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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广东省揭阳市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而设计出的“夜光自行车道”,路面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 B、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因为它们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且这两种价值交相映衬,相得益彰。 C、“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与传统观念里的钢筋水泥风格格格不入,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人的“诗意的栖居”。 D、“技术的诗意”,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它并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技术和艺术分别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以一实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B、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钟世镇院士在标本制作方法上大胆创新,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恐惧顿失,兴趣盎然。 C、“技术的诗意”凝聚着尊重规律、以道驭术的“真”,凝聚着简约利物、惠而不费的“善”,凝聚着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美”。 D、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的原因并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B、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还应该有“诗性思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唯宽大是从,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C、一切技术创新理应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多些“技术的诗意”,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D、立足于“人的尺度”的科技之美,是愉悦源泉,也是巨大竞争力,这种美可观可触可感,会使“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早日实现。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自媒体时代下的电影美学嬗变

罗静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自主、自我、自由为典型特征的自媒体以感性、个性、散乱等方式,来实现对信息的传播。自媒体一方面蕴含着提升主体信息传播主动性等功能,另一方面却隐藏着缺乏传播统一性、客观性等方面的缺陷,导致自媒体环境下的部分信息存在价值错位、审美异化等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涌现出的“微电影”可谓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典型代表。它不仅诠释了自媒体时代的内涵,而且代表了现代电影美学的嬗变,成为时代发展的又一“符号”,相较于传统的电影制作而言,微电影具有与之相区别的审美与价值定位。其以“青年化”“生活化”“民间化”等为创作品质,获得了社会广大受众的认可,展现出了独特的生命力。

   所谓“微电影”,是指在自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下,一种以“微小投入、微小制作、微小剧情、微小记录”为内容特征,以精致、简短、简约为表现特征的电影。微电影实现了电影从传统精英制作模式向草根“拍客”的转变,从普通事实记录向剧情创作的转变,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电影制作,但又脱离于普通拍摄记录的影视作品。实践中,不同视角下的微电影具有不同的分类,按照创作的层级不同,可将其分为自由创作型、企业定制型和专业制作型。其中,自由创作型系个人情感意志的自由表达,不带有任何商业目的,主要依靠个体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企业定制型则是由企业投资进行制作,内容倾向于广告化、商业化;专业制作型是由专门的影视公司进行制作,以商业化为创作取向。

   从当下微电影所反映的内在审美取向来看,大多数微电影题材来源于现实,“再现”于现实,能够让广大受众置身于剧中,具有纪实性与真实性,系一种纪实的美学。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通过各种电影特技来塑造美、抽象美的传统的蒙太奇流派。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微电影在取材源于现实、“照顾”现实的同时,也渗透许多非纪实手法进行拍摄,具有制作的技术性与修饰性,如运用再现场景的拍摄手法,同传统的电视纪录片相区别。

   当我们在对微电影进行审美鉴赏时,需要从审美真实与本质真实的角度去进行理解,即应该从微电影剧情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问题、社会现象等方面进行审美解读,否则便偏离了剧情所反映的审美内涵与审美意义。例如,微电影《京杭运河行》中,从剧中最为典型的“桥和船”画面,衔接到一段段的历史和今天的画卷,从小处展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宏大,摆脱了传统“宏观选题”的叙事背景。对此,我们在对剧中所透露的美进行解构时,不能仅就剧中画面进行美的欣赏,应该将其上升到整个京杭大运河宏大的背景中,从大的视角进行解读和欣赏。

   可见,以“微电影”为典型的现代电影,在传承蒙太奇流派的审美构造时,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倾向于纪实主义的审美构造。该种审美构造或许可以说是奇观化、平庸化,但不能脱离其内在的真实性,从而使得广大受众感同身受,以塑造其内在的美。

【注】蒙太奇:指剪接组合镜头,以形成完整的电影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创作动机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边城》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评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其实,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生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评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素。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素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美的一面。

    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纯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

(节选自《名作欣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文化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娱乐至上”的文化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警惕文化泛娱乐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文化泛娱乐化,简单地说就是娱乐价值被推至文化的一切领域,是否有娱乐性、能否取乐成为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法则。在“娱乐至上”的价值追逐中,历史可以被戏说,经典可以被篡改,崇高可以被解构,英雄可以被调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杜甫很忙”、“李白很酷”等名人恶搞事件,各类选秀、真人秀的强力圈粉,都是文化泛娱乐化的表现。追求上座率、获得收视率、博取点击率是文化泛娱乐化背后的动力,受众心理上图消遣、求轻松、避思考的倾向是文化泛娱乐化赢得市场的重要原因。文化泛娱乐化以消费、技术、快感、世俗等因素的融合消解文化的深度与厚度,当众多严肃的新闻、正统的历史、经典的叙事以“娱乐”包装的形式呈现时,其负面作用不可小觑。

    文化泛娱乐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侵蚀。首先,文化泛娱乐化在戏说、调侃、恶搞中解构宏大叙事,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动摇了对“我们是谁”的认知。其次,民族历史记忆具有唤醒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功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文化泛娱乐化将娱乐价值置于历史价值之上,为了娱乐可以随意篡改、编造历史,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模糊了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追寻。最后,文化泛娱乐化背后充斥的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弱化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引领。

    面对文化泛娱乐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既要求文化生产者主动担当,又要求文化消费者能动省思。文化生产者要努力挖掘时代元素,让自己的文化产品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与未来发展趋势对话,传播好真善美。文化消费者始终坚持追求文化精品的品位,对戏说历史、解构崇高、调侃英雄坚决说不,这样文化泛娱乐化就会失去生长空间。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警惕文化泛娱乐化侵蚀精神家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词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②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体有一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③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④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祯直承了司空图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认为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⑤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显然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为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作品的情感诉求和思想意蕴,大多是通过这些物象或由这些物象所构造的意境完成的。它们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情、涵养人格、砥砺人生的重要参照物,古人因而大多喜欢与这些自然事物为邻,甚至视其为至亲家人。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他的另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也很有名。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这些自然事物中,松、竹、梅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品质和德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自然属性,同时也因为赋予其意义的古人自身,也存在与之对应的文化和人格诉求。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就人格构成而言,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远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这些自然事物就进入了精神文化系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意象和组成部分。这种对象化了的自然事物,又因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往往是通过审美的艺术创造完成的,因而又与中国人的审美旨趣有关。

    中国人春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

(编自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人民日报》2018年10月03日08版)

阅读文本,完成各题。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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