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我国古代的带钩

戴耕

    带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饰配件，是用来束带或佩系的用具，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带钩一是连接带的两端，使之紧固；二是在腰间系挂器物、饰品。其造型多样生动。形象多有美好的寓意。其装饰工艺精美绝伦、技艺精湛，集当时生产技术、装饰工艺水平于大成。其材质除常见的青铜外，还有金、银、玉等。其纹饰造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带钩在造型、装饰、材质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意识。因此，带钩是古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武士显示高贵身份的服饰配件，也是当时满朝文武相互炫耀和攀比的饰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于环带一也。”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玉带钩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制作工艺流程可能是先将玉块切割成长方体形状，然后用对钻法从两端钻孔，钩体是用线割法把中间的部分剜去而成。这时的玉带钩，是带钩的原始形制。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带钩可以看出，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独特的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玉文化。

    春秋时期，带钩又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再现。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绅带。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故又束革带。当初的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青铜技术在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由巫术宗教中的礼器日益蜕变为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青铜带钩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实用装饰品。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组带钩，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质带钩。

    战国时期带钩已经广泛使用了，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空前发展。从战国时期的铸铜遗址来看，带钩陶范数量惊人。除了陶范浇铸工艺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鎏金、包金、镶嵌等许多工艺。精湛的带钩工艺可以折射出战国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期。

    汉统一后，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特征，造型艺术兼收并蓄、气势雄浑、浪漫生动。无论从材质、工艺、造型等方面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青铜模铸的动物形象带钩也是常见的形式。汉代的带钩装饰纹样，由云纹逐渐转变为卷草，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称定型，绞缠重叠，更多的是线条的自由和生动，或粗犷豪迈，或轻巧奔放。

    魏晋以后带钩进入应用的衰退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胡汉杂居。游牧民族的胡服穿着简便，于是汉族也穿起了胡服。胡人用带扣系扎固定革带，比带钩更加结实牢固，使用方便，带扣逐渐广为流传，最后完全取代了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已失去实用功能，只作为一种把玩的物件而流传。

（选自《文化艺术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有着独特的地位。《庄子》涉及匠人十余位，如庖丁、伯乐、为圃者、轮扁、佝偻者、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工倕、捶钩者等。在庄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道是人精神的根本来源，匠人精神亦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大匠取法焉”。就根本处而言，匠人精神就是问道、法道、弘道的修为。

    匠人实存于有道的世界中，在追寻道的路径上行走。吕梁善游者说善游有道，其道在于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也就是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至于具体的法门，可获悉于庄子对匠人之祖工倕的点评，简言之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

    就“无我”而言，庖丁的语境下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没有自我的既定思虑与构想；捕蝉者之道的基本要义是忘己，粘蝉时人与竹竿不别，全然渗透在天地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梓庆削木，见者惊犹鬼神，其道在于做事无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虑，甚至无形体四肢之思。我是分别的开端，“无我”则无分别，哪里有外物的存在? 庖丁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捕蝉者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若更进一步，则恰如操舟人自虚，知水之性，进而达到“忘水”的境界，实现人、舟、水合一。当然，最高境界是“两相忘”。人与蝉相忘，人不仅忘蝉，蝉也忘人…… 二者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中，世界才彻底打开。

    匠人得道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物性事理的领悟，要实现由内化而外化。内化介于不可见与可见之间，是对物性事理的把握。外化则是匠人总结出来的法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规矩。它在形而上层面指规律，形而下层面是圆规方矩。传说伏羲女娲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始祖，在于他们发明了规矩，丈量了天地，赋予万物以边界，使之聚焦自我，从而形之器之。不过，也有人说匠人才是规矩的发明者，其始祖倕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庄子指出倕心中悟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将不可见、不可说的事理转化为可以目视和凭借的法式。匠人们也正是依从了他发明创造的规矩，才得以度天下之方圆。

    匠人不仅内求道，得知物性事理，外化为法式，还要以道入技，即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书中，匠人对大道的领悟皆呈现在精湛的技艺中。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才有了道的领悟。庖丁指出不同厨师有不同的修为：平庸者用刀硬砍骨头，所以一月换刀；在此之上者以刀割筋肉，一年换刀；自己之所以能十九年不换刀，并非天生如此，而有一个从初始无状、三年小成到现在依然不断精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让技术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化境入忘。

（陈成吒《<庄子>是如何论说匠人的》）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它们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由于皇室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从齐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的理由把传世兰亭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唐诗的代表一样。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兰亭摹本，确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或娟婵春媚、云雾轻茏，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就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到来一样，孙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李白诗的无拘无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天地万物之变，……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只是张旭的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书谱》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的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程。

（摘编自李泽厚《盛唐之音》）

【注】大令：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因曾做过州主薄、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所以时人称其为“大令”。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之神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清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最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吏，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