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象征

宗白华

    诗人艺术家在这人世间，可具有两种态度：醉和醒。醒者张目人间，寄情世外，拿极客观的胸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他的心像一面镜子，照射到街市沟渠里面的污秽，却同时也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与黑暗，人心里的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并无差等。所谓“赋家之心，包容宇宙”，人情物理，体会无遗。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司马迁，都会留下“一个世界”给我们，使我们体味不尽。他们的“世界”虽是匠心的创造，却都是具有真情实理，活色生香，与自然造化一般无二。

    然而他们究竟是大诗人，诗人具有别才别趣，尤贵具有别眼。包容宇宙的“赋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个“诗心”所照临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十分客观，十分真实，十分清醒，终究蒙上了一层诗心的温情和智慧的光辉，使读者走进一个较现实更清朗、更生动、更深厚的，富于启发性的世界。

    所以诗人善醒，他能透彻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实相，散布着智慧，那由深心体验所获得的晶莹的智慧。

    但诗人更要能醉，能梦。由梦由醉诗人方能暂脱世俗，深深地坠入世界人生那一层变化迷离的奥妙境地。《古诗十九首》，读之者回顾踌躇，百感交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无可表达的沉思，无可解答的疑问，令人愈体验愈深，文艺的境界已临近到宗教境界。

    这样一个因体会之深而难以言传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逻辑文体所能完全表达。醉中语有醒时道不出的妙处。所以，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手法才能传神写照。诗人于此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声调、色彩、景物，奔走笔端，推陈出新，迥异常境。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就是说艺术之境要和我们有相当的距离，迷离朦胧，构成独立自足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像的面庞极清朗秀美，但额眉眼角之间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

    中国的诗人、画家，善于体会造化自然的微妙的生机动态。徐迪功所谓“朦胧萌坼，浑沌贞粹”的境界。画家发明水墨法，是想追蹑这朦胧萌坼的“神化”妙境。这种境界是哲理的，是偏于清醒的，和古诗十九首的苍茫踌躇，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征手法，才能表达出来。

    清初叶燮在《原诗》里说得好：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得，不可径达之情，则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

    他这话，已经透澈地说出文艺上象征境界的要素，以及它的技术，即“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怳以为情”，然后运用声调、词藻、色彩，巧妙地烘染出来，使人默会于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本文有删节）

柔情之柳

徐斌

    在我国民间，柳树一直被视为降除瘟疫的象征。战国名医扁鹊用柳叶熬膏治疗疔疮脓肿，三国神医华佗用柳枝治疗骨折。世界各国的外科手术刀，也模仿柳叶形状制成，国际上统称“柳叶刀”。古典小说中南海观音的形象就是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播撒雨露，祛病消灾。

    “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树的生命力不但为人们所赞颂，而且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柳树还一直被看做是柔情的象征。“春风杨柳千万条”。漫游郊野，绿树那轻盈婆娑的风姿，展示着仪态万千、欣欣向荣的春天气息，把大千世界装扮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柳树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常选的对象，《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佳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如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在《咏柳》诗中运用拟人手法，形象地刻画出杨柳柔长的枝条、嫩绿的新叶在春风吹拂中的迷人姿态。白居易在《杨柳枝》中唱道：“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诗人把绿柳比作婀娜多情的少女，勾勒出一幅美妙的春景图。

    柳丝柔长，风吹而成缠绵难舍之状，故古人常借柳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如雍裕之的《江柳》：“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中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

    在众多植物中，杨柳抽丝发芽是较早的，因而常为敏感的诗人捕来作为报春的多情使者。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诗中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与粉红色的桃花仙映成趣，构成一幅阳春三月、生机盎然的景象。柳枝纤细苗条，柳叶瘦长微翘，这些都与美女的身材、眉毛特征相吻合，古人多以杨柳来描摹美女，“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以柳叶喻女子漂亮的眉毛，极有特点，以至于成了人们赞美女子容貌的习惯用语。

    春风杨柳美景，又是恋人们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明月作证，杨柳为媒，杨柳自然也就成了爱情的象征。如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出了一对情人约会时的甜美，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难怪婉约派词人柳永在酒醒后，发出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喟叹。

    柳絮飘忽不定，正如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因此杨柳还是古代文人笔下的闲愁象征。“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在《青玉案》中用烟草、飞絮、梅雨来状写多而不断、缠缠绵绵的闲愁，可谓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发生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说话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与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类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中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商业发展与帝制体系长期并存的现象提示，商业与帝制体系可以实现长期共生关系，商业发达实现的社会财富增殖，也可以成为帝制体系强化与延续的基础。

    商业从交换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就可能发生。交换关系常态化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从而出现商业，从事该领域活动的人就可能成为商人。因而从逻辑上说，商业是人类文明早期就可能发生的现象，并不构成与农业基础或农业文明对立的社会成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古典文明形成之前就发生了商业。中国商代与周代前期，似乎商业与商人受到政府控制，所谓“工商食官”，其程度如何，是否在官府控制之外没有民间商业与商人，尚待澄清，但商业在该时代肯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大致情况，和对外部贸易的迹象看，绝不能排除商业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可能。基于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商业、货币流通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肯定地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商人已经被列为上层贵族以下“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人群之一，不仅已经存在临淄之类较大规模的都市市场，而且各政权体系之间的贸易已经经常化、规模化，多种货币流通，并出现了陶朱公、吕不韦之类并不归属于官营资本系统的大商人。在帝制时代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即使农本原则不断被统治者强调，但商业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

    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以王制变为帝制收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由中，应该包括商业贸易发展对更大市场体系诉求的因素。因而，秦统一之后，立即推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之类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实现大空间国家控制。但此类举措，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改善了全国交通系统，为大规模物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帝制体系既便利了商业系统的发达，也需要商业实现懋迁有无，乃至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需要商业来润滑文化的整体性。这种结构性需求的力量，超过地方势力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利益而维系地方壁垒而做的努力。帝制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集中行使的权力。权力集中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大量集中的人口一般会带动城市形成。帝制时代的城镇，虽然常与行政设置、军事驻扎有关，但一旦人口聚集，便有商业兴起。所以帝制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都市的繁荣。都市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乡村，也必须依赖市场，呈现城市与乡村互补、国家与社会相需的结构关系。抵至帝制时代后期，由地方集市及远近贸易推动而至繁荣的纯粹商业性城镇比例大增，但并不独立于帝制体系之外。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有删减）

说“韵”

金开诚

    “韵”最初的含义大约是指声调的和谐。蔡邕《琴赋》中的“繁弦既抑，雅韵乃扬”，陆机《演连珠》中的“赴曲之音，洪细入韵”，用的便是这个意思。

    声调的和谐经过人的“通感”首先向两个方面蔓延生发。一个方面是指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上的和谐得体，这一般被称为神韵、风韵。但神情、气派、风度这几个词，一般说来是中性的，无褒贬之意。而神韵、风韵一般指神情、气派、风度中已经含有了某种和谐之美。另一个方面是在文学艺术中蔓延，这一般被称为气韵。如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将“气韵生动”列为“绘画六法”之首。

    不过，以上所谓的形容人的和谐用神韵、风韵，形容文学艺术的和谐用“气韵”，只是就一般而言，实际上两者混用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韵”的含义既已蔓延到形容人与艺术，就势必还要扩散到各种事情上去。“风流韵事”即其显例，而其事则必须和谐才能称为“韵”。如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就是风流韵事，有“墨皇”《兰亭集序》为证。倘若这帮人喝醉了酒争吵起来，乃至大打出手，那就既不“风流”也非“韵事”了。唐代元稹写传奇小说《会真记》，写的不算“风流韵事”，因为“始乱终弃”这件事并不和谐。等到《会真记》演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时，作品所写的就是风流韵事了。因为那事情虽有波折，终趋和谐。和谐之美是“韵”的核心含义，这是不能有太大变化的。

    “韵”虽以和谐为核心，但这和谐却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生动”就可以看出，和谐还须是动态的，具有外在的或内在的生动性。比如说时装店里使用的木制模型，套上时装不能说它不和谐，但却没有气韵；而活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却变静态为动态，具有外在的生动性，那就或多或少有些气韵了。犹如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之类，那是不穿时装也有气韵的，因为它具有内在的生动性。”韵“所指的和谐要结合生动这个特征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它首先出于声调，而声调则是流动变化的；蔓延到人，则人的神情、气派、风度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表现得充分；又蔓延到文学艺术，自然更要求生动传神。静态的书法、绘画尚且要求只有形象生动，才谈得上气韵，更何况动态的电影与电视剧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倘若毫无气韵，那便是劣作。

    第二个特征是“韵”的和谐还要使人玩味不尽，所以又生发了“韵味”这个词。在京剧行家看来，唱得有没有韵味，乃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照理说，一个演员唱戏，只要音色不怪异，又不荒腔走板，自然已达到和谐有“韵”的标准；但，事实上“韵”之外还要再加上“味”，就是说这种和谐还必须能引发审美中的联想与想象，这样才会有使人玩味不尽的魅力。只有有了“味”，才能使“韵”这个审美标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因为“韵”所指的和谐已经是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一种表现了；如果再加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味”，那就又涉及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阴阳统一了。

    总之，对“韵”的追求，不但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而且也为传统文化宝库带来了相当客观的创造性成果。有关“韵”的创作经验和思想经验是很值得借鉴的，它能使中国人的生活与创作多一点风姿韵致，少一点不文明。

（选自《艺术欣赏之旅》，有删改）

    任何文化都以时空认知为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因爆炸而生成，时间得以同时生成。这个时间，是自然时间。人类在自然时间范围内，为了标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给自己拟订一种“纪序”参照系，这就是定义时间。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日期，就是一种全球约定的定义时间。定义时间在自然时间面前只是一个微量，但它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甲子，是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定义。从1911年发现的六十甲子表甲骨来看，甲子作为一个确定的记述系统用于定义华夏时间，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然完备。天干源于纪日，地支源于一年十二个月。用日、月与地球的视运行关系来记述人类活动时间，就是甲子时间纪序的本质。甲子纪序，是先民对自然时间关系的一种客观摹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取时思想。

    关于时间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时间是理念永恒性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运动的数。伽利略指出，时间具有各向同性、均匀性和无限性。后来，爱因斯坦提出时空不是互相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四维时空连续区。至此，时间在其永恒与无限的直观视界中，与运动、空间的同一性本质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定。而研究者发现，甲子既定义了时间与运动的同一性，也定义了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同时又定义了时空一体性。细究甲子的定义内涵，其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与现代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描述非常一致。

    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不同的生存模式，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及价值选择。时间文化的形成，同样受到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路径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时间文化又会“反哺”于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在西方，时间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思想与探究的主要对象。这种对“时间是什么”的连续追问与解答，直接导致了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由此，时空与运动才成为当代科学最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引发了新一轮宇宙时空探索的科学时尚。可以说，当今科学主宰世界的文化潮流，其起点就是“时间”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把人“放大”到与天地齐一，天地的存在与人事的价值目标相互统一。这种与西方迥异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古代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由最初的外在实体逐渐转向与人相互共生的关系性存在，这培育和预设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摘编自肖世洪《甲子对时间本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