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它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佛教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的禅宗教派而走向衰亡，它的石窟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

印度佛教中尸毗王割肉贸鸽、摩诃王子舍身饲虎等故事大量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的壁画中。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这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狂，其艺术风格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黑格尔曾说，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愿意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黑格尔的论述完全适合这里。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突出中间的佛身。尽管佛像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怀或动心。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悲惨世界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和飘逸。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柯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跟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映衬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接近世间，帮助人们。朝不保夕、人命如草的日子终成过去，在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精神统治不再需要用残酷的苦难来吓人，而变成以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来吸引人。敦煌唐代雕塑与壁画不是以强烈对比的矛盾（崇高），而是以相互补充的和谐（优美）为特征了。与北魏洞窟中佛像叫人畏惧而自我舍弃相比，其心理状态和审美感受是大不一样了。

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菩萨（神）小了，供养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前者。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地，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他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的理论上的表现。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性的神秘迷狂。禅宗将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起来：不要那烦琐教义和仪式，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是成佛。“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因此，人们不再需要一种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为世俗艺术所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替代。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佛陀世容》）

境与象

袁行霈

    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文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叫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景”，“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文融”解释为“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然而，只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作概念的演绎)，联系自己欣赏诗歌的心理活动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境和象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对刘禹锡这句话的发挥也未必符合他的原意。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延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木，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

    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壅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袤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涘的世界之中。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是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足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干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  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选自《学术丈化随笔·诗学篇一一意与境》，有删改)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首倡“朴素”观。“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是没有染色的丝。老子用它们代表事物原本的状态，即自然的状态。老子从哲学的高度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才是事物的极致，也是人精神所应追求的极致，“见素抱朴”是“道法自然”的美学表达。朴素观首创于道家学派，亦为儒墨等学派采用并融入自身学说。在现实生活层面，朴素观与主要由墨家与儒家创立的节俭观结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道德观、审美观。

    中国农业社会倡导由道家创立的朴素观，在精神上发展出一种以自然为本位的崇真尚善臻美的哲学观、道德观、美学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本色观，崇尚天然，崇尚纯真，以本色为真，以本色为美，如《论语》引《诗经》中所描绘的那位姑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二是恬淡观，不慕繁华，不贪名利，以清廉为贵，以平淡为美；三是清新观，不繁复，不艳丽，清雅，简洁，充满生气，如苏轼所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四是精诚观，《庄子》中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此外，朴素观还导出重实质轻修饰、重内容轻形式等观念。就中国传统美学来说，朴素是最高的美。这种美灵动而无限，既是美之极致，又是美之根源。其实，视朴素为美不独中华民族为然，世界各民族也大都如此。法国雕塑家罗丹崇奉自然，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箴言就是“自然总是美的”。他还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罗丹这里说的“自然”“真实”，均可以理解成“朴素”。

    进入工业社会，朴素观被工业社会追求财富、追求享受的价值导向所排挤，奢华生活也成为个人炫耀的资本，进而腐蚀人心，催生腐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以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奢华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殇”。基于工业文明掠夺资源造成环境严重破坏的现实，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文明与生态共生的生产方式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与之相应，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更受推崇了。

    我们所希望的生态不是与人类利益相敌对的生态，而是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然而，生态自有其规律，完全不会迎合人类。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调节人与生态的矛盾，尽量实现文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朴素审美观就建构在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中，作为一种审美精神，它又反过来促进这一宏伟历史使命的实现。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有着独特的地位。《庄子》涉及匠人十余位，如庖丁、伯乐、为圃者、轮扁、佝偻者、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工倕、捶钩者等。在庄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道是人精神的根本来源，匠人精神亦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大匠取法焉”。就根本处而言，匠人精神就是问道、法道、弘道的修为。

    匠人实存于有道的世界中，在追寻道的路径上行走。吕梁善游者说善游有道，其道在于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也就是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至于具体的法门，可获悉于庄子对匠人之祖工倕的点评，简言之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

    就“无我”而言，庖丁的语境下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没有自我的既定思虑与构想；捕蝉者之道的基本要义是忘己，粘蝉时人与竹竿不别，全然渗透在天地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梓庆削木，见者惊犹鬼神，其道在于做事无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虑，甚至无形体四肢之思。我是分别的开端，“无我”则无分别，哪里有外物的存在? 庖丁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捕蝉者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若更进一步，则恰如操舟人自虚，知水之性，进而达到“忘水”的境界，实现人、舟、水合一。当然，最高境界是“两相忘”。人与蝉相忘，人不仅忘蝉，蝉也忘人…… 二者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中，世界才彻底打开。

    匠人得道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物性事理的领悟，要实现由内化而外化。内化介于不可见与可见之间，是对物性事理的把握。外化则是匠人总结出来的法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规矩。它在形而上层面指规律，形而下层面是圆规方矩。传说伏羲女娲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始祖，在于他们发明了规矩，丈量了天地，赋予万物以边界，使之聚焦自我，从而形之器之。不过，也有人说匠人才是规矩的发明者，其始祖倕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庄子指出倕心中悟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将不可见、不可说的事理转化为可以目视和凭借的法式。匠人们也正是依从了他发明创造的规矩，才得以度天下之方圆。

    匠人不仅内求道，得知物性事理，外化为法式，还要以道入技，即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书中，匠人对大道的领悟皆呈现在精湛的技艺中。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才有了道的领悟。庖丁指出不同厨师有不同的修为：平庸者用刀硬砍骨头，所以一月换刀；在此之上者以刀割筋肉，一年换刀；自己之所以能十九年不换刀，并非天生如此，而有一个从初始无状、三年小成到现在依然不断精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让技术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化境入忘。

（陈成吒《<庄子>是如何论说匠人的》）

    网络隐私是指当前网络社会下被非法共享的个人信息，是传统隐私在互联网络中的发展与延伸。

    个人网络资料是网络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当前网络环境下准确反映用户个人资料及特征的各种文字、图像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人资料。按理说，网络用户在申请网络服务时所必需提交的个人基本信息，服务商在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取这些个人信息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对这些个人资料保密的责任与义务。但由于互联网络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许多如姓名、职业等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信息也成为了网络隐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个人财产状况以及网络用户的账户信息、邮箱地址等也都属于用户个人隐私。任何搜集用户邮箱地址并将之公开或向他人提供的行为，都可以被列为侵犯用户隐私权的行为。

    网络用户的在线行踪，是网络隐私的另一重要内容，它主要指用户的IP地址、上网浏览历史记录、对互联网功能活动的应用内容等。通过对用户在线行踪的搜集能够准确的反应用户本人的兴趣爱好及其部分思想精神。通过非法手段对用户在线行踪进行追踪、搜索并公布的行为，同样属于对用户个人隐私权造成侵犯的行为。

    另外，由于互联网络中的信件均以无纸化数字作为载体，因此互联网络中的通信安全系数比一般信件更低，即使在加密状态下，还是有遭到黑客入侵甚至被截获的可能性。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公布个人隐私（利用互联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发布平台擅自公布或传播他人隐私）的行为，不但相当恶劣，且往往会产生许多较为严重的后果。

    当然，网络安全隐患也会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在当前互联网络中，个人信息多以数据形式体现的，因此，对数据进行安全保护也就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要保障网络安全，则主要是保障当前互联网络中不会出现非法篡改、复制、泄露数据等情况。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当前互联网络的安全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网络信息的安全性受到了较大的威胁。这是由于互联网络的设备、系统繁杂，用户繁多，网络信息共享性强等原因造成的。黑客通过木马、病毒等方式入侵用户电脑，从而泄露用户个人信息，影响用户个人资料的安全。

    互联网络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与普及，为现代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使得人们的个人隐私与日常生活受到了冲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个人隐私的安全问题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由于互联网络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个人隐私的安全性。由于互联网络的种种特殊性，针对产生个人隐私安全问题的不同原因，就必须团结整个社会的力量，从社会道德、文化氛围到政府管理与技术手段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从最大程度上对可能导致个人隐私安全问题的因素进行防范并尽可能的加以杜绝。只有通过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强化、严格互联网络管理制度、进行合理的法律调整并从伦理道德上进行严格的约束，才能有效地加强当前互联网或个人隐私的安全维护，切实地确保网络用户的隐私安全。

（钟斗《关于互联网络个人隐私的安全维护》，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