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

金 雅

    ①20世纪初，“美学”的学科术语和西方美学理论引入国内。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美学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性特征、科学化形态等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演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和学科理论的自觉建设。但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对西方美学盲目崇信、简单照搬、生硬套用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西方化、标签化、简单化的研究思维与评价方式亦愈演愈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美学的绍介与描述性研究，很大程度是把西方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目标，对于中国美学自身的思想学说、精神特质、学理传统等缺乏原创性的发掘、梳理、提炼，也缺乏真正吃透活用西方美学理论以切实解决中国审美现实问题的美学理论建构与审美批评实践。

    ②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识之士如叶朗提出以范畴命题统史的美学史识和审美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心的核心观点，但总体来看，国内美学界对于中国美学的民族学理及其审美精神的系统发掘和全面阐发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主要还是以个案的、局部的、描述性的研究为主，在理论基础、观照视野、思维方法、概念范畴、学说体系上都亟须摆脱西方美学的全面影响而逐步走向自觉、丰富、深化、完善，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整体创新。

    ③简单“援西入中”无法解决中国美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简单“援古入今”同样不能满足当下中国美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富有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但与伦理联系密切，以善立美，道德前臵，未形成自觉的学理建构和系统的学科话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在中西古今的交汇撞击中，传承古典美学的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接引西方美学的术语学说与学科范型，初步创造发展出以人生论美学精神为标识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涌现出以梁启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生论美学家，初步构筑引领了中国美学迈向现代进程的民族理论风范。

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研究人员称，关于抗氧化物的功效有许多令人屏息的新闻、食品包装上注明的显著效果和似乎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所以这些都助长了抗氧化物包治百病的错误观念，对健康可能弊大于利。相反，专家建议人们关注膳食平衡、适度和多样化，把植物化学、黄烷醇和酚酸交给科学家来研究。

    专家认为，抗氧化物不是不重要，人们也应该吃含有抗氧化物的食物。但对抗氧化物的作用机理所知甚少，不能证明专门进食某种抗氧化物或食物的有效性。无数的食物都含有抗氧化物，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似乎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由基等物质的危害。但这种功效是源自抗氧化物本身，还是源自食物整体及其中抗氧化物和其他营养成分互相作用的方式仍不得而知。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妇科医院医学教授霍华德•塞索称，有证据日益显示后者才是抗氧化物发挥作用的渠道。这意味着饮食方式很重要，而食用特定食物或抗氧化物补充剂则未必有效。比如，研究已经发现β-胡萝卜素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癌症，但单独服用β-胡萝卜素营养品的研究效果大多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某种抗氧化物要比另一种更有效。摄入量的大小会否导致功效差异也不得而知。制造商常吹嘘自己产品中抗氧化物的含量。但研究还没有确认抗氧化物的量越大效果就越好，也没有确认身体能否吸收大多数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含量。

    伊利诺伊大学内科医学教授约翰•厄尔德曼说，健康的饮食就像健康的投资组合，应当让食物多样化。食用各种各样的果蔬全谷食品才能保证最佳的营养组合。吃大量的蓝莓或许没有太大害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食用所有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都无害。比如，果汁和酒精中的卡路里会很快聚集起来，肥胖会抵消掉即便是最健康的食品的益处。

读书不必听人指导

    ①关于读书，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我觉得，只有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才有权提出我的看法或者建议，而且你也不必受我的看法的束缚，以免影响你的独立性。因为，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质；因为，对于书，谁又能制定出什么规律来呢？滑铁卢战役是在哪一天打起来的——这种事当然会有肯定的回答；但是要说《哈姆雷特》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那就谁也说不准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拿主意。如果把那些衣冠楚楚的权威学者请进图书馆，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或者我们所读的书究竟有何价值，那就等于在摧毁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恰恰是书之圣殿里的生命所在。

    ②不过，为了得到自由，当然也得对自己有所限制。我们不能愚昧而徒劳地浪费精力：为了给一盆玫瑰花浇水，便把半个院子全浇湿。我们必须培养自己准确有力地把握对象的能力。

    ③但是，我们在图书馆里可能首先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的“对象”是什么？粗粗一看，很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大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蓝皮书——各种各样的民族、各种各样的年龄和各种各样性格的男男女女用各种各样的文字写成的各种各样的书，全堆放在那些架子上。窗外有只驴子在叫，几个女人在水槽边闲聊，小马驹在田野里奔跑……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怎样才能在这一片混沌中理出个头绪来？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从自己所读的书中得到乐趣？

    ④说来似乎很简单：既然书有种类，那么我们只要分门别类地找出它们理应给我们的东西就可以了。然而，却很少有人会根据书所能给我们的东西来读书。我们读书时，大凡都头脑不太清醒，目的不太明确；要不就是苛求：小说一定要写得真实，诗歌一定要写得虚玄，传记一定要美化传主，历史一定要迎合我们的先入之见。而我觉得，读书若想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就必须先把这样的成见统统驱除掉。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要是你一开始就心存疑虑或者要求苛刻，那么你就不可能从你所读的书中读出尽可能多的意蕴。反之，倘若你尽可能地敞开自己的心扉，那么，一打开书，你便会从那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从那些难以觉察的细微迹象和暗示中，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当你沉浸于书中并不断熟悉它之后，很快就会发现，作者给予你的东西，或者试图给予你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明确的。

方寸之间中国印

卢浪沙

    ①“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②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权信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③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那么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秦王朝统一后，“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④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

    ⑤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方式亦以钤朱取代封泥。

    ⑥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唐太宗李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李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世籍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古玺印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叶蜡石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⑦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学极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

道法自然的智慧（节选）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哲学家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国学大师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