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葫芦兄弟》遭差评引发的思考

毛建国

国产动画片《新葫芦兄弟》自7月11日上线以来，网友一直吐槽不断，纷纷称其“糟蹋经典”“毁童年”。在豆瓣网上，网友给出的评分仅为3.7分。不过，相较于网友的差评，出品方的态度更值得玩味。从“一部拍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什么要迎合80后的口味”这句话中，大致可以了解出品方的态度。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动画片到底应不应该考虑成年人的口味？

《新葫芦兄弟》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合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网友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从中国风变成了日版萌娃；剧情上，爷爷变成了土地公公，会法术，还像唐僧一样啰唆；语言上，使用了“吓死宝宝了”等较多网络流行语。很多孩子可能连上网打字发表评价都做不到，可以看出，这些吐槽多是成年人发出来的。可是，出品方真调查过，孩子喜欢什么动画片吗？

    不必讳言，现行的中国动画存在“甘蔗两头不甜”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把目标受众锁定于儿童群体，忽视了成年人的感受，一些动画甚至没有过硬的故事，穿帮画面比比皆是，让成年人极其不爽；另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在研究儿童心理上远远不够，不能说真正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动画片没有，最起码不多。看起来现在有一些国产动画片很受欢迎，其实这是无奈的选择。哪些动画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电视台决定的，它取决于电视台播什么以及播出的频次。

    之所以把“成年人口味”作为一个命题抛出来，不仅是因为成年人也有观看动画的需求，而且是因为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画的打开方式，决定着孩子看什么。有统计表明，虽然《新葫芦兄弟》的主创团队将该片的主要观众定为7～11岁的小学年龄段儿童，但事实上，真正的儿童观众只占不到五分之一，大多数的观众其实还是成年人。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在观看人群上本就应该跨界，比如《猫与老鼠》这些经典片，就是“老少通吃”。更何况，很多80后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看、看多长时间。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不在乎80后的感受呢？

    相比较而言，研究儿童心理远比研究成年人心理复杂和艰难得多，怕只怕既研究不了儿童心理，又不去研究成年人心理。从这个视角来看，有必要强调一点，动画片不能缺少成年人视角。

    想拍出一部叫座的动画片，确实不容易；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找到平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最怕的是出品方既不研究儿童心理，也不研究成人思维，只是把精力用在公关和宣传上。至此可以回答，儿童动画该不该考虑成人口味？识者自有答案。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2日，有删改）

    葫芦谐音“福禄”，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提到，“我国民族确属兄弟民族，具有共同的原始葫芦文化传统”。葫芦外形柔和圆润、线条流畅，上下球体浑然天成，符合“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左瓢右瓢，可盛千百福禄；大肚小肚，能容天下万物”，葫芦蕴含着多层次的吉祥文化，幸福、平安、和谐、多子等。可以说，葫芦身上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实，不仅我国人民喜爱葫芦，“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国家人民都对葫芦与葫芦文化有共同的情感基础。一般认为葫芦的原产地是非洲，我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均有源远流长的葫芦种植历史。同时，历史文献表明，印度人民对葫芦“多子多孙”的文化寓意与中国人民有共识，这一点可以由季羡林先生所翻译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所记载的“须摩底呢，虎般的人！生出来了一个长葫芦，人们把葫芦一打破，六万个儿子从里面跳出”，给予证实。蒙古族的民间故事《金鹰》同样表明，葫芦在蒙古民间具有繁衍生息的含义。葫芦作为日用品和吉祥工艺品，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广泛喜爱。中亚的阿富汗人惯用葫芦做喜庆场合用的化妆品容器和鼻烟壶。在以色列、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常见葫芦用作烟具和装饰工艺品。甚至在美国、日本、南美洲诸国，均可见到葫芦文化的踪迹。

    由此可见，葫芦文化可以成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纽带之一。众所周知，尽管“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包容的，但沿线涉及许多个国家，且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亟需共同的文化载体作为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中国与其他各国在葫芦实体、葫芦工艺造型的爱好，以及葫芦文化内涵的审美习惯等各方面均存在共识，这种依附在葫芦载体上的文化“共通性”非常宝贵。以葫芦等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加强民间交流，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开展合作奠定基础。

    中国有着悠久而成熟的传统葫芦文化。在中国，葫芦的种植历史和被作为图腾崇拜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葫芦种子，而《诗经·大雅·绵》中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的诗句记载。不仅国内学者有大量的葫芦文化研究文献，而且基于中国葫芦文化的影响力，国外的葫芦专家也非常重视研究中国的葫芦文化。如德国的吴森吉著有《葫芦在中国文化上的用途》一文，日本的小南一郎、田分直一分别写出关于中国葫芦神话的《壶中的宇宙》与《祭壶村一一台湾民俗志》等文章。中国的传统葫芦文化已被公认为世界葫芦文化中的瑰宝。另外，目前中国葫芦文化产业在资本、市场以及人才方面均具备了一宋的产业基础。中国的葫芦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存量大，主要包括葫芦栽培、剪纸、雕刻等领域的能工巧匠，以及设计师、画家、民俗学家、收藏家等葫芦文化方面的专家。中国葫芦原料的质量与工艺造型技术享誉海外，其文化产品的营销基础较好。

（摘编自邑庆学《一带一路与葫芦文化》，《光明日报》2018年7月6日）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网络信息时代，高新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严重地冲击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更加深了人类现代生活的风险程度，极大地增加了个人生活的流变系数，使人的全面发展面临多重困境。

    在物理空间的维度里，人们在血缘的身份确证、地缘的时空限制和业缘的群体认同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着有限的交往。然而，虚拟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交往领域，交往主体以符号化的形式开展着全新的网际交往。借助于数字化的信息符号，构成了虚拟主体的符号化表达，使得虚拟环境中的交往主体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生理、地域和身份的束缚，增强了交往的自主性，丰富了交往的形式。但是，新型交互模式的出现，也不可避免地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人的自主性生存、多样化选择程度的加深与自我身份的迷失、社会归属的削弱相伴而生，虚拟生存虽然改变了现代人的技术体验和空间体验形式，但也滋生着现代生存的深层焦虑。虚拟主体是一个符号，进行着自觉选择下的行为体验。现实生活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不同境遇和生活规范将造成“本我”与虚拟主体“网我”的分离甚至对立。自我生存方式的分裂，带来的不仅是自我认同的危机，更遮蔽了“本我”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科技巨大的革命力，在为人类创造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追求解放的条件和手段的同时，也逐渐深化成为一种框架，使人类反被置于技术的框架之中，正如马克思当年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技术的无节制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形成了巨大的科技漩涡，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遵循技术逻辑而生存。事实上，原始的技术充分地凝结和释放着人文智慧，但现代技术的崛起，魔幻般地幻化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导致人与自然、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空前紧张。这种片面性的急剧扩张所形成的科技漩涡，无情地将人类抛入一个机械力高度发达，但生存危机丛生的世界之中，技术逻辑约定着人的生存逻辑，从而使人文价值和人的生命意义走向了失落。

    在网络信息空间里，人们在面临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多元价值交相激荡、多元信仰交相碰撞的文化样态的同时，还受制于技术理性的支配，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假设技术理性被不断泛化成主导其他更改和衡量意义价值的标尺，被认定为这个时代人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那么，根植于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生活便彻底地失去了价值根基。这样，科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制约了人文文化。随着虚拟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矛盾加剧了科技文化与人文诉求的断裂，彰显人类生活意义的文化褪去了人文价值更改的关怀，这种人文失落必然滋生着文化的嬗变。

（摘编自王丽鸽、李炳毅《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唤醒文物的青春

李思辉

    彩陶瓶上，脸部“伸出”了舌头；猪面纹彩陶壶上，眼睛“转”了起来，配文“容我想想”……近日，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一组文物表情包在网上走红。博物馆负责人称，表情包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此举让大家更了解文物。

    该馆推出文物表情包，把严肃的文物和大众娱乐“混搭”在一起，勾画出一种别致画风，深受网民喜爱。这种看似“不着调”的搭配，实则非常用心，契合了文化审美上的冲突美。

    在世俗视角里，“冲突”两个字往往充满争议。一些人在艺术审美上过分强调匹配、协调、柔和，笼统地认为有冲突就不好。实际上，在中西方美学中，“冲突美”都一直备受推崇。尤其是现当代，“冲突美”在文学、绘画、电影等视觉艺术作品中非常常见。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断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句话一度被人们看为“戏剧定律”。梳理研究我们会发现，包括《赵氏孤儿》《雷雨》在内的很多中国戏剧、小说都饱含着浓郁的冲突美。

    “文物表情包”把庄重严肃的文物与戏谑不羁的网络流行语“拉郎配”，除却了前者的腐朽呆板之气，赋予了后者传统文化之魂，二者在强烈对冲中，达到了寓历史文化于网络流行语之中的“中和”。这是“文物表情包”没有明显违和感，被赞“魔性十足”的直接原因。此前，网上很火爆的康熙“朕知道了”纸胶带、“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的动态照片等，之所以迅速蹿红，也是因为“冲突”让静态的文物“活”了起来。

    赞赏“文物表情包”的冲突美，并不意味着此类创意可以无的放矢。相反，它必须谨慎着手、小心为之。精心推敲文物与网络流行语的内在联系，确保二者实现顺畅融合，避免不搭调。拿捏好尺度，防止戏谑太过对文物的严肃性造成亵渎，产生违和感。文创作品可以活一些，但文物毕竟相对传统严肃，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把握严肃性与娱乐性之间的平衡，否则就可能弄巧成拙。包括“文物表情包”在内的文物宣传推广，有的虽算不上正儿八百的文艺创作，但其创意和设计也需遵从审美规律。

    正如专家所言，让文物活起来，既要面对博物馆自身，不断挖掘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要面向公众，创新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融入百姓文化生活。以合适的方式把历史久远的书画古玩、瓶瓶罐罐，从尘封中请出来，唤醒文物的青春，为人们所喜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