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媒体上涌现出《汉字英雄》《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观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佶屈聱牙的疑难词句，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含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自2017年11月30日光明网，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艺术电影为何难以赢得大众市场

——从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说起

桂琳

    ①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在2019年新年之际上映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它的探索是令人尊敬的，电影中的诸多艺术特质也值得电影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片最大的问题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走入大众市场的艺术电影，其制作定位和营销定位上都出现了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它的争论也带来一种讨论的契机：什么样的艺术电影可能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艺术电影又如何走向市场。

    ②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由于缺乏可识别的明星与熟悉的类型，就必然利用作者论的概念来整合文本。而在艺术电影文本中，作者代码的凸现正是通过对古典规范的违背，并从古典规范中偏离出来，比如一个不正常的角度，一个被强调的剪接，一种被禁止的摄影机运动，一种不真实的布光或场景变换等等。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十分符合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的分析，而《地球》对前作中的“荡麦长镜头”进行了强调与扩展，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继续探索。

    ③但《地球》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对票房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这种需求，不仅加入了明星，还试图将类型元素融入影片之中，想借助黑色电影的类型惯例让《地球》具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④类型+艺术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借鉴哪种类型，如何将类型引入艺术电影，与导演对类型应用的理念有关。艺术+类型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艺术电影借助类型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类型在这一组合中充当一种工具和靶子，导演借助类型程式来凸现自己对传统和成规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将类型程式放在显性层面，突出类型的魅力，而将导演个人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放在相对隐性的层面。

    ⑤从《地球》来看，首先，影片对黑色电影类型的借鉴与毕赣个人的诗性电影追求之间就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黑色电影类型元素的强行加入并没有给影片整体助力，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更谈不上电影借类型来完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其次，《地球》对黑色电影类型本身的类型元素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它无法像《白日焰火》那样将黑色电影本身的类型魅力发挥出来。《地球》说到底还是一部艺术电影，黑色电影类型的加入其实还给它的艺术性做了减分，它也不可能借助类型成功地走入大众市场。

    ⑥老到的营销方略能激发类型预期，一旦营销已经告诉观众去期待一个他们最喜爱的形式，那么就必须履行诺言。从《地球》的营销策略来看，正是犯了电影营销的大忌。选择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广告词上又强调了《地球》与浪漫爱情片的类型十分接近，而影片实际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即使从类型上去划分，这部电影所借鉴的黑色电影与浪漫爱情片也根本是两个类型。黑色电影本身是带有批判意味的一种类型，《地球》在营销上却突出了浪漫与甜蜜，这种营销定位必然带来后面的口碑恶果。同时，如果观众没有一定的艺术电影素养并对毕赣前作比较熟悉，《地球》艺术创新部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并感觉上当受骗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完全不应该苛责观众。

    ⑦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本身应该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影，这些电影的营销策略和目标受众也是不同的。以美国电影市场为例，好莱坞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等级：第一是大片，作为主流制作处于第一级，这些电影的平均预算达到一亿美元，其中1/3预算用于市场运作，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计的；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其中有主流的一线明星，而且影片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力，这些电影的预算平均为4000万美元；第三级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通常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是为特定的市场生产的小众电影。

    ⑧以这一分类为参照，《地球》应该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电影，它的电影预算和其电影预期收入也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它不仅应该在制作预算上有所克制，在营销上更应该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质，营销方案围绕艺术电影的核心受众来展开，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一次所谓断崖式的口碑现象了。

    ⑨围绕着《地球》的这场争论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艺术电影导演需要考虑自己的每一部电影定位到底是什么，如何制作和营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而电影市场的成熟，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分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这样有才华的艺术电影导演走得更好更远。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草堂诗余》是南宋何士信编辑的一部词选集，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花间集》是后蜀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经典作品。明代词选的编纂与这两部词选集关系密切，以此为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词选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明前期《草堂诗余》不大被人们重视，词学发展与其关系不大。明中期词选的编纂很是热闹，人们唯《草堂诗余》是尊，对《草堂诗余》奉若典范，或奉其为填词之法式，或视之为“宋人风致”“宋词精绝者”“古之佳制”。明代后期，《草堂诗余》所呈现出的柔艳婉约之风，与明人的审美理想相契合，使之在明代后期伴随着心学思潮、文学复古思潮，在词选编纂史上成为靓丽风景；而《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中的词在某些方面同调，再加上明代后期复古思潮的进一步深入，它也成追摹范本。明末选家从《草堂诗余》《花间集》中突围，打破了婉约词独占天下的局面，选词范围有所扩大，形成了婉约词，豪放词并重的局面。

①第一阶段：明前期“草”色凋零，不为所重。

②第二阶段：明中期{#blank#}1{#/blank#}。

③第三阶段：明后期{#blank#}2{#/blank#}。

④第四阶段：明末期{#blank#}3{#/blank#}。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 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