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来”的教育应成社会共识

闫涛

①有媒体报道，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委托第三方机构面向15.5万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和家长开展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没上过辅导班的孩子到了小学后更有后劲。

    ②客观而言，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是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同时也是对许多家庭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抢跑”这一教育乱象的一种有力回应，具有很强的纠偏意味和警示意义。其实，舆论引导上无论多么卖力地呼吁少给孩子补课，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都不如白纸黑字的数字调查更有说服力。

    ③放眼现实，频频“抢跑”或者视孩子“抢跑”为教育常态的家长比比皆是，长期奔波于各种辅导班的孩子也不在少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功利心态、短视思维之下，孩子虽然利用各种证书和特长敲开了名校的大门，但之后便将之废弃一边，学习的激情与兴趣、对生活的热爱等可能也随之一起抛掉了。

    ④人生是长跑，比拥有多少证书和特长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较高的学习兴趣，是否对自然和生活有一颗好奇心。而且，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和考查重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是否具有出色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从补习班、填鸭式教学中是学不来的，更多地要在生活中学、在做中学，也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探究和思考。对此，家长要做的是，不断完善孩子的知识结构，为孩子创造研究性学习的环境和条件，着力培养孩子的意志力等，这才是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真正的后劲所在。

    ⑤其实，从不久前颇受关注的阿尔法围棋之父哈萨比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鲜明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从小生活在宽松的成长环境中，父母没有带他们上各种辅导班，也没有将自己沉甸甸的期望寄予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童年生活是自由而快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⑥很多时候，拼娃也好，拼教育也好，不只是拼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是拼家长的教育理念。就像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上辅导班的孩子或许短期内落于人后，但长远来看，只要教育的理念和大方向对了，孩子就会在日常探索中具备各种能力，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学校层面，与其在起跑线上大做文章，不如从一开始就给幼小的心灵松绑，让孩子们在自由的探索与体验中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认知这个世界。

    ⑦报道中还指出，今年6月，上海市教委将继续向今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以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赠送《陪着孩子慢慢来——小学新生入学30问》宣传手册。笔者认为，这份手册应分发到全国每位新生家长手中。如果每位家长都有了这种慢慢来的心态，让自主探索成为孩子童年的主题，教育就多了一份从容和镇定，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可以从这样的家庭中产生。

（原载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教育报》）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陶潜、谢灵运的诗，云岗壮伟的造像，洛阳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悲剧最多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以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般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时的事。

    魏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自然山水，既其形质又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晋人欣赏自然，有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题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之，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图空《诗品》里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王義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创立出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节选自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

    李清照现存的词曲中，有四分之一出现了与香炉，焚香相关的意象。为何李清照对香炉会如此情有独钟呢？这要从香炉的用途说起了。

    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香炉不知最早起于何时，也许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青铜鼎。鼎用于烹煮肉食和祭祀，香炉里装的则是香料，都表达了对祖先和天地的尊敬。香炉真正的成型和发展，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每日举行的敬佛礼佛的过程中，就包含了焚香的仪式，这使得焚香的习惯更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到了宋代，焚香已经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当时生活中的“四艺”，成为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程式。宋代时，各种香炉除了供皇室、贵族和文人使用之外，也广泛出现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了。不但敬神祭祖要用香炉，在厅堂卧室里要点燃香炉，甚至在各种高端的宴会、欢乐的庆典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一些小型香炉更是成为文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比如宋代的《槐荫消夏图》，一个夏日的午后，一人在户外乘凉，慵懒地躺在槐荫之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香炉，从他惬意的表情上，仿佛可以闻到空气里的清香。

    在汉朝，有一种“博山炉”已经在皇宫和贵族中流行了，炉体常用金属制作，呈青铜器中的容器豆的形状。炉子上面有高高尖尖的盖子，表面装饰着重叠雕刻的奇禽怪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因此这种香炉就称作博山炉。后来，逐渐出现了青瓷或白瓷做的瓷香炉，香炉的样子也不再是单一的仙山了。李清照在《醉花阴》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这金兽便是做成动物造型的各式香炉。香炉是为了燃香取味，打造得小巧可爱，也可以装点室内陈设，这些金兽就有麒麟、狻猊、狮子、凫鸭、仙鹤等样子，看上去一定很萌。李清照这首词曲中的“瑞脑”，便是南宋文人焚香时用的香料了。汉朝时期博山炉都是有盖子的，应该是与燃香的原料和方式有关。在西汉之前，焚香用的都是屈原说的“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茅香或蕙草，用法是将草放置在香炉中直接点燃。草叶燃烧后产生馥郁的香气，但有个毛病，就是烟火气比较大，烧太猛了还挺呛人的，所以得盖上盖子。

    汉朝之后，南海地区树脂类的龙脑香和苏合香传入，香料被制成香球或香饼，在下面放上炭火，高温将这些香料一点点烫燃起来，香味也很浓烈，烟火却少了很多，于是香炉在造型上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做成金兽等造型之外，也出现了各种敞开式的香炉。香炉的广泛应用促进其自身在宋朝获得了大发展，宋代的皇帝都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特别是宋徽宗最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加上宋代文坛中古文运动，也追求文以载道，反对浮靡的风气，素雅而简洁之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宋代重视金石之学，仿古蔚然成风。出现了各种青瓷仿制成商周青铜器的样子，而把它们缩小，便成了各种精致的敞开式小香炉，比如仿青铜鼎、鬲和樽的小香炉，还发展出高足杯式炉、敞口莲花炉、镂空覆盖式香炉，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可以方便地在室内移动，受到广泛的喜爱。

    于是，追求雅趣的李清照自然会喜欢上当时广泛流行的香炉了。她将自己的忧伤化作精致的悲情，投射到了一切美的事物上，香炉便与春花、微雨一起，成了李清照最喜爱的审美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在李清照的词曲中，虽然香炉、香烟屡次出现，却从未提到香枝，在《槐荫消夏图》中，也只见香炉不见香枝插在里面。其实线香在明代才出现，在宋代，燃香常用的方法还不是直接点燃，而是透过炭火的焙烤而取其香气。因此我们在宋代绘画中只见形象各异的香炉，却看不到插在炉中的线香。

（选自方舒《李清照的香炉：沉香玉炉袅残烟》，有删改）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但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处在优先地位。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的过程。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