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长春观

    长春观距安阳市约25公里，位于安阳西南的白玉山间。白玉山并不算高，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其势如玉龙盘绕，呈太师椅形。长春观整个道观就建在半山腰中，它坐西朝东，依山而建，顺坡而行。盘古顶在后，左龙山，右龙洞，拱卫左右，洹河从眼前盘桓而过。整个道观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点缀于山光水色之间。此地冬有松柏，夏有禾苗，一年四季常青，故名长春观。

    据资料查证，长春观建于唐代，是我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长春观最繁盛时期在唐朝，史书记载，当时有个烟霞大师十分了得，他在此主持时，香火很旺。他懂医学，经常为百姓看病，被当地百姓誉为神医道人；他识天象，精通农业，根据气象推测确定该种植什么庄稼，凡经他推荐种植的农作物没有不丰收的。

和长春观有关系的名人很多，赵匡胤就是一个。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香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于赵匡胤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里，后得赵匡胤护送得以还乡。这就是著名的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据传故事中的道观就是长春观。

    长春观总体规划长约1500米，隐含“长久长寿”九进院落，通过层层的阶梯和两道让人放下烦恼的108步台阶，使长春观直达云霄。

据资料介绍，昔日的长春观建有转花楼、老君洞、玉皇殿、佛祖殿、关帝殿、菩萨庙和鲁班庙等，规模宏大。只可惜大部分建筑历经千年岁月的侵蚀，早已荡然无存了。目前的转花楼等一些建筑多数是附近村民在原来遗址的基础上，于1987年自发修建的。重建的转花楼基部全部用汉白玉砌成，檐柱回廊仅用36根木柱撑托，十八间转花楼供奉着女娲、黄帝、轩辕及传说中的神仙像。阁内泥塑造型奇特，蜡像酷似真人，木雕形态逼真，壁画色彩艳丽。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别具匠心。各殿均有楹联，或劝世讽今，或寄意深远，或直抒胸臆，让人在欣赏古代建筑、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味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乃点睛妙笔。长春观的老君洞，因供奉的是道家鼻祖李耳而得名。该洞建在转花楼的下面，上楼下洞，连成一体。该洞为石券洞，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河南古建筑之一，高7米，阔6.3米，进深18.7米，全用1米厚的汉白玉条石砌成，无梁无柱，极为罕见。当地百姓这样形容：“这座房是好房，一没柱，二没梁，山沟出了巧匠人，窗户留在门头上。”洞内供奉的道教创始人李耳，巍然端坐，而其两侧的对联颇让人玩味：“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

    人说长春观还有三宝：玉石、中草药和玉泉水。

    先说玉石。长春观地处三山的怀抱之中，而周围的山多由汉白玉和墨玉等许多名贵石头构成。每当太阳东升，周围的石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衬托得道观更加雄伟壮观。再说中草药。长春观四周的山石间生长着地骨皮、五加皮、三七等近300种中药材，可以医治许多疑难杂症。

我们重点谈谈玉泉水。此地的玉泉井，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宝泉、神井，附近村民有个头疼脑热，小病小灾的，只要来此饮些井水，病症立马减轻。玉泉井位于海拔267米的半山腰中，井深3.7米，始建于唐，历代皆用。该井地处深山，污染小，又含有锶、钙、镁等人体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恰是肠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克星。只是医病者一定要有耐心，不是一瓢见效，而要长期饮之。

    由此看来，安阳长春观真可谓“灵山圣水之宝地”。

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

曹文轩

    当限制在一定结构中所进行的有条理、有层次、有主次等各种关系的理论建设完成后，我们可以说：“这，便是一个体系。”“限制在一定的结构中”这几个字很重要，它意味着理论的完整性和观念之间的互涉性。不管有多少观念，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体内。结构可能是显性的，从理论展开的格式上就可以看出；也可能是隐性的，即表面上看来，这些理论是松散的，随便慨叹的，但在这些理论的深处沉着一种将它们勾结在一起的结构，使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观念也不能脱离和游弋于它的引力之外。

    当我们说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为完美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必定是在一定的结构之中的，或者说它是暗含着一种结构的。这个事物只要一失去联系，逸出结构之外，这个结构对它无约束能力，这个事物便不再是完美的。

    体系者只有一个出发点（同时只有一个中心点，或一个终点）。由于庞大的理论是建设在一个点上的，那么在众多的观念中，则必然存在着母子关系（即若干观念是由于一个根本观念生殖出来的）。而非体系者没有用心去寻找一个点，而是分别在若干个点上进行理论阐述，结果是：观念众多，但观念之间多为并列关系。

    体系者与非体系者，在知识的占有、领会、掌握和生发上，处于两个等级。前者的知识已形成了一条线，而后者的知识只有无数个不接壤的点，虽然这些点也有许多是闪光的。当点未转化成线时，就意味着那个人在知识方面还很稚弱和生疏。有一两个闪光点，这并不难，难的是有一条线——一条结实而又飘逸灵活的线。但许多人发昏，常去贬低线者，而颂扬点者：“哦，思想家！”殊不知点与线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人们被星星点点的格言迷乱了。那些只有星星点点思想的思想家们甚至在短期内被人认为是超出创造着体系的思想家们之上的。

    把若干观点放在逻辑关系的制约下，体系者的理论有着可贵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严密性。而非体系者由于观点之间缺乏派生、推演、呼应等关系，往往矛盾百出，到处可见漏洞。黑格尔等的体系一丝不苟、密不透风，自然无懈可击。他们的体系也许是反动的，但就体系本身而言，我们不可指望能以用它的矛戳它的盾的路数将其击毁。数学般的演绎，杜绝了这种可能性。体系的粉碎，不可能来自内部，而只能来自另一个体系。非体系者则必然常常陷于以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的尴尬处境之中，他们被粉碎，只需自己的力量就足矣。

    体系的创造，并非都是自觉的。但一个思想完美者在进行学说的创造时，总会自然生发出体系，甚至连那些反体系的人都生发出了体系，如尼采。

    没有创造体系的人，是不可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位置的。他们曾经因为创造过一些颇有智慧的格言，一些大胆得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一些切中时弊的观点，一些很让人过瘾的俏皮话，也在短暂的时间中被人们注意过，但终因他们只是只言片语的玩闹，使人们对他们失去了耐心，或因人们终于觉察到他们在学识上与体系者不可匹敌，而被遗忘了。而那些创造了体系的思想家们、美学家们，却因为他们完整庄严的学说，被人们记住了。

    体系有助于人类思维的严格训练。人类的一般思维有着种种毛病：浮光掠影、混乱、含糊、自相矛盾……因此，一般思维少有成效。创造了伟大思想和有伟大发现的人们，是在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之后出现的。体系正是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

（节选自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改动。）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前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

    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变得新奇自由，而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由乡音、乡俗和家乡故事传说而编织起来的童年记忆，往往在人们心中孕育出“底色的乡愁”并镌刻在人的一生中。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反映着民族友好、；j土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有对孔子、屈原、诸葛亮等人物的思想品格认同，对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等故事类型用各自的方式接受并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群众，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如今，中国民间文学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被外来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长此以往，孩子们对中国民间文学逐渐陌生以致淡忘。

    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曰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要的是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比如，以中国民间文学资源为素材，开发原创游戏产品,让中国民间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化消费领.域。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就是很好的尝试。通过对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等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让故事里的经典形象重新立起来，让传统民间故事得到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间文学的传承多是口口相传，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等吸纳了西方的神话资源，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在日本,《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也都取材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作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与现代社会有所脱节，有时即便用很精彩的方式讲述出来，现代人可能也不接受。对此，我们不必强求。最重要的不是记住那些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所承载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传承好、传播好。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