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的层次攀升

    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是一个呈现为层次多样、层次认同和层次攀升的时代。认识文化构成的“多层次”有助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不仅有助于维护“多样性”的自觉，而且有助于引领“攀升性”的自觉。

    文化素质是对于一个人有无“文化”进行评价的基础层次，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我国先哲关于“仁者人也”的精要表述，就包含着人的文化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相互建构的社会理想。

    我们常能听到说某人“有水平，有文化”。“文化水平”作为对人的一种评价，是关乎“文化高低”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的是人的文化能力，包括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的是个体自身的文化形象，那么文化水平则更多地体现在个体面向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但实质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以每一个体文化素质的不断攀升为前提的，而一个人文化水平的标高，又必须体现为他对社会文化建设的认知乃至创造能力上。努力成为高水平的“文化人”应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其间人的认知和创造能力都会归结为“文化水平”。如同文化素质的不断完善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断攀升的文化水平作为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并且，主体完善文化素质的自我建构与其在改造客体之时的文化水平提升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共进的过程。

    把“有涵养”视为一种文化人格评价，是较之“有水平”更高一层次的文化评价。与文化素质的评价相比，文化涵养似乎提升到对人的品位与格调的关注。在这个层次上来透视文化人格，你会发现“附庸风雅”者颇为多见。风雅者，风度雅量之谓也。文化涵养是一种内涵的养成而不是外表的矫饰，它不仅需要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往往更需要情操的陶冶，它是一种文化人格，更是一种道德人格。也有人视“无故加之而不怒，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具有高度“文化涵养”的特征。文化涵养其实也是文化人的一种陶塑和一种充实，善陶塑、能充实才能攀升到“文化境界”的层次。

    古人论诗曰“有境界自成高格”，文化境界当然也是对高层次文化人格的评价。对于大多数文化人而言，其实也是缘自人的文化良知的一种追求。如果说文化素质关乎“有无”的问题，文化水平关乎“高低”的问题，文化涵养关乎“厚薄”的问题，那么文化境界关乎的是“阔狭”的问题。说某人“有境界”是对其文化人格做最高级的评价。要达到理想的文化境界，有两个重要的取向：其一，面对民族智慧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要力求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去攀升。在文化“泛漫化”的热浪中，我们能否搭在巨人肩上甚至搂在巨人腰上都不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于文化境界的攀升确实有“路漫漫”的感觉。其二，面对人民大众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要力求投身这一大潮中去“弄潮”。不去顺应潮流、驾驭潮头，如何能预见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文化境界呢？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是让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圆珠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油性圆珠笔头的圆珠由黄铜、钢或者碳化钨制成；水性圆珠笔头的圆珠则采用不锈钢、硬质合金或氧化铝等材料制成。由这些材料制成的圆珠笔，要满足在同一个角度下，连续不断地书写800米且不出现断线的情况才算合格。

    生产过程中，碳化钨先被制成比标准尺寸略大的小颗粒，散铺在一个带沟槽的板上，并使这些小颗粒进入圆形沟槽，仅露出其顶部。然后放上一块又重又平的顶盘，压在这些小颗粒上面，在两盘之间注入研磨油，使这些小颗粒浸泡在含有粉末状金刚石的润滑混合物中。

    接着转动下盘，使这些碳化钨小颗粒在圆形槽内不断地翻腾滚动，在槽壁、顶盘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地接触，金刚石粉末不断地把这些小颗粒的边角研磨掉，使它们逐渐变得又圆又光。研磨过程还要停下来几次，将这些小圆珠取出洗净，进行测试，直到生产出光滑度适中、符合标准的小圆球为止。

小圆球太光滑了就粘不上墨汁，也就不能写字。生产一颗碳化钨的小圆珠笔珠大约需要断断续续地研磨几十个小时。这一过程真正的难点在于怎样把极大数量的小圆球，做到尺寸相同的。这里的高精度、高互换性是基于整个工业体系的严谨才能得到的。

    直径仅有2.3毫米的球座体，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此前都长期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球座关键部位的尺寸精度要求在两微米之内，表面粗糙度要求为0.4微米，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有0.3毫米到0.4毫米。由于后期要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

加工球座体专用到的机床，是专用于加工镍白铜和不锈钢水性、中性圆珠笔头的自动加工机床，将冲成一定长度的坯料加入料斗后，机床能自动完成从进料夹紧，分多次钻削内孔、车外圆、锥面、镗珠座孔、冲气槽、装球珠、收口、压珠直至出料，加工装配全过程。

    圆珠笔头对加工精度的要求极高，由于笔头上不仅有小球珠，里面还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生产加工中一个小小的偏差都会影响书写的流畅度和笔的使用寿命，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还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为了给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国家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点项目的攻关。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成分的配比都是从几十公斤开始炼……为找到国外守口如瓶的保密配方，科研团队重在摸清笔尖钢的成分配比这一环节，在切削性和加工性上寻求平衡点，最终在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7大类工艺难题上取得突破。2017年1月10日，太钢正式对外宣布，成功研发“笔尖钢”，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在人类历史中，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历来都是各种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原因与动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相辅相成，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互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观点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

    “中学西传”的源头在于西方耶稣会士明末入华，其后，“中学西传”形成规模效应并对欧洲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持续了211年，而且在儒、释、道精神乃至中医药文化和农耕文明等方面，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文化。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如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等完成了中国史书的编译，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为天主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寻找对接点，更是为给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楷模。

    经由来华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中学西传”成果，还促成了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兴起，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提出了“农民穷则国穷”的主张，这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的重农主义社会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蓝本的，中国朝廷的亲农政策通过来华传教士发回国内的书信介绍、在欧洲大陆被广泛传诵，这无疑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论据。

    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医药知识系统全面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向欧洲翻译传播的若干重要的中医药著作，促进了欧洲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也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中医药文化得到西方的认知认同作出了突出贡献。

    康熙帝派遣法国会士白晋返回欧洲招募来的耶稣会士在华期间，通过翻译活动和科学考察等方式，开创了“中国—欧洲”对话的高峰。成为法国早期汉学的先驱。法国会士还参与了康熙帝组织的全国大地测绘，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中国最科学，最完美的全国地图，2014年3月，习主席访德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

    “中学西传”的贡献不仅在于促进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传播，影响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加深中西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调适与融合，而且在东西文化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鉴。

（摘编自王银泉《挖掘“中学西传”研究的时代内涵》）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