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 “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王小谟：75岁不失棱角

邱晨辉

    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会上，无数闪光灯照亮王小谟的那一刻，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成绩更是被人们反复传颂——提出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路线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媒体赋予他的诸多头衔——“中国预警机之父”、著名雷达专家等等。

    然而，近些年来，王小谟倒是经常放出些“得罪人”的话，甚至会因为“有个性”“直爽”惹来一些“争议”。8年前，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中，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王小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克服在科学研究上的浮躁情绪，切勿追求短期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王小谟当时话锋直指科技体制，称“要从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才能推动科研健康发展。”

    在两院院士中，就是国家科技最高奖获得者中也不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但王小谟的履职方式却颇具个性。至少，与绝大多数科学家只在科技领域谏言不同，这位“学问最高”的代表群体中的一员，还会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待社会问题，并颇有“个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10年前的一次两会上，王小谟揪住“两院”报告就是一连串的问责，他称报告里面列举出很多数字，说明“两院”做了很多工作，具有说服力，但是，“要做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此”。王小谟发言道，对于人民关注的大案要案，要加大审理透明度和报道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实情并受到警示教育。当然，这样的“敢言”和“个性”，也让王小谟尝到舆论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让人们看到了国家装备预警机的紧迫性，预警机研制又一次提上了日程。王小谟主动请缨，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想法一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这句话后，王小谟不再发声，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干活儿”去了。再一次公开露面，已到了2009年。在10月1日的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机群，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有人看到，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

    王小谟选择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想要属于科学的答案，却从不愿意随波逐流。

    1987年5月，当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直入苏联领空，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之一的地面雷达防空网后，苏联被吓到了，中国同样震惊了。低空防御雷达成了一个必须拿下的科技。那时，已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所所长的王小谟跃跃欲试。然而，国家并没有把低空雷达的研制任务交给38所。王小谟没有就此放弃。“不让我们做，我们针对国外出口行不行？”看似不合组织口味的这一招，却用成果打败了美国、俄罗斯的雷达，并以国际价格卖给了不少对技术要求很“刁”的国家。王小谟和团队也因此收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今天，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大会堂里，面对前来采访的年轻记者，他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微笑着握手。

    王小谟总是对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位曾经的中国预警机系统总设计师，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事业传承有望！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节选自2013年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王小谟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热得汗珠直冒。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令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的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了。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盲目地崇拜西洋人，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埃塞俄比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人总有缺点，他所做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的。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

（节选自冯友兰《新事论》）

    文艺原创力是具有独一性的文艺创新能力，它基于文艺家对生活与现实的全新思考和把握，并有着创造性的艺术呈现。提升文艺原创力是推动当代文艺创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前提。而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提升文艺原创力意义重大。

    提升文艺原创力必须杜绝平庸，拒绝重复。黄庭坚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就需要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当代文艺产品，如文学、影视、音乐、绘画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产品，要成为精品，要拥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能量，就必须把创新理念贯穿文艺生产的各个方面。文艺创新不能凌空蹈虚，艺术之花需绽放在历史与现实的沃土上。伟大的作品具有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的把握。文艺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全新视角与观照是形成文艺原创力的关键。历史与现实为文艺创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原创资源，当代文艺实践也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当代文艺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创新机遇，但只有具备足够的文化定力和审美独立性，坚定对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自信，并将民族的审美特性融入个人的艺术追求中，才能超越前人，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如果在文化自信上出现问题，在美学追求上出现动摇，一切以被外国人接受或者以市场热捧为追求，就不可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精品力作。

    文艺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更不能执着于虚妄怪诞。在文艺创作中，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与追求怪诞、故弄玄虚有着本质的不同。大胆创新之作，能够在前人的成就中探索艺术的未知领域，在题材、风格、手法、形式上突破固有规则，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怪诞之作并无真诚的艺术追求，表面上大胆新颖，实质上难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明代的董其昌……一代代的书法大家就像跑着“接力赛”，走正道，有耐力，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出自家面目，登上书法艺术高峰。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不懈的创新努力。但当代一些所谓书法家，把书法创新等同于笔墨杂耍，刻意求新求怪，哗众取宠，偏离了中国书法本质规律。这种现象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也有不同表现。

    只有不断提升文艺原创力，以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为敏锐而全面地反映时代、引领时代，从而更好地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有效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产品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先机，收获赞誉，从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耸立起文艺创作新的“高峰”。

（摘编自叶青《提升文艺原创力要杜绝怪诞和平庸》）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

    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收缩、扩张、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

    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摘编自张严《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与弹性限度》，《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