闾左辽西我校在，钟灵毓秀作英才”。及长，读到《湛然居士文集》，发现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在他七百多首的诗作中，忆及闾山的竟有二十来首。原来，耶律楚材生在北京，祖籍却在闾山西麓，那里也是他父亲及两个哥哥的庐墓所在。十几岁时，他曾回到闾山读了几年书。后来辅佐元太祖万里西征，而闾山旧隐仍然时萦梦寐，有诗可证：“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回到大都之后，日理万机，但家山依然刻刻在念。他向往着回归退隐：“何时致政闾山去，三径依然松菊寒。”只是，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直到五十四岁生命终结之时，他还在宵衣旰食，勤劳王室。这些颇像当年的卧龙先生，他出山辅佐刘备时嘱托自己的弟弟：“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谁知命运之神搬了个道岔，出师未捷身先死，星陨秋风五丈原。生命在卧龙身上停止时，正好也是五十四岁。

    ⑤早在先秦典籍《周礼》中，即有关于全国名山“五岳五镇”的记载，五镇之一即为东北医巫闾。“医巫闾”系东胡语音译，意为“大山”。闾山在东北“三大名山”中尤负盛誉，风景绝佳，历代文人骚客登临寄兴，抒写情怀，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较之于水，山更切近禅关，远于人境，望之辄有潇洒出尘之想。而此间瘦劲的奇松，幽峭的危岩，以及丰富的神话传说，饶有一种清寒入骨的丰神和超然绝俗的意蕴。

⑥闾山自东北逶迤西南，绵延百里。其地为塞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文化同汉族文化交融互汇的结合带。如果说，“整个内蒙古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 那么，闾山一线则是他们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大课堂。辽朝以来，此间文风夙盛，耶律倍和他的八世孙耶律楚材先后在闾山佳胜处建立了读书堂，殿宇岿然，书香袅绕，千载以还，旧貌一直保持完好。

    ⑦闾山内外，碑碣如林，题刻触目可见，仅北镇庙即有五十六座诗文碑，其中，元代的达十二座。过去这一带私塾多，读书人多，藏书家多。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仍很发达，学书作画蔚然成风。山里民风淳朴，较少世故，只是由于过分质直、认真，有时不免透出几分呆气。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趣话，有个过路人向一位老者问询：“到大观音阁还得走多长时间？”老者瞪目不答。问路人以为遇见个聋子，便顾自向前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几步，便听老者在后面招呼：“回来，我告诉你，再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那人怪他开始时何以不说，他说：“当时我不知道你的步子有多大。”逗得问路人噗嗤笑了。

    ⑧不到闾山，已经十几年了。这次旧游重到，感觉风物依然。在商品大潮滚滚滔滔、无远弗届的今天，山上山下仍是清幽雅静，整洁一新，没有看到其他名山胜境常见的香烟缭绕、市声鼎沸的景象，置身其间，确有一种回归自然、陶然忘机的感觉。东道主嫌游人稀少，希望我能帮助向外宣扬一下。我说，天生丽质少人识，未必就是坏事。假如它也像有些地方那样，仕女如云，摩肩接踵，恐怕这块心灵的憩园也就化为乌有了。

    ⑨最后应该说明，耶律倍的读书堂，这次我并没有蹑履亲登，因为它高踞于闾山绝顶，实在太险峻了。像这类需要仰头方可逼视的事物，毕竟总觉得离平常心太远，因此，不去攀援也好。

(取材于王充闾的同名散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屡提及并不断丰富的一个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关键原则和方向。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还需要解决很多矛盾和难题。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