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利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才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白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内小学和国立、地方小学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编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叶帆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体现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传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走了近百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有改动）

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

孙伟平

    ①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改变着人本身，改变着对“人”的认知。

    ②在过去40亿年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有机化学规律演化的，演化的过程既缓慢又艰辛，然而，作为无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改变传统的生命演化规律，并且传统的生命演化节奏也收到影响。随着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综合发展，人的自然身体正在被“改造”，同时，人所独有的情感、创造力等社会性正在为智能机器获得。

    ③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是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智能机器人在外形上可以不像人，但也可能“比人更像人”。一些乐观的专家大胆预测，到2050年，人形智能机器人将变得和“真人”一样，令人难分彼此，“凡是人所具有的，人形智能机器人都具有”。智能机器人究竟是否是“人”，必将，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争辩不断的时髦话题。2017年10月25日，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吃螃蟹”，授予香港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女性机器人索菲娅（Sophia）以公民身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人们深刻的反思。

    ④人工智能对“人”提出了挑战，当人的自然身体与智能机器日益“共生”，那时，我们将要思考新兴的“共生体”究竟是“人”还是“机器”？如果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允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定制一个或多个外形和内在类似的“自己”，令自己永远“活”在世界上。

    ⑤正在研制的智能机器人不仅模糊了“人”本身，更是对人的本质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会思维”曾经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机器也会思维”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的共识。例如，2016年以来，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采用大数据的自我博弈训练方法，相继击败了李世石、柯洁等围棋世界冠军，展现了它在“变化无穷”的围棋领域优于人类的大局观、控制力和创造力；最新的阿尔法狗围棋机器人（AlphaGo Zero）更是完全不借助人类的棋谱，“抛弃人类的经验”，从随机走子开始自我对弈学习，仅仅40天就“自我训练”成为了世界最强；这既给围棋界和社会各界带来了颠覆性的感官刺激，也令我们见识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威力，令智能系统具有控制力、创造性等变得不再那么有争议。实质上，当智能机器不仅在存储、运算、信息传输等方面远超人脑，而且在控制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情感的丰富度等方面也超过人类时，就对人的思维本质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⑥如果以上的描述和分析成立，智能机器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的本质”，那么，就难免导致以下一系列“顺理成章”的问题，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享有自由、人权等基本权利，就如猫、狗之类宠物尚且享有一定的动物权利，人形智能机器人与它们相比“更加高级，”，它们是否更应该受到尊重，拥有更多的权利，包括避免被人类过度使用，或者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具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包括不能被视为人们的“仆人”，不能够侮辱和虐待……这类问题还有很多，并且新的问题肯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⑦观照现实，社会的信息化、智能化大潮汹涌澎湃，智能机器人可以比较廉价地生产，且仍然在不断地开发、完善和升级；智能机器人已经广泛进入人们的学习、生产、生活、休闲、娱乐过程，成为人们学习的老师、工作的伙伴、生活的助手、游戏的玩伴，甚至像家庭成员一样的机器人伴侣、孩子……展望未来，智能技术正呈现加速度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意识、创造能力、类人情感、社会交往属性的智能机器人已经渐露端倪，很有可能变得与自然人难以区分。这一切令“人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光明日报》2018年01月29日，有删改）

    中国书法是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书法艺术探索的影响下，一些书法作品片面追求书法的“线条质量”，甚至无底线地戏谑汉字，造成文本不可识读，丧失了对汉字、书法的基本尊重。一些学书者曲解“笔墨当随时代”之内涵，抛开传统，求新求异，频频写出“怪书”“丑书”，让业内人士摇头，让书法爱好者一头雾水。其实，“笔墨当随时代”的本意是希望艺术家能创作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而非背离传统创造所谓的“新”笔墨、“新”面目。

    汉字天覆地载、严谨优美的造型结构，深藏着先民的美学智慧。不夸张地讲，了解中国书法中有关汉字的结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中国美学。不论是商周时期的金文，汉代的隶书，还是唐代的楷书，其结字原则都是拱向一个中心，书写时严格遵循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笔画顺序，呈现出紧凑有序、大方得体、匀称美观的汉字形象。汉字结构的平中寓奇、险中求胜，汉字笔画的劲健内敛、刚柔相济，以及书法布局的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极大强化了汉字书写的内在张力，影响着书法的审美取向。因此，缺乏对汉字与文本的研究，就相当于丢掉书法之根，符号化的汉字线条终究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当下一些书法家见作品不见风格，真正能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并不多。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代学书者对古人书风的研习不足，从而导致创新不足。古人书风有千百种，学习时应抽丝剥茧，找到其中不变的精神为我所用。张芝、郑道昭等人书风强劲阳刚，有正大气象；欧阳询、黄庭坚等人书风儒雅纯正，耐人寻味；张旭、王铎等人书风气势恢宏，豪迈不羁。近现代，沙孟海书风沉雄朴茂，苍厚古拙，有金石之气；赵朴初书风儒雅隽秀，蕴藉内敛，有书卷之气……

    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异，个性突出。风格即人。这些书法风格均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出新，在汲取书法优秀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有优长，值得学书者深入研究。

    书法风格是书法的艺术语言，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无外乎真、善、美，这也是所有学书者创作时都应坚守的审美标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审美标准，还需进一步加深对书法审美情感的认识。书法审美情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审美情感，另一种是理性审美情感。两种情感之间呈递进和互相深化的关系，没有感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没有理性审美情感阶段就无法创作出有高度的作品。存在于认识过程中的递进情感，一般总是由初始对书法的兴趣进而步入到对书法的理性把握，这是一个对书法贯穿始终的，甚至是周而复始的认识过程。因此，再难的字体、字帖，最终临习到手总归不是太难，但要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则非尽毕生精力与功夫不可。

    当然，在书法创作实践中，情感的表现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中最高级的东西，

    即真实纯净的情感，常常是理性审美情感与感性审美情感的交辉。所以，当书法进入到创作实践中时，所谓“灵感”往往是一种触发；所谓“激情”，则是一种唤起。了解这一规律，才能更好地提升书法审美认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摘编自刘锁祥《在创作实践中守正出新》）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功利主义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谬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抗争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做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运动前。它们的历史观——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它们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他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忘记一切的智力障碍者，或者摘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成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文学艺术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摘编自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