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文化心态

王锟

    ①美籍华裔学者吴森说过，中国文化的心态是“关怀”（concern）的，西方文化的心态是“探究”（wonder）的。借其名词引申之，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关怀型哲学，而西方哲学则是探究型哲学。

    ②从认识论看，关怀哲学的心态是互为主客。所谓互为主客，即作为关怀者的主体与作为被关怀者的客体，在关怀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对立二分，主体不把客体永远当作客体，有时它会把客体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或者主体把自己当作与客体那样的客体。而且，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决不是袖手旁观的。如吴森指出的，在关怀的意识里，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甚至是相依为命的。关怀者所关怀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关怀者自身，而往往扩至于和被关怀者有关系的一切，有点“爱屋及乌”的心理。简言之，关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客体，而是环绕客体（指被关怀者）的整个相关的世界。故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关联性，重视情境体验和直觉感通，具有实践、忧世和珍视传统的心理。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以“情”为中心。相对照，探究哲学的心态是主客对立二分。所谓对立二分，即作为认知者的主体与作为被认知者的客体，在认知过程的界限内，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客体，不能互换混淆。而且，客体被看作为居于主体之外并与主体有一段距离的“它者”。正是这段距离，招引主体去探究客体。在认知过程中，作为“它者”的客体是主体意识的全部对象，而“它（客体）是什么？”是主体探求的唯一问题，至于它的美丑、对主体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世道人心等等，主体可一概不问。只要客观解答“它（客体）是什么？”认识过程就结束，该客体不再为探究的对象，主体遂转向新的客体进行探究。故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客观性、清晰性、确定性，重视观察分析及定义、概念的思考，具有好奇、试新和向未知领域探险的心理。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以“理”为中心。

    ③从宇宙观看，关怀哲学眼中的世界只有一个。与主客交互的认识论相关，中国哲学主张人与万物一体。即世界是由诸多因素和分子组成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在宇宙的情境中，宇宙在人的关照里。一方面，人是宇宙情境的一部分，其根植于宇宙生命的大洪流中以承接生命，拓展生命，完成生命。另一方面，宇宙在人的生命拓展中，在人的关怀赞助中得以生生不息。故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世界只有一个。相对照，探究哲学眼中的世界是两个。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相关，西方哲学既有一个主体思维中的世界（它是由抽象概念和公式所组成的纯形式世界），又有一个客体组成的世界（它是外在客观的实体对象所组成的物理世界）。主体思维世界与客体物理世界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在基督教便是上帝之城与人世之城的对立。在近代哲学便是思维世界与广延空间之对立；在现代科学哲学则有抽象理论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对立。诸如此类，这都是由探究心态演绎而来的两个世界。而且，此对立世界依关系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为强调主体世界第一位的唯心论与强调客体物质世界第一位的唯物论，以及强调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耦合对应的新实在论，这都源于两个世界的宇宙观。

    ④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关怀哲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只有在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的关联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探究哲学则多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实现自己，而成为自己、实现自己，不仅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无关，而且还要摆脱来自亲人、家庭、他人和社会的干预。故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性，是探究哲学的人生观。

（节选自2013年06月17日《光明日报》）

    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其中以唐宋乡官职役化为分界彼此消长，这种独特的乡村治理方式甚至对乡村的近代化过程也产生了诸多影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被学界概称为“唐宋之变”。在乡村治理上，这种转变就表现为：其一，乡官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的身份是民而不是官，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固定的办公衙门和俸禄，上为士大夫鄙视，受上级盘剥，下又徘徊于是否侵渔乡里之间，这种两难困境在后世乡村管理中变成常态；其二，自治组织在唐宋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国家通过乡绅、信仰、乡约、宗族等各种形式和力量对乡村实行间接控制在唐宋之际渐渐成为现实或者完成了制度准备。

    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传统国家以最小成本维持社会运转的必然。自郡县制建立以来，帝国人口不断增加，县级区划的数目却维持了相对稳定。以农业税为收入主体的传统国家不可能负担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因此，各朝代不得不以最低行政配置来应对扩大的人口，政府效率下降，基层行政职能缩减，县以下交给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与此同时，乡村治理的难度却在增加。中唐以后从两税法开始了征税原则由“税丁”向“税产”的转变，财产的隐匿比起人丁的隐匿更难发现，乡村催征赋税参与管理的乡役人数和工作量大增。地方政府职役人数、工作量的变化，同时其地位愈来愈低，从秦汉时期的有望跻身卿相，到明清时期的被视为“至因至贱”之役。这些问题导致乡官职役化、政府乡村管理虚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强干弱枝”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会基础不稳、治乱频仍的一个原因。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目的本是以最小成本来控制基层、获取赋税，实际上却令中央王朝取得税收的效率进一步降低。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令基层社会更易于“军事化”，乡族控制的民团、乡兵既可帮助维持地方治安，也可能带来械斗民乱。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乡村职役地位低下的同时又权力大、责任大，赋税征收不足时还需要自己赔补，极易为了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或上司、自身的贪污要求而徇私舞弊、危害乡里，宗族、乡绅则往往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同时，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宗族等各类乡村自治组织，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总之，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

（摘编自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动物游戏之谜

周立明

    近二十年来，动物的游戏行为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成为行为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领域。争议的焦点是，动物为什么要进行游戏。

    生物世界有一条普遍规律，就是尽可能节省能量。那么，动物为什么要消耗大量能量来进行这种没有明确目的的游戏呢？对此，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

    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妮·古多尔发现，幼小的黑猩猩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用手掌舀一点水，用牙齿嚼烂树叶，来汲取手掌中的水。而成年黑猩猩在干旱的季节，则用嚼烂的树叶汲取树洞中的水解渴。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例如河马喜欢玩从水下吹起浮在水面上的树叶的游戏，渡鸦喜欢玩从雪坡上滑梯的游戏等。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一“学习 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在卡纳里群岛上研究黑猩猩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他们就会用棍子去做出各种游戏行为：会用棍子互相赶来赶去，像人们赶鸭子似的；也会用棍子去取挂着的食物。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游戏成为幼小动物和成年动物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美国爱达荷大学的约翰·贝叶和加拿大动物学家保尔·赖特认为，游戏不仅是学习，而且是“锻炼”，贝叶注意到，西伯利亚源羊的游戏带有明显的锻炼倾向：它们选择在坎坷的斜坡上奔跑追逐，在陡峭的悬崖上跳跃，好像在锻炼它们逃避敌害的能力。赖特发现，哈得逊湾的北极熊在冬季要花很大力气去捕捉海豹、鱼，类；到了夏季，北极熊转移到陆上生活，不必为猎食整天奔波。吃饱喝足，就进行各种游戏，如摔跤、奔跑等。夏季游戏好像体育运动，使北极熊在食物丰富的季节保持了身体的灵活和力量，这对冬季捕食大有好处。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锻炼说”来补充“学习说”。

    这几种假说，哪一种更有道理？研究者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目前这些假说都难以圓满解释的问题是，动物在游戏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智能潜力、自我克制能力、 创造性、想象力、狡猾、计谋、丰富多彩的通信方式等，都远远超出人们对它们的估计。游戏行为有点儿像体育运动，有点儿像演戏，既无目的，又无结果，即兴发生，没有一定模式，没有不变的规则，令人捉摸不透。因而要解开动物游戏的所有秘密，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