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批评走向个性化

吴琪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市场化原则和消费主义的普及，精英文化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这种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它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破除了精英文化高贵血统的一枝独秀，并赋予大众文化经验和价值的话语以合法性。大众文化并非是乌合之众享用的文化，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负载并传达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兼具商业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复合的价值因子和美学质素。作为商品生产，大众文化必须严格遵循商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伦理，物质主义遂成为大众文化无法剥离的价值诉求。而作为文化产业，大众文化又必须成为负载大众感性经验和理性意识的文化母体，进而在塑造大众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在改变时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必然引起文学话语和批评观念的变革。过去，文学一直被视为高雅文明的化身，它集真、善、美于一身。文学是文明社会的“伟大的传统”，文学以诗性话语重构生命的形式，以理性之真、情感之美和伦理之善的方式塑造国民性。现代性文学更是被赋予审美自治的权力光晕。文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生成自己的本质——文学性。文学引领人性走向美与自由的圣殿。然而，随着大众文化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文学不再拘泥于原有的领地，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大众社会的市场法则与消费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改变文学的文化地基的同时，也彻底置换了现代性的文学遗传密码。文学开始与市场联姻，与消费媾和，与爱欲狂欢。文学不只是表征领域里花团锦簇的葳蕤，它也成为娱乐世界风尘不羁的浪漫。文学既沿袭体制的命脉，传承文明的血统，又追赶时代经验的步伐，迎合大众感性的一晌贪欢。文学不再专注于纸媒的书写空间，反而同电子媒介喜结连理，分娩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新的文学样态。文学的泛化与扩容，文学审美经验的变异，最终祛除了现代性赋予文学的审美本质主义迷魅。文学曾经风华绝代，而今却洗尽铅华。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必然的命运，也是历史为人性写就的最平凡传奇。

    文学经验与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批评方法的革新。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下，文学批评不再把文学性视为文学唯一的美学质素，而是转向丰富多元的文化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将不再拘泥于审美批评的话语属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化。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倡导多元、民主、宽容与综合的批评意识，反对精英话语的美学独裁与理论独白。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要求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主义姿态介入文学的文本肌理，最大限度实现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多层面、多维度的存在状态与话语症候，由内而外地开释出文学活动中无限量的文化韵味。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并非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泛文化研究，它追求个体在文本阅读中审美同情与文化批判的辩证耦合。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同样不失为人性通往文化救赎的审美历险。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学和话语范式，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还亟待理论的深入反思和实践的不断检视。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6日）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

周国平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和互联网乎?面对屏幕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意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涵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解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的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南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土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也被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土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边的亭子内，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辞，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土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以上所说的进士、明经等科通常每年都举行考试。此外唐代还有所谓制举，这是由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据说是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无论取中进士、明经等科与否，都可以应制举。考期不固定，科目由皇帝临时决定，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等，前后达百十种。这些称为制料。唐代博学宏词科本来也是制科，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以后改为吏部选人的科目，每年举行考试。宋代制举恢复博学宏词科。

    宋代最初也以进士、明经等科取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废明明经等科，只保留进士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而改试经义，此外仍考论策（后来也间或兼考诗赋）。礼部考试合格后，再由皇帝殿试复审，然后分五甲（五等）放榜，授予官职。

（选自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删改）

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张柏春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环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自己制作的产品上，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了这些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客）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代需求。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我国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正经历增长动力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如何理解面临的形势、把握机遇、拉进改革、部署工作将影响地方和企业的未来。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我国正积极参与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着力抢占先机、弯道超车。

    这也必将预示着，中国正在由过去以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量的扩张为特点的追赶型经济，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

    （摘编自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大国蝶变：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材料二：15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主办的数字经济平台的社会价值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雅君指出，数字经济让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匹配更精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使经济形态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式发生变革，而算法推进经济进步与转型，是意义非凡的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低熵经济，将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红利。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张超文表示，数字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它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创造绿色税收，实现就业升级，带来新增就业。研究显示，数字经济每增加100个就业人口，其中72个是原有就业升级，28个为新增就业。“为什么用工荒和失业同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就业结构不对应。数字经济很好地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缓解社会矛盾。”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

    （摘编自金慧慧《专家：数字经济成我国经济转型重要突破口，红利巨大》，中国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三：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就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山西经济已经走出国境、走上转型发展之路。请问骆书记，山西确立的转型发展目标是什么？

    骆惠宁：省委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政治生态由“乱”转“治”、总体风清气正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已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鲜明地确立具体战略目标，更好引领新时代山西转型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新要求，明确了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和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三大目标，计划用5年时间打好转型发展基础，到2030年基本完成转型任务，上述发展目标是符合党中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部署精神的。

    （摘编自黄河新闻网2018年3月10日）

    材料四：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正在成为西北内陆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陕西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17年，陕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额为8943万美元，主要涉及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建材等领域。一批企业沿着“一带一路”倡议勾勒的美好蓝图走出国门。

    凭借区位优势，中国西北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展身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莉莉说，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建设“陆、空、信息、通道”多种方式无缝衔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高效便捷的立体大通道正在形成，陕西的国际化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内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马莉莉还说，随着国际开放格局的深刻变迁，中国西部内陆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通过主导产业的分工深化，嵌入全球及“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并为国家的发展方式转变做出应有贡献。

（摘编自陈晨等《“一带一路”让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更具全球视野》，新华社西安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