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折射多元文化心态

    所谓流行语，是指在某一时期、地域中出现的、广为流行的语汇。它以鲜活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丰富了我们的话语空间。对原生态的生活形式和内容有很强的概括性，又不失幽默、调侃的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的异军突起，流行语往往在一夜之间传遍社会的各个角落。流行语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社会风尚的某种折射，借助于网络等传媒，犹如插上了翅膀，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流行语契合了现代人的某种心理期待，产生了共鸣，成为其快速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总有属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我们翻看《诗经》，依然能够品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流行语调查和发布。

    流行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属于社会热点，有的属于网络语言，有的是商业化助推的结果。流行语属于典型的大众文化，有鲜明的大众文化的特点。以前可能是小范围的传播，现在由于借助于现代传媒，能够很快地在社会上传播。应该说，流行语的流行，是社会文化有活力的表现。从一个社会来说，历来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野，流行语显然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经常有所排斥，但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大众文化常常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不少流行语经过沉淀后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甚至进入精英文化的范畴。

    流行语的盛行，也是文化多元的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流行语的盛行，说明话语权的下移扩散越来越明显，它反映社会冷暖，反映时代节奏，尤其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心态。

    当然，部分流行语也呈现出泡沫化现象，浅表化，庸俗化。因而，我们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非常粗俗甚至不堪的流行语，消解着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主流价值观。

    “流行语强迫症”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庸俗化的表征之一，比如说，每年的春晚小品，为了包装和商业化效果，而刻意制造出一定的“流行语”，但这些流行语总体价值不大，甚至成为廉价的时尚点缀品。

    流行语是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透过流行语，我们可以领略社会和时代某种微妙的文化心理，体味社会和时代的某种深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语是民间生活的润滑剂，哪儿的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哪儿的流行语就大量出现。什么时候的社会生活越宽松活跃，什么时候的流行语就越发达。流行语贴切地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品格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中华美学精神”在体现“中华性”的同时，融合了多样性的思想追索，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例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主导性理想，就是强调生命活动的内在和谐性，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沉浸和投入，讲求天、地、人相合。这种内在和谐性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再如，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人生的改造与提升，突出文艺活动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这一理念贯穿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内涵的一部分。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当代条件下，“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

    时代在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变，文艺批评的具体对象和价值指向也在变，不变的是贯穿文艺实践始终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绝非简单的“民族形式”外观修饰，而是从内在精神层面凝聚、升华而出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风格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价值构建。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应该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时代生命力的一种具体把握。

    当前，要求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加具体地贴近当下生活现实，更加充分地表现大众的生活情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具体深入地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的境地。这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艺审美功能的具体实现，而且体现了对文艺的文化功能与历史传承功能相统一的要求。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进入20世纪以后，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这样一种思想探索，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在我国，“法治”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在我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将法律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没有将其视为社会治理的目标。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和“科学”作为社会理想和目标，已具有广泛的共识。但“五四”时期并没有深刻认识到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救亡图存、自立自强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民主指向自立，科学指向自强，“民主”和“科学”自然就被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而法治更多被看作是国家独立和强大之后，才应该思考和追求的目标。“五四”没有把法治作为口号，主要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法治的独立价值，而是将其作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富强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

    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成文法的颁布，还是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的适用等方方面面，但整个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法治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党工作的重心，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此为中心，深刻检讨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当时及后来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正式采用“法治”的表述，这也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一项宪法的的基本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保障。这种观念上的改变意味着“法治国家”建设不再是一种方式和手段，其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目标。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变化本身表明，我们党对民主法制建设认识正在逐步深化。西汉时期的《淮南子》一书曾对小康社会进行了描述，“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可见，小康社会实际上包含了社会稳定、国富民强、百业兴旺、政通人和、秩序井然的内涵。即使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小康社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维度上的现代化，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二字，则显然已经超越了经济维度。我们说法治是目的，是因为法治内在包含社会文化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等各类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和福祉的目标。也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指物质上的丰富、经济上的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而且还包含了个人生活在自由、平等、安全的法治环境中，社会治理井然有序、社会环境安定和睦、权利自由受到保障、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等内涵，这些目标也是法治的目标。

（摘编自王利明《法治具有目的性》）

    近二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作品丰富、写手众多的繁盛局面。但是，网络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粗制滥造、缺之担当等一些问题。网络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

    首先，要提升担当精神。古人写文章，通常追求价值功能，而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今天的网络空间，似乎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网络写作的最初目的是自由宣泄情感，作者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惬意与畅神。换言之，网络文学卸下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快意的游戏写作本质。文学的价值功能，变为自娱和娱人。网络文学应主动担当。写作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题材，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真实心声。通过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网络文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作品中，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责任。

    其次，要强化经典意识。传统文学写作，习惯精雕细琢。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值得钦佩。司马迁所言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对作品经典性、永恒性的追求。网络写作追求快速生产，一般不会仔细推敲，而是匆匆写完就贴出。有鉴于此，网络写作需要借鉴传统写作中的经典意识，重建作者的权威性和个体风格，尽量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另外，要尊崇独创性原则。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写作是一种灌注个性精神的创造性劳动，贵在独创性，排斥重复性。而网上资料的丰富性、搜索的便捷性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导致网络写作表现出互文性特征。网络写手，容易受到流行模式的影响，套用现成模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追求独创性的理想，开掘自身的独特体验，重视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达。通过独创性写作，从同质化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流行趋势和套路中突围出来。

    最后，要涵养诗性精神。传统文学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隐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联想、想象，才能在头脑里出现。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正是通过对间接的、想象的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而得以实现的。网络文学写作则因多媒体表达的直观性和便捷性，不再追求“寄意于言外”的韵味，以及空灵曲远的诗意境界。网络写作，不应一味沉浸于文本的快感、故事的惊险刺激和语言的直白浅陋，而要主动向传统写作取经，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文字，塑造生动的形象、高远的意境，追求意义丰富、含蓄蕴藉、语言雅致的诗意表达效果。

（摘编自罗立桂《网络文学，应向传统文学借鉴什么》）

    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

流派不是独木桥

刘连群

    ①流派的学习和继承，一直是京剧界深为关注的话题。在好长一段时期里，呼唤创造新流派的声音很强烈，不时见诸报刊和有关的学术研讨，成为引导流派传承的“主旋律”。然而近30年过去了，新的流派没有产生，反倒是现有流派的抢救、保护问题显得突出和紧迫起来。在纪念张派艺术创始人张君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研讨会上，对于流派传承的看法，有人强调原汁原味保留，也有人主张要尝试走自己的路，只是没有人再提创造新的流派。

    ②这就颇值得思索。表面看，对新流派的呼声转低，是基于新流派的难产，________久唤不至而不免无奈和失落，________细究起来，在一定程度上，________包含着对前一阶段思路的某种务实和纠偏。呼唤新流派并没有错，进一步丰富京剧表演艺术的风格特色，是京剧界内外的共同愿望。问题在于新流派的形成和创立，离不开多方面的因素，不仅需要演员的艺术根基和努力，还受着剧种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制约，这不是单纯的提倡和引导所能奏效的。

    ③同时，在对传统流派的传承导向中，单一地强调另创新派，以此作为衡量传承水平的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也有失片面。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学余派最好是杨宝森”，依据自然是杨宝森先生在学习余派的基础上创出了杨派。杨派极大地丰富了京剧老生演唱艺术，其贡献和影响怎么称誉也不过分，但若就以此论定学余“最好”，可以设想一下，余派传人都按此“最好”去下功夫，余派本身谁来传呢？还传得下来吗？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京剧多姿多彩的名家流派包括杨派、张派在内，岂不都将失传，从舞台上消失吗？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④事实上，深入了解京剧流派传承的历史，高水平传承的方式是存在多样性的。由于传人自身条件和感知解读的差异，不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不可能做到和流派创始人完全一样，都是有距离的传承。同时学习到一定阶段，距离还会因传人各自审美和追求的不同进一步拉开，从而形成不同的走向和形态。按此区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中、远三种传承方式：一种是近距离传承。传人的自身条件与创始人或流派演唱要求极为接近，也有志于对本派艺术深钻细研，传其衣钵，悟性很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体现流派的“原生态”。余派传人孟小冬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演唱包括录音、唱片，作为老师余叔岩先生仅存“十八张半”唱片的补充教材，对于余派艺术后学临“书”堪称功莫大焉。第二种是中距离型。传人具备相当的流派传承条件，通过学习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在艺事发展过程中不囿于一派，兼学别家，融会运用，并有新的追求和创造，显示出个性特色，但还不足以称“派”（现在也有的在一定范围被冠以某派）。许多为观众所熟知的在世和去世的京剧名家属于此类型。第三种是远距离传承。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与原来所宗流派在表现形式、技巧特色上逐步拉开距离，形成崭新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得到行内外的普遍承认，最终独树一帜。

    ⑤近、中、远三种类型的传承，由于学得极像和开宗立派者终归是少数，因此高水平传承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以“中距离”居多，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缺少研究的部分。可纳入此列的京剧名家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旦行的杨荣环，艺兼梅、尚两家，技艺精湛而全面，一直致力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演的流派代表剧目都进行了精心锤炼，根据自身的体会和顺应时代的要求做了加工处理，力求名剧新演，一些常演剧目深受行内外的好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前人的艺术实现了高水平的个性化传承的艺术家，因前些年或片面强调门派正宗、或仅以成败论英雄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前还曾遇到归属两难的尴尬处境，是十分可惜和令人感慨的。如果对他们成功的艺术创造和多样化的传承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深入的解析研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既讲继承、又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给新人带来有益的启示。

    ⑥流派要流起来，还要流得宽广壮阔，才能长久保持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是流派也是京剧艺术都需要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