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大龙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叫“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地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更多的是“心性”的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物性”则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帙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得到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在各自所侧重的方面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

(选自《人民文摘》，有删改)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

林木

    目前中国画界有个悖论让人十分好奇。一方面，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的倡导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写意画早已陷入困境。

    目前的一些展览，工笔画的参展及获奖作品数量绝对在写意画之上。又如在面对现实的一些创作领域，大写意更显尴尬。20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历次批判，其实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画中的写意画去的。不论康有为、鲁迅还是徐悲鸿们，批评的都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而对工笔画不仅没批评，评价还很高，尤其对以宋画为代表的中国院体工笔画系统反倒有极好印象。不仅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是如此看，国外的学者也这样看。

    正因为写意画目前的窘境，所以倡导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倡导，更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个焦点现象。

    写意画的窘境其实是与对写意画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如写意画就是“写”，而“写”就是“以书入画”，“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线条入画，尤其是以行草书入画。不仅当以如此线条入画，还当以水墨为之。这样，大写意画语言的套路就定型了：急速的行草书法中锋式线条加水墨入画，这是写意画的笔墨套路。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当然还不能画得太实，必须简。岂不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么？八大山人已是榜样之榜样，你还敢画实画繁么？于是简笔造型是又一套路，一些大写意画家画得儿童画一般，技巧全无。写意画还有题材套路，其中又以传统文人画之“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千年不易之“母题”。千年以来，成千上万的画家迷恋简笔造型，画同样已成套路的相似性的题材相同的母题，怎么可能不相似不雷同！就算是龙虾珍贵，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吃倒味！今天的水墨大写意就好像是我们国画界的“龙虾”！

    画界吃腻了“龙虾”时，当代工笔画横空出世：你用急速的行草用笔，我用严正的楷书用笔；你儿童似的简笔造型，我则严谨的写生写实；你天天画千年不变的传统母题，我画天天看到的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你用单纯至极的水墨，我用千变万化的色彩；你总是老气横秋的古典意趣，我幅幅生气勃勃的现代情感……倡导写意画的人总把写意或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倡导总是义正词严。对中国绘画来说，通过主观表达的需要主观化地改造对象以应表达的“意象”才是中国绘画体系的核心。这样，宫廷表达的富贵意象成为院体画工笔画，宗教表达的神圣意象成为宗教画，民间表达的吉祥意象成为民间画，文人表达的超然意象成为文人画……各路数的传统绘画中还可再分一些绘画类型，如此看来，把大写意标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绘画，把大写意精神标榜为中国绘画核心精神，既不合情理，亦不合史实。“写意”之前中国就没有艺术精神？

    写意困境如此，水墨大写意就没有出路了？当然不是。当代画坛仍有不少突破常格以写意或大写意名世的优秀画家。既然上述关于写意的套路成了障碍，但写意的内涵，那种狂放、那种力量、那种无所拘束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势不可以发扬光大吗？笔者在贾浩义的画册中还能看到他早年用过、今天还在流行甚至倡导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形很准，笔墨也很好，但如果没有对中国意象本质的哲理探索、对写意内在精神的深入把握、对写意语言的自由转换，一如今天画坛绝大多数写意画家那样，能有今天风格独特而备受称赞的老甲吗？

（选自2015年8月9日《中国文化报》）

名士与名流

    名士与名流貌似相同相近，其实相距很远，他们虽然皆与名气有瓜葛，但实际上因所取人生姿态不同，而展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

    “名流”是指正在流行着的社会各界的名人群，而“名士”专指那些已在社会上出名但隐而未仕者。

    名流往往以“名”为“实”，为本钱，常常抛头露面，混迹于社会各种官方的大众场合，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乐此不疲。目的是博取更大的名声和利益，其处世姿态媚俗又积极。

    名士则以名为“虚”，为“累”，淡泊名利，深居简出，尽量远离社会的各种热闹场所，避开种种抛头露面的机会，躲进小楼或大自然里，回归内心的宁静，或赋诗作文，或饮酒观鱼，或舞剑弹琴，将“小我”化入宇宙之无限中。

    名士一般都是实大于名，不仅才华超群，而且心高气傲，超凡脱俗，有一种远离权贵与名利，超然于尘世以外的狂士或隐士风范。名士们既能耐住寂寞与孤独，又是性情中人，喜欢自然山水，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脉搏与大自然或自为的生活频率一起跳动。

    名流也有一定的才气与悟性，他们更喜欢社会，更喜欢人群，更喜欢在社会进取中博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捞个一官半职，或挂满各种社会头衔，以赢得人们的特殊尊重。但不少人在进击社会中，慢慢忘却了人之本性，成为公众世俗文化的代表。这种人一旦得到权势，便想领导潮流，左右社会经济或文化局势。但大多数的下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只有学问和历史功绩都较大，或历史罪过很大的“名流”被定格了下来，成了名流的历史代表，如孔子、曹操等。

    “替天行道，兴周灭纣”的姜子牙、“死谏”的魏征、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三人既是名流又是名士，位居宰相，却道人自守，身在“朝”，心在“野”，以一颗遁世无我之心入世救世，创造了集名流与名士于一身的完美典范。

    名士中做到了才情与品性的完美结合之人，屈指可数，而且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大融合的不断深入，名士将会越来越少，乃至慢慢消失。而名流则不仅在每个朝代都成群结队，蜂拥过来，蜂拥过去，社会越交会名流也会越多。时代一变，时尚一变，许多名流就会过时，被新的名流取代，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名流，流变更迅速，旗帜改易更快。但也有一些带有“名士”质地的文化名流，也会与名士一样留下很好的名声，如韩愈、苏东坡、丘处机等，虽入世旺名但却最终依然保持了“士”的洁身自好这份独立人格。

    名流虽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其言行都令名士不齿。因为名流们常常在人群里表现自我，在这种不能节制的自我表现中丧失了知识人（即“士”）的内在品性，成了偶像“稻草人”，或一种空洞的文化符号。而名士则往往四处躲避权名，人在深山僻壤，却名冠中华，真正应验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古话。

    在论及世间万物存在的理由时，总离开不对它的价值分析，非物质文化当然也不例外。由于人是非物质文化创造及发展中能动的主体，因而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取向又总是由人的动机及目的所决定的。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特点，不同的思维特点则形成不同的行为理念。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就特别地体现了人的物质目的与精神需求相共生的行为理念和原则。这使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体现，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实用与审美，正是非物质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价值体现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和民间性就表明了它不属于现代文化，而属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文化的突出代表。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内在大众媒体和广大人群中普遍流行的文化。但大众文化缺乏深层性、持久性和稳定性，人们接受一种大众文化更是出于从众和外在的冲击力，而不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需求。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和民间性决定了它不会像大众文化一样在大范围内很快流行起来，它缺乏大众文化流传的普遍性、快速性、时尚性和强大性。但非物质文化深深根植于民间和人民的心灵深处，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是特定民族在同自然、社会和人的长期交往中所凝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特征及理想信念。

    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不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上说的，而是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是否依赖于物质形态而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指文化存在的本质形态。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就是物质文化，如文物、古建筑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则是精神文化，如思想、知识等。而非物质文化不是物质形态文化否定式，而是指无须以物质形式为表现和传承的文化。精神文化虽然不是物质形态文化，但也不等于非物质文化，大部分精神文化是通过物质媒体进行表现和传承的，只有部分精神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表现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种文化总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传承，否则就会消失。物质文化是外化并凝结在物质材料上的，并通过物质材料来表现、传播和传承，因而，物质文化是静态文化、固化文化。而非物质文化无须外化和凝结在物质材料上，也无须通过物质材料来表现和传承，而是通过口头讲述及身行为等来直接表现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和传承的动态性或活态性虽然不具有物质文化的表现和传播那样大的规模与范围，但却具有物质文化表现和传播所不具有的优点。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靠音像资料的保存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使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实际上，正是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使人类的文明如此绚丽，非物质文化就是其中的一朵盛开的奇葩。要真正有效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在于使那些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保存和传承下来，而且更在于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交流，扩大其影响。非物质文化一旦被世界其他民族所接受和认同，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意义和作用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是非物质文化在其民族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世界性的含义，对世界其他民族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也是最终的目的。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