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的河流

黄毅

    ①这是每一本地理书上都提到过的著名河流。一条河流在哪里出现，从哪里经过，又归属于哪里，决不是偶然的事。塔里木河的出现，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条河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②环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冰峰雪岭，阻隔着来自外界的声音，那些充满雨意的雷声只能在别人的天空奏响。那些令人神往的潮音，只能打湿他乡的梦。极度干旱的沙漠，裸陈着对天空的一次次叩问，而降雨量几乎等于零的天空，又一遍遍让塔克拉玛干落寞失意。巨大的苍黄壅塞着胸间，铺天盖地的尘沙装满眼眶。多么需要水，她是生活的全部，是生命中的生命。

    ③这是一条多么率直的河流，坦荡、刚烈而勇敢。该扬波的时候必定扬波，该隐忍的时候必定隐忍，该奔涌的时候一定奔涌，该潆洄的时候就一定潆洄；流就流出气魄，纵横捭阖，摧枯拉朽；流就流出韵味，一波三折，百转千回。

    ④你再不会见到反差如此巨大的河流。在枯水期，那是生命的一次休整与放松，河水浅吟低唱，嘤嘤细语，有些地方甚至大段大段露出河床，看上去是那样的羸弱；而洪水却是一次生命的张扬与放纵，浩浩荡荡，左奔右突，把河床扩大到几倍，处处呈现的是强悍与力量，时时迸射的是阳刚与霸气。

    ⑤就是这样一条河，最终却不能冲出沙漠。当塔里木河挟着昆仑山的冰雪，一路呐喊冲向沙漠的时候，塔克拉玛干却不动声色，集合了亿万的沙粒，用最柔软的办法，让河水就范。当塔里木河切割开沙漠柔软的皮肤，你看到河的确是赢家，可是到最后，它却锈蚀在沙漠的肌体里，最终折断；当塔里木河饱醮着冰雪水，在塔克拉玛干这张巨大的纸上写出一笔劲道的点画，那个2750公里的笔锋却在意犹未尽的时候，被沙漠吸尽了最后的墨迹……

    ⑥有河总是有树。树是河流的另一种形式，是河接近蓝天白云的一种方式。站立起来的河，哗哗的林涛，让鸟像鱼一样游来游去。追随塔里木河的，是郁郁苍苍的胡杨林。它们高壮精神，粗枝大叶，缘着塔里木河这条苍青的脉管，排列着森森然的汗毛，英姿勃发。但是离塔里木河愈远就愈让人感到吃惊甚而震惊——那是些脱去了绿色的树——他们死了，但还以树的姿态直立着。是塔里木河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走得太远？他们成了沙漠上没有归宿、没有目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流徙者，他们永远挺起胸膛在走，而永远走不出这块沙质的土地。

    ⑦塔里木河在不断萎缩，他的退却不仅让百万胡杨游离失所，更严重的是让人类自己饱尝苦果。罗布泊这个巨泽的消亡，与三大水源之一的塔里木河的断流，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清代《西域水道记》记载，罗布泊人“素习水居，不便陆徙”，而罗布泊据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水，彻底干涸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罗布泊人实际上应该是沙漠中的渔民，常以中空的胡杨树一劈为二作为行舟，在水面往来穿梭，迅如利箭。如今没有了水，罗布泊人只能以土为生。他们曾经以湖泊为伴，渔歌唱晚，渔樵互答，何曾想到周围的沙漠日近？何曾想到有一天河水会断流？又何曾会想到一片汪洋的大湖会彻底干涸？他们在罗布泊生活了几十代人之久，有一天忽然就被湖泊抛弃了！这是上苍对他们的戏弄，还是对世代拥有汪洋大泊的人以往的漫不经心和虚掷的惩戒？

    ⑧这是每一本地理书都写进去的著名河流。我们愈是热爱，我们愈是惶恐；我们愈是负疚，我们愈是失魂落魄。一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还要去明天，而我们的内心竟不能轻松如浪波。哦，塔里木河，你为什么这样浑浊？为什么又这样滞重？

（有删改）

父亲的东篱

李汉荣

    古国诗史三千年，我最喜欢陶渊明。南山啊，东篱啊，菊花啊，田园啊，这些滴着露水粘着云絮的词儿，在我心里和笔下，都是关键词和常用意象。

    可是，翻检我自己，自从离开老家，几十年来，我没有种过一苗菜，没有抚摸过一窝庄稼，没有刨过一颗土豆，连一根葱都没有亲手养过。几十年了，没有一只鸟认识我，没有一片白云与我交换过名片，没有一只青蛙与我交流过对水田和稻花香的感受，没有一只蝈蝈向我传授民谣的唱法。

    我一次次钻进《诗经》里，寻找公元前的露水和青草，绿化、净化和湿化一下我龟裂的心魂；有时就一头扎进唐朝的山水里，吸氧，顺便闻闻纯正的酒香，在李白们的月夜走上几个通宵，揣上满袖子清凉月光，从唐朝带回家里，在沉闷办公室里，也放上一点清凉和皎洁，用以清火消毒，解闷提神，修身养性。

    随着年龄渐长，“拜访”陶渊明就成了我经常要做的事，动不动就转身出走，去渊明兄那儿，在东篱下，深巷里，阡陌上，桑树颠，有时就在他的南山，靠着一块石头坐下，久久坐着，一直到白云漫过来漫过来，把我很深地藏起来，藏在时光之外。

    我以为这就不错了，觉得也在以自己的微薄心智和诚恳情思，延续着古国的诗脉和诗心，延续着田园的意趣和意境，延续着怀乡恋土的永恒乡愁。

    直到2001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明白：我的以上孤芳自赏的做法和想法，只是我的自恋，这自恋被一厢情愿地放大了，放大成了竟然关乎诗史、文脉、乡愁的延续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李家营，立夏刚过，天朗气清，小风拂衣，温润暖和，我沿麦田里的阡陌，横横竖竖走了一阵，其实，若是直走，一会儿就到家，我想多走一会儿田埂，所以，横的、竖的阡陌我都走了个遍，然后，我就到了家。

    走进老家院子，看见父亲正在维修菜园篱笆。他用竹条、青冈木条、杨柳树枝，对往年的篱笆进行仔细修补。菜园里种着一行行的莴笋、白菜、茄子、芹菜、葱和蒜苗，荠荠菜算是乡土野菜，零星地长在路坎地角。指甲花、车前草、薄荷、麦冬、菊、扫帚秧等花草，也都笑盈盈站在篱笆附近，逗着一些蛾子、虫子、蝴蝶玩耍。喇叭花藤儿已经开始在篱笆上比画着选择合适位置，把自己的家当小心放稳，揣在怀里的乐器还没有亮出来，就等一场雨后，天一放晴，它们就开始吹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忽然想起陶渊明的诗句。但是，此刻，在这里，在人境，结庐的，不是哪位诗人，是我父亲，是我种庄稼的父亲，是我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但是，我的不读诗的父亲，在这人境里，在菜园里，仔细编织着篱笆，编织着他的内心，编织着一个传统农人的温厚淳朴的感情。我的不读诗的父亲，他安静地在人境里，培植着他能感念也能让他感到心里安稳的朴素意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然，此时正值初夏，还不是采菊的时候，菊，连同别的花草和庄稼，都刚刚从春困中醒来不久，都刚刚被我父亲粗糙而温和的手，抚摸过和问候过。而当到了删繁就简的秋天，夏季闷热的雾散去，头顶的大雁捎来凉意，我的父亲也会在篱笆边，坐在他自己亲手做的竹凳上，面对村子边漾河岸上的柳林，向南望去，他会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青山，正朝他走来，那是巴山，我们世世代代隔河而望的南山。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不识字的父亲，正在维护陶渊明的“东篱”。

    而我呢？

    我读着山水之诗，其实是在缓解远离山水的郁闷，同时用山水之诗掩护我越来越远地远离山水。

    我写着故园之词，其实是在填补失去故园的空虚，同时让故园之词陪着我越来越远地告别故园。

    我吟着东篱之句，其实是在装饰没有东篱的残缺，同时让东篱之思伴着我越来越远地永失东篱。

    是的，是的，我那不识字、不读诗的父亲，他不知道诗为何物，他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但是，正是我的父亲，和像我的父亲一样的无数种庄稼的父亲们，正是他们，一代代的父亲们，延续和维护着陶渊明的“东篱”，延续着古国的乡愁和诗史……

（选自《甘肃日报》有删节）

    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校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坳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呼兰河传

萧红

    冯歪嘴子把小孩搬到磨房南头那草棚子里去了。

    那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好像他并不是刚刚出生，好像他已经长大了的样子。

    那草房里吵得不得了，我想去看看。

    这回那女人坐起来了，身上披着被子，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面朝里，坐在一堆草上不知在干什么，她一听门响，一回头。我看出来了，她就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

    这可奇怪，怎么就是她呢？她一回头几乎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身就想往家里跑。跑到家里好赶快地告诉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大姐看是我，就先向我一笑，她有很大的脸孔，很尖的鼻子，每笑时，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皱褶。

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和别人相见之下，她问别人：

    “你吃饭了吗？”

    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喜鹊似的。

    她的父亲是赶车的，她牵着马到井上去饮水，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看了都说：

    “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莱，摘完临走的时候，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非常好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画画地说她的好处。

    老厨子说她大头子大眼睛长得怪好。

    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

母亲说她：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则说：

    “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今年十几啦？”

每逢一问，王大姐也总是说：

    “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一个媒了。”再不然就是，“看谁家有这么大的福气，看吧。”

    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

    “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现在王大姐一笑还是一皱鼻子，不过她的脸有一点清瘦，颜色发白了许多。

    她怀里抱着小孩。我看一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我看她用草把小孩盖了起来，把小孩放到炕上去。其实也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堆得房梁上去了，小炕叫草捆子给占满了。那小孩也就在草中偎了个草窝，铺着草盖着草就睡着了。

    我越看越觉得好玩，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里了似的。

    等到了晚上在煤油灯的下边，我家全体的人都聚集了的时候，那才热闹呢！

    有二伯说：

    “好好的一个姑娘，自己看上一个磨房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老厨子说：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有二伯也就接着说：

    “对呀！老爷像老爷，娘娘像娘娘，你没四月十八去逛过庙吗？那老爷庙上的老爷，威风八面，娘娘庙上的娘娘，温柔典雅。”

    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

    做传的说，她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里养着，一天尽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有一天她竟拿着烧火的叉子把她的表弟给打伤了。又是一天她在河沟子里边采菱角，她自己采的少，她就把别人的菱角倒在她的筐里了，就说是她釆的，说她强横得不得了……

    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都总要尽力地鼓吹一番。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的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

    ……

    七月的晚霞，红得像火似的，奇奇怪怪的，老虎、大狮子、马头、狗群。一到了八月，那满天红洞洞的，那满天金黄的，满天乡绛紫的，满天朱砂色的云彩，一齐都没有了。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一丝不挂。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

    晚饭之后，乘凉的人没有了。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

    鸡鸭都上架去了，猪也进了猪栏，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没有云，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

（有删改）

[注]《呼兰河传》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呼兰河是一个北方小城。小说中的“我”是个孩子。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

甲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乙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