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花卷、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挨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槽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番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选自《汪曾祺全集》）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开支。

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抬头见喜

老舍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设若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我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是在北平，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地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

    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处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有删节）

【注】抬头见喜：老北京人过年的风俗，原以残烛结穗在墙上的烛花投影取譬，现多指在屋内贴上“抬头见喜”等吉祥字样。

    ①动物园的领导是个野心家。对他来说，园中的动物不过是自己往上爬的晋身之阶而已。动物园里的长颈鹿脖子很短，獾没有自己的窝，旱獭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极少叫唤。这些缺点不应该出现在动物园里，尤其是在这座经常有学校组织参观的动物园里。

    ②这是一座省级动物园，但是缺少几种基本的动物，例如大象。但他们饲养了三千只野兔，以此暂时顶替。然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动物园也要逐渐完善。终于轮到填补大象空缺的时候了。恰值国庆日，动物园接到通知，大象的配给批文最终解决了。然而当工作人员得知动物园的总经理给华沙方面写了一封请愿书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惊诧，这封请愿书拒绝了大象的配给，还阐述了用更加经济的手段获得大象的计划。

    ③请愿书是这么写的：“我和全体工作人员都意识到，饲养大象会给波兰矿工和炼钢工人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想降低自己的成本，建议用‘我们自己的大象’来替代批文配给的大象。我们可以用胶皮制作一头大象，仿照真大象的尺寸，内部充气，并用围栏将其围起来。这头‘大象’在细节处理和描绘上也力求逼真，即使从近处审视都无法辨别真伪。让我们记住，大象是一种笨重的动物，不会进行任何跳跃和奔跑的动作，也不会打滚儿。我们还要在围栏边立一个牌子，说明这是一头非常愚笨的大象。由此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或者修复一批教堂古迹。请注意，这个创意以及本计划的编制都是我对我们共同事业和战斗的一点微薄献礼。此致敬礼！”下面还有签名。

    ④这封请愿书显然到了一位素餐尸位的官员手上，这位官僚并不探究事件的本质，只是命人去制作巨大的橡皮皮囊，然后充上空气。

    ⑤给大象充气的任务交到了两个看门人手上，他们从皮囊的两端分别往里充气。出于谨慎考虑，整个工作必须在当夜完成。城市的居民已经知道要来一头真的大象，都想先睹为快。

    ⑥两位看门人把自己锁在工棚里，开始充气。然而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发现，灰色的皮囊只是在地面上方凸起了并不明显的一点，形成了一个扁平的鼓包，根本看不出大象的样子。夜越来越深，喧嚣和嘈杂的人声也早已隐去，动物园里只飘荡着胡狼的嚎叫。两个筋疲力尽的人休息了片刻，还要提防着好不容易充进的那些气跑掉。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并不习惯这样的体力活。

    ⑦“要是这样，我们恐怕得天亮才能完成。”其中一人对同伴说，“到家之后，我该怎么跟老婆解释呢？要知道她肯定不相信我，如果我说，我一夜都在给大象充气。”

    ⑧“那当然，”另一个人赞同道，“给大象充气这种事说出来谁信啊。”

    ⑨又折腾了半个小时后，他们实在累坏了。大象的躯干又涨大了一些，但离充满的完整状态还差得很远。

    ⑩当他们休息时，其中一人注意到墙上凸出来的煤气阀。他突发奇想，是否可以用煤气代替空气把大象充满呢？他把这想法告诉了同伴。于是他们决定试试。把煤气阀接上大象，结果事情的发展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不一会儿工作间里就站起了一头大象，庞大的躯干、粗壮的腿、巨大的耳朵和特有的长鼻子，栩栩如生，大小和真的一样。

    ⑪第二天清早，有人把大象搬到了特意为它准备的带有围栏的场地——就在动物园的中心位置，猴笼的旁边。大象被摆在天然岩石的背景下，看起来颇威严，前面还竖着一面牌子，上书“特别笨重——根本不会跑”几个大字。

    ⑫这天来参观的第一批观众中有一群由老师带领的当地小学生。老师想用实地观摩的方式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大象的课程。全班学生在大象的围栏前站好后，老师开始讲课：“大象是一种食草动物，它们在长鼻子的帮助下拽下嫩树枝，吃上面的叶子。”围在大象周围的小学生们充满惊奇地看着大象，等待着，想看看大象如何折下树枝，然而大象站在围栏里纹丝不动。

    ⑬勤奋好学的学生们刷刷地做着笔记。老师继续说：“成年象的体重在四千到六千公斤左右，因此毫不奇怪，它们是目前陆地上生存的最大的动物。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森林之王是大象。”一阵轻风吹过动物园。突然，大象抖动了起来，开始飘向空中。它在地面上方逡巡了一会儿，但在风的吹动下继续向上攀升，整个庞大的身躯呈现在蔚蓝色的天空背景下。又过了一会儿，它飞得越来越高了，向地面的观众们展示着四条张开的圆柱形粗腿、鼓鼓的肚子和长鼻子。然后它随风横向飞过围栏，高高地消失在树丛上方。吓傻了的猴子们仰天发呆。

    ⑭后来，大象在附近的植物园被找到，它跌落在仙人掌上，被扎爆了。

    ⑮那些在动物园里的小学生，后来都中途辍学，成了无赖和流氓，整天喝伏特加、砸人家玻璃。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大象。

（有删改）

斫琴心语

田金发

    “世有嘉木,心自通灵……自力正直,巍巍德荣。”

    吟诵着久远的诗句,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跨过一条淡淡的小溪，那一排岩石后面，就是父亲种的两棵梧桐。青绿色的树皮光润洁净，细直的树干像挺拔的腰杆。春天，满树紫花，恍若云霞；夏天，浓荫蔽日，凉风飒飒；秋天，风吹叶落，满地金黄；冬天，墨枝披雪，遒劲沧桑。

    “一棵是我师傅的，一棵是你的。”

    “你的呢？”

    “我是这片石头，守着你们。”

    说话的是父亲，问话的是我。

    父亲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家里穷，十几岁不得不出门学艺。从没听说过古琴，到对古琴如数家珍。从第一次选料做琴，到成为小有名气的斫琴师，父亲整整用了二十年。靠着斫琴以及古筝等其他乐器的制作，父亲吃饱了饭，有了积蓄，成了家。

    十五岁那年暑假，父亲让我学习斫琴。

    一开始，父亲不让我动手，也不教也不讲，只是不住地使唤我搬木坯，打扫刨花和锯末，气得我一直嘟囔：不干了！可是想想父亲一台学习机的许诺，又把所有的气恼压回去。

    一周后，父亲带我回老家。我第一次见到这两棵梧桐树。

    父亲取出古琴，对着大树弹起来。曲罢父亲问我听出了什么？我摇摇头，父亲点点头。

    “学贵乎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父亲看着梧桐树继续说：“那年我刚学艺，师傅外出。附近邻居过来借刨花引火，我随手拿了块旧木头塞给他。没想到竟然犯了大错。”

    “为啥？”我问。

    “那块木料，是师傅的师傅留给他最珍贵的念想啊！”

    父亲闭着眼睛，满脸泪水。停了好久，才继续说道：“那块木料，师傅保存了很多年，每天看一眼，琢磨如何下手，做一张最好的古琴。没想到我却有眼不识金镶玉，把它当柴火烧了。”

    “那后来呢？”我担心地问。

    “我师傅气得整整病了一个月。我生怕师傅把我赶走。谁知他再也没提此事。”

    我长长地替父亲叹了口气。

    父亲看我一眼继续说：“直到好多年后我准备出师才对我说：丢了木头事儿小，丢了心人就毁了。记住：万物不可轻侮。做琴如此，做人亦如此。”

    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话也就随风而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本想着幸福的人生就这样走下去，谁知工作单位经营不善解散了。

    经历了一系列生存挫折后，我又找到父亲开始学斫琴，不为别的，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父亲对我更严格了。

    “有的材料要先在水里泡半年，定型需要一到两年。”

    “灰胎要刮五六层，每一层胎刮完以后都要等干透之后才能打磨找平上漆。”

    “斫琴要刀到手到，心到眼到。”

    ……

    父亲一遍遍地说，我一遍遍地改。我慢慢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为了生计而斫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斫琴，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是因为对古琴有了更深的理解，听着父亲的话也感觉格外有道理。父亲见我听话，反而唠叨少了。

    那次我见完客户回来，根据客户需求规划出图纸拿给父亲过目。当时他正在吃饭，见我拿来图纸立刻停下给我指点。这个怎么铲，那个怎么刨，连比划带说，唯恐不详细。母亲端过来午饭，他赶紧递给我一碗。我让他先吃再讲，他说我讲完再吃。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想起第一次学琴时父亲对我的吆喝，再到如今平易近人，我突然笑了。

    有一年，我独自回了趟老家。

    两棵梧桐树越发粗壮，像两个巨人，笑看云淡风轻。

    三天后，我伐下了其中一棵，带回作坊。第一斧子下去梧桐发出的声音，仿佛惊动了什么似的。我有强烈的预感，父亲的意愿成了！

    板材晾了一年后，我开始斫琴。此后又两年，我独自待在一个山脚下的作坊里，用这棵梧桐剖成的十张板子做面板做了十种琴。挖槽腹、用梓木斫底板、披漆胎、罩面漆……两年时间，除了春天的风、冬天的雪，除了夏天的泉流和秋天的大雁，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自己坐在石头上，于夕阳余晖中看挂在墙上的尚未完工的琴坯。没人跟我说话，但我能真切地听到万物说话的声音，每一声都真实而纯正。

    父亲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我把他带到琴房。十张琴一字排列，整整齐齐。父亲看了看琴，又看了看我，随手拿起一张弹起来。

    琴声淡淡，朴实清新。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斧凿丁丁，桨声欸乃，而青树绿荫里，一位老者正曲罢收琴，问小子曰：“薄木丝弦，其音何谐？”小子曰：“琴为心声，人琴合一。”

（选自《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03日 ）

路 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他正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接着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掀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船形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1984年10月2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