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①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②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做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

    ④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定性、编排、驱使的人。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被追杀。

    ⑤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

    ⑥“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为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这回则是捧上了天。

    ⑦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捧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诚心，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⑧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⑨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来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来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来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

    ①“中和”在我国美学体系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是我国古代人们对于美的最基本的认识。

    ②“中和”这一美学范畴形成于先秦时代。它包括“和”与“中”两个方面。以“和”为美的思想早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就有过“和五味以调口”和“和六律以聪耳”的说法，他还指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等。这都是强调美只能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之中，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就叫做“和”，因此“和”就是美。稍后于史伯的晏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不仅认为美在于多样性的统一，而且特别强调这种统一往往是各种对立因素的统一。例如音乐的美就是由音的“清浊、大小、短长、疾徐”等对立因素互相调和统一的结果。

    ③当时的人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由阴阳的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不仅自然是和谐有序的，而且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也是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的“和”，也是最高的美。

    ④“中”的观念的形成同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是要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应当保持调和，矛盾的双方都有所节制，以避免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统一体的破坏。孔子还提出“过犹不及”，反对矛盾的任意一方为突出自己而压倒另一方，主张每一方都在自身所应有的限度内适当发展，这样就没有“过”或“不及”的毛病，这就叫作“中庸”。“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

    ⑤对于孔子来说，美也是离不开这个原则的，违背了“中庸”，就不能有美。孔子对于美的看法是任何一方都不要超过，而要适当配合，如果一方压倒另一方就不会有美。孔子之所以称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在于其情感的表现是适度的。这说明孔子主张以理节情，情理适中，既不抹杀情感，也不放纵情感。正是在孔子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后世所谓“怨而不怒” “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它既是中国艺术的一般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一般特征。

    ⑥本来，以和为美的思想，在西方也早已出现。但是，在我国由于这一思想同孔子的中庸思想相联系，就特别强调各种对立因素在量上的适度，强调各种对立因素的调和运中，这便形成了中国美学以“中和”为美的思想。它是我国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范畴，影响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美学和艺术的基本风貌，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选自李戎主编的《美学慨论》，有删改）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深沉的民族基因，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一直伴随着这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华夏民族，逐渐外化为中华儿女的奕奕面貌，内化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孔子的“华夏文化自信”是源头。众所周知，孔子提倡仁政，他主张以“仁”治理国家，又主张以“孝悌”滋养政治，并且把自己视为周文王事业的继承人，赋予自己文化传承的使命。此外，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认可“和而不同”的人，前提条件是认可自身文化根基。这是一种大无畏的胆识，源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种文化自信让华夏文化根基变得更加坚实而有生命力。除了孔子以外，孟子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坚守‘大丈夫’理想人格，其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捍卫，也是对孔子的文化自信的延续。

文化认同对于构建文化自信来说是首要的。今年来，公众越来越有“文化自信”的概念。例如，香港事件虽闹得沸沸扬扬，国内年轻人却并没有像别有用心的国家期盼的那样“乱成一锅粥”，而是更加热爱“中国红”，这一点可以从海外留学生自发走上街头、高唱国歌看出来。可见，增强文化认同是构建文化自信最基本的途径。增强文化认同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同向发力。如《学习强国》的推出，让公众在掌间感受到“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可读性，这就是国家为树立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所作的努力；有一些学校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学生着华服、行华礼，足见学校对提升学生文化认同的用心良苦。

光有认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以实力支撑文化自信。现如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际较量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说，文化实力强，代表综合国力强。反过来，只有综合国力强，文化实力才会强。从港珠澳大桥创下世界之最，“天河”完成超算记录，“北斗”完成超算组网，5G赋能百业千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只有打好了经济和科技的“组合拳”，文化自强才能按下“快进键”。其次，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文化自强才有更多提升空间。李子柒的走红不是意外，她亲自种豆，制作酱油；种葡萄，酿制美酒……不仅如此，她还带火一批产品，例如螺蛳粉、藕粉……外网对李子柒高度的评价也着实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如今，“李子柒”已成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闪亮名片，李子柒的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印证了文化自强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不仅能赋能科技和经济，也能引领文化发展，从而提升本民族文化自信。近年来，“网红经济”“直播带货”风靡网络，国家更是出台正式文件，认证了“网络主播销售员”这一职业。新思维、新方式、新职业……这都是文化创新带来的红利。推动文化创新，既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人民奋斗。《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解读，引起全社会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文化自信。这是人民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所作的努力。

总而言之，提升文化自信，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是一份大家都应承担的事业。中国的年轻人应当满怀信心，既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自信的基因，又能开拓创新，助长文化自信的高度。

（摘自《美育与文化》有删改）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