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环保性的终极评价

    一听汽水、一瓶洗发液的“可持续度”有多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决定买还是不买。然而，要找到一个综合的评测指标，把地球上所有商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影响都囊括其中，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可持续指数”评分体系，会分别对供应链中的不同阶段或产生的不同效应（比如产生的废弃物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打分，而且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会使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因此，这个评分体系的问题不是信息量太少，而是太多。

    如果评判环境和社会代价的衡量标准只有一种，那么给产品打分就会简单得多——可持续发展联盟就是这么想的。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10所顶尖高校、多个大型非营利组织和80家跨国公司，它们都达成了一致，希望创立一个能涵盖整个供应链的通用指标。可持续发展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指标体系，联盟成员将根据这些指标衡量首批100种产品，这些产品五花八门，从午餐麦片、洗涤剂到电视机都有所涉及。

    沃尔玛的可持续发展部主任杰夫·莱斯是建立通用标准的支持者，他认为，在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措施不仅能让环境变得整洁，还能降低清理垃圾所耗费的成本——比如说，垃圾少了，就没必要花大价钱把它们拖走。沃尔玛已经开始将可持续标准编制成“评分卡”，并把这种卡片分发给旗下约400家收购商，这些收购商一直是从零售商手中进货的，作为买家的大小收购商，可能会为了降低商业行为的环境效应，而对产品供应商有所动作；产品供应商的行为又会影响收购商的年度业绩总结。同样身为联盟成员的戴尔公司已经对LCD屏幕制造商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们在生产屏幕时设法降低全氟烷烃这种强效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盟提供的数据“让我们可以有的放矢”，戴尔环境事务部主任斯科特·奥康奈尔说。

    联盟认为，这个指标最终会取代其他评分体系。现在，美国的消费者走进一家杂货店后，只要掏出手机扫描洗发液上的条形码，就能读取GoodGuide网站评测的可持续性分数了。但是GoodGuide的导购只是根据公开信息做出的，而联盟评分所依照的数据，比如废气、垃圾、劳动力、水资源的使用和其他敏感信息则不易得到，只有大型商业集团对供应商施压才能拿到。因为这些数据，通用指标比其他指标更全面些。像沃尔玛、百思买和戴尔这类商业巨鳄每年从供应商处进货时，都手握着千亿美元的资金。“就凭这一点，可持续性也会比此前的任何理念更主流。”莱斯说道。然而消费者要想自己接触到指标所依赖的数据，恐怕还得等上个三年五载。可持续联盟的领导者承诺，这些数据会对消费者公开，但他们还没想好怎么公开。与此同时，指标的存在可以激发创新。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就为联盟编撰了一部白皮书，评估了笔记本电脑中用生物基材料代替塑料的好处。

（选自《环球科学》2013年第1期）

    词之所以微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词在初起的时候，本来就是那些个诗人文士写给美丽的歌女去唱歌的歌词，没有想把我的思想怀抱理想志意都写到词里边去。他最初本来没有这种用心，没有这种想法。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就是写美丽女子的爱情。可是，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思想文化教养性格的种种不同的背景的，不管你是欣赏诗歌，还是创作诗歌，都无法避免，你就是你，你无论是解说，无论是创作，都带着自己的背景在其中了。微妙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个诗人文士，当他用游戏笔墨为了娱宾遣兴给歌女写歌词的时候，无法避免地把自己的性格思想，在不知不觉之中，隐意识的，自己完全都不知道的，流露表现在爱情的歌词中去了。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看他揖让进退，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当然，因为那是要给大家看的。可是，当他游戏的时候，因为不用端着架子，不用装腔作态了，所以，不知不觉反而把他更真的自我表现出来了。词就是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要写自己理想志意的用心，只是给美丽的歌女，写一些漂亮的爱情的歌词。可是他不知不觉地就把他最深隐的本质，这不是拿腔作调说出来的什么伦理道德，而是他自己真正的感情人格的最基本的本质，无意之中，不注意之间就流露表现出来了。

    词既有这样一种微妙的作用，因此，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就为词的性质下了这样几句定义，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这种文学体式是“要眇宜修”。“要眇宜修”出于《楚辞·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写湘水上的一个神灵具有一种要眇宜修的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楚辞》有王逸的注解《楚辞章句》，说“要眇”是“好貌”，是一种美好的样子。又说：“修，饰也。”修，是说这种美是带着修饰性的一种很精巧的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说“要眇宜修”是形容娥皇的“容德之美”。关于湘君究竟是什么样的神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简单的说，洪兴祖以为写的是娥皇，我们知道，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个妻子，舜死了，娥皇女英泪滴洒在竹子上，成为斑竹；后来她们死了，成为湘水之神。这究竟是不是可靠，《楚辞》的湘君是不是娥皇，我们今天来不及考证，至少洪兴祖认为，“要眇宜修”所写的美好，是一种女子的魅力，而且是从内在到外在的容德之美。《楚辞·远游》上还有“神要眇以淫放”一句，洪兴祖注解说“要眇”是“精微貌”。把两处“要眇”出现的注解结合起来看，我们知道“要眇宜修”的美，是写一种女性的美，是最精致的最细腻的最纤细幽微的，而且是带有修饰性的非常精巧的一种美，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就是说词有这样一种美。

（摘编自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守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元气大伤，遭受严重挫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撤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对它的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正是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

    公元4至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其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此路传播过去的。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仍然在欧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往来。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来探索其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刻甲骨文用的龟板，经过验证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亚洲陆龟”。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选自刘庆柱的《“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有删改。）

    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社会实践在个体生命内部建构的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学人最关注的一直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并由此形成了“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客观语境。但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思维定势在当下不仅相当流行,而且已成为影响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深层病症,很多虚假的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正是由此而生。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解决以后,主体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对文化发展主体因素与语境的忽视与无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文化思考和建设出现过多混乱与闹剧的根源。要想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从客观到主体”的语境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时也需要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特殊结构或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

    对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生命机能也是如此。自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将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归结为物质条件或社会制度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是形成文化发展客观语境或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原因。而从主体语境开始则意味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理解或完成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建构。由此可知,主体语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阐释与现实重建的深层理论框架。

    在主体语境中,文化自信的消长取决于其作为文化生命机能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在逻辑分析上,主体可细分出知识、伦理与审美三种文化生命机能。但正如康德说审美机能在人类身上“总是很薄弱的”,真正影响主体文化生命的建构与实践的是知识与伦理机能。知识与伦理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条件,也是文化自信发生和消长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在考察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流变时,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国家、种族与文化兴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很容易通过文化认同和召唤生发出排山倒海般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屡试不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主体力量与激情又不够坚实或不能长久持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很容易被腐蚀或自我糜烂掉。

    由此可知,尽管影响文化自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理性主体基础,无疑是中华文化自信不能长久或容易腐烂变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