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人类劳动得到解放，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同时，工作的固定性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会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需要不断地再教育再发展。此外，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又能创造多种多样的条件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人工智能将带给人类的不是失业，而是自由选择工作；不是剥夺人类的劳动权利，而是激发人的多方面潜能。。

    人工智能促使每个人更有尊严地参与劳动，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 性。在人工智能普及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生存不是自己去挣扎，社会奉行的不是丛林法则，而是共生原则。于是，每个人都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被迫地劳动。在生存问题没有以社会化的方式解决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地求资本家赐给自己工作机会。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屈服，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从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的时候，个体的生存被社会化就成为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资本逻辑猖獗所导致的除了出卖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无尊严状态将不复存在。在那样的社会里，“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部分人即使没有工作，也照样能合人道地活着。人们的劳动尊严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人们能够真正作为人有尊严地去选择劳动。所以，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是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从而使未来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

    人工智能被大量运用于劳动中有助于异化劳动的克服，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当劳动不再是迫于生计而从事的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体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于是，人们就愿意通过发展自己而参与劳动。当人工智能没有普遍采用的时候，各种阻碍人的发展的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人的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按照荷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人有多重智能，因而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这使有闲暇时间者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当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人们就能将自己的多种潜能发挥出来。在传统劳动组织形式下，人们不得不娴熟地专注于某一项劳动技能，因而其他潜能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表明，传统社会里人的发展往往具有单向度性，是适应劳动竞争需要不得不顺从地发展起来的技能。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劳动之后，让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人们将愈来愈全面地实现自己的本质。这正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人工智能面前胆战心惊，应该张开热情的双臂去拥抱它。

（编摘自何云峰《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有删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的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 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2016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但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唐代文人们在不同时期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创作出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认为开元年间复兴了尧舜的太平之世，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写出文质兼备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著述照耀千秋。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则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中唐时期，社会危机重重，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以诗歌来说，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浮靡，唐朝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提出要廓清“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到初盛唐之交，张说和张九龄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形成。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尤能引起后人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产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

    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而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所追求的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材料一：

    智能手环是一种穿线式智能设备。智能手环运动监测功能通过重力加速传感器实现。重力传感器已是一种很成热的技术，手机也罕有应用，比如现在智能手机的屏幕翻转功能，就是通过传感器来实现的。传感器通过判断人运动的动作得到一些基础教据，再结合用户之前输入的个人身体体征的基本信息，根据一些特定算法，得到针对个人的个性化监测数据，诸如运动步数、距离以及消耗的卡路里等，从而判断运动的频率和强度。由于每个人运动随个人身体体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因而用户在使用手环进行监测前需要在APP中录入自己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信息，信息自动同步到手环中，通过传感器监测运动动作，经过特定算法最终实现运动监测的功能。睡眠监测也通过相同的传感器技术实现。人的睡眠接照脑电波信号可分为五个阶段：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快速动眼期。在不同的阶段人的脑电波可以迅速改变，有意思的是，重力加速传感器并不具备直接探测脑电波的功能，所以它是将人在眼中动作的幅度和频率作为衡量睡眠的标准，来判断睡眠处于哪个阶段，手环的智能闹钟功能，会在快速动眼期将用户唤醒，因为在快速动眼期睡眠者会出现与清醒时相似的高频低幅的脑波，比较容易喚醒，如果此唤时醒，睡眠者会感到神清气爽，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效果。

    （摘编自沈丹（智能手环是如何进行数据传输的》）

    材料二：

智能手环主体一般采用医用橡胶材质，天然无毒，外观设计高档时尚、大方，不仅具有运动健康秘书的功能，还具有时尚装饰的功能，有流线花环，颜色也是多样，这种设计风格对于习惯佩戴首饰的用户而言，颇具有诱惑力。手环的设计风格堪称百搭。而且、别看小小手环个头不大，功能还是很强大的，比如它可以说是一款高档的计步器，具有普通计步器的一般计步，测量距离、卡路里、脂肪等功能，同时还具有睡眠监测、高档防水、蓝牙4.0数据传输、疲劳提醒等特殊功能。

智能手环内置低功耗蓝牙4.0模块，可以与平板、PC客户端进行接，可以随时随地设置身高、体重、步幅等信息和上传运动数据。另外，智能手环还具备社交网络分享功能，比如用户可以将睡眠质量、饮食情况和锻炼情况以及心情记录等通过绑定微博等社交网络进行分享。

    在使用时间上，由于智能手环内部内置了一颗锂聚合物电池，续航时间可达10天，续航能力还是很强的。

    摘编自（智能手环有哪些特点及特性）》）

    材料三：

    几年前，智能手环作为可穿戴设备进入大众視野，以实现健康管理、运动监测、手机交互等功能为目标被炒得火热。功能看似高端，门槛实则低，一时间市场内涌现了大量可穿数设各厂商。

然而近年全球可穿戴行业态已显，智能手环炒作红利期已退湖。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可穿戴设备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在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可穿戴市场出现疲软态势，整体销量为2300万只，仅仅保持了3.1％的微弱增长，出货量则为270万只，较2015年同期的560万只下降了51.6％。预计2018年我国可穿戴设备市场规模在400亿元左右。

    真正随着热潮成长起来的智能手环企业少之又少，早期进入市场的品牌如今的经营状况也很惨淡。种种迹象都表明智能手环遇冷是行业的现状，我们需要思考智能手环在脱离炒作红利期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降温。目前来看，智能手环的需求依然存在，也非纯概念炒作，并且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智能手环作为能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其实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虽然野蛮生长的红利期已过，但是寻找到智能手环的刚需，依然能成为它下一次热潮的引爆点。

    （摘编自沙水《智能手环春天已过，未来出路在何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