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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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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其更完善和实用,就是文学经典的重构。 B . 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推翻经典,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接纳被历史确认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 C . 针对现在或过去,对经典书目进行增删,文学经典就可以与历史同步,其书目就可以变得完备和可靠,其质量就可以得到保障。 D . 文学经典书目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因为文学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
    【答案】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 布鲁姆认为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典。但是对于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人们各有看法,没有定论。 B . 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这些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却不能成为经典,因此,文学经典作品不必具有原创性。 C . 布鲁姆认为,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成为经典的标志,但是作者认为,对此文学经典化的标准,大家难以共同接受。 D . 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这是从文学起源上对文学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答案】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 文学的最早的源头是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是教诲,这是从文学的源头上探寻文学经典的特性。 B . 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这些作品形式、内容各异,但都具有教诲的本质特点。 C . 文学的审美功能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作品教诲功能越大,其审美价值也越大。 D . 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发挥教诲的功能越大,其价值就越大,无法体现教诲功能的作品难以成为经典.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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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两汉经学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今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列各题。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应该说,诸多文化复兴的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

        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使成人开卷,也可受益。

    但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提出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

        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有被滥用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节选自王东杰《文化复兴,“复兴”何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报纸广告、印刷广告、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如今,几乎在人类生存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广告的身影,它也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期,属于现代商业手段的广告已经相当发达。

        “当日晌午时分,武松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这是《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中的情节。

        也许主人公武松以及作者施耐庵对这个场景并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但那面招旗其实是一张构思独特、创意高超的酒旗广告,“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更是巧妙地道出了酒的质量。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广告也随之产生。只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在随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广告与商业经济都一同处于停滞状态。到了中国历史五个时期中最鼎盛的唐宋时期,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善。

        唐朝国力强盛,相继出现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规模扩大,两宋时期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齐头发展,为唐宋时期的广告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广告丰富多彩,竞争加剧,使得广告的形式、样式远远超过了先秦两汉。

        纷乱错杂的唐宋广告,大概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唐宋的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招幌”。这种东西又称望子,原指布幔,后被引申为扩展的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是旧时商店的重要标志。如酒幌、理发幌、膏药幌等。

        除了“招幌”之外,唐宋时期的商人对招牌字号非常重视。招牌是商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象征,是传家之宝,他们会倾全力来保护和珍惜招牌的信誉,因此在招牌形式与制作上也非常讲究。

        除了上述两种之外,唐宋时期的广告形式还有欢门、灯箱、印刷广告等。其中欢门就如同目前搞大型庆祝时使用的充气拱门,而灯箱广告则是在灯笼上题字用作广告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广告,随着纸张与印刷术的出现,宋朝时期就出现这种新的广告形式,在如今能够看到的宋代文物中,大都带有私人标记,既有工匠的籍贯、姓氏,又有生产作坊的记号、产品介绍等。

        同样的瓷器,有铭文的总比没有的好。多一个铭文就会多传达出一份信息。现代社会的人们,可能对广告的狂轰滥炸产生了厌倦,但假如是在一千多年前的瓷器上作广告,那就能让人耳目一新了。唐代的长沙窑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铭文;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白釉花口瓶,腹上刻有“丁道刚作瓶大好”。这样的自吹自擂,一点也不比现代广告逊色。相对明清瓷器上的“玉堂佳器”、“美玉雅玩”、“奇珍如玉”等等,却没有唐人的直率,反而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感觉。

    有人认为,瓷器上的广告说明了当时行业竞争的激烈。备受人们喜爱的诗词铭文瓷器的出现,也是行业竞争的结果。湖南望城县唐代铜官窑出土几百件有铭诗的瓷壶,诗的体裁主要有五言、六言两种,其中大部分是五言诗,有近50种字体以行楷为主,不见草书,更不见篆书,说明识读的对象主要是文化不高的广大群众。壶上已发现唐朝著名诗人的诗3首,而且,这些诗绝大部分未收入《全唐诗》。有人称这些诗为出土的唐诗,是陶瓷诗的鼻祖。

    ——节选自《探索·发现中国千年前的广告》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小题。

    当“春节时间”成为“世界时间”

    佚名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来。”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节》中的一句解说词。这部近期成功刷屏的纪录片中,老外主持人走访中国各个角落,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介绍各色春节传统,体验不同年俗,只为让世界走近这场“全球最大的盛典”。

        曾几何时,春节是华人专属的文化标识。今天,当中国与世界的“近身接触”越来越频繁,春节在十几个国家成为法定节假日,各国商家竞相将春节促销作为“保留曲目”,出境游的中国人也时不时听到各种外国口音的“新年快乐”。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年为什么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今天的世界变小了,心灵的交汇就变多了。在世界的解读中,春节背后是“和合为贵”“万象更新”“团圆和睦”等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温暖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纪录片《中国春节》中,零下30摄氏度环境下用冰雪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北京新发地菜市场售卖年货的中国人,香港黄大仙祠为新年祈福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观、人生观。

        同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显然更加注重家庭概念,春节永远和“回家”联系在一起——即使身不能至,心也要和家人在一起。现代社会,全球范围,“疏离症”好似没有国界,而春节蕴含的团聚和美主题,却能慰藉异国他乡的心灵,传递温暖亲切的情愫。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明白中国人从各地跋山涉水、赴一场年度团聚的执著,理解春运回家路上“痛并快乐着”的心情,羡慕一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天伦的圆满。如同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所说,“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亲情,当然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火”,春节的内涵,仿佛春风化雨,进入更多人的认知。

        春节在全球范围越来越热,也反映出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的胸怀。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而言,春节正从乐一乐的新鲜事儿,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感知中国文化的愿望。不久前,中国冰糖葫芦首次登陆俄罗斯圣彼得堡,意外走红,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有网友开玩笑问:“俄罗斯居然没发明出糖葫芦,明明什么条件都具备啊?”答案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化通过交流收获理解与欣赏。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和世界各地的文化擦出了新的火花。各国庆祝春节的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张鸡年海报在各地的呈现方式也有差异。全球各地的春节庆祝方式,从传统的舞狮子、猜灯谜,衍生出新春音乐会、环球春晚等形式,为中国年的古老传统注入了新内涵。

        当然,春节热也是中国热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一言一行备受外界关注,读懂中国言行背后的文化心理,也成了一门受欢迎的学问。在《中国春节》这部纪录片中,春运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晚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节目”。由此看,读懂春节,读懂中国,也是读懂当今时代许多“世界级”现象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时间”越来越成为“世界时间”,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生动体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点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共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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