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民主制时期。《礼记•礼运》描述当时情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里的“选贤与能”即当时自然而然形成的选拔公职人员的规程。中国古代尧、舜、禹“禅让”的传说，具体反映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

    夏商以来，开始了“家天下”。（《礼记•礼运》记述当时“大人世及（即宫位世代相传）以为礼”。《尚书•盘庚》云“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官吏“世及”的制度，即世官制。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那些担任王重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均遵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制度。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惟功惟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在选官方面创立了察举制。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荐举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汉武帝以后，此制逐渐向规范化发展。东汉未，由于“天下兴兵，衣冠世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通典•选举二》），故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中正制。这实际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其具体做法就是各州郡县的地方长官，将本地的人才按照丸种不同的等级推荐上来，政府据此授以官职。应该看到，九品中正立制之初，具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

    隋唐之后，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所谓科举制，是一种考试选官的制度。它的基本特点；即“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就是说白了能否释褐为官要凭考试成绩。此制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大发展于北宋。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了极盛。作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而科举必由学校。

    这种“学校一科举”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加上八股文内容空虚，形式呆板，所以科举制也开始走向没落。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宣告终结。

（节选自黄留珠《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删改）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的统治中心，文明发达，历史悠久，制度健全，理所当然的是当时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秦汉大一统，政令号一，制度划一，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与各地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与夷蛮戎狄（又称四夷）之分。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天下大乱，华夏与四夷的界限被打破，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指中原）不绝若线”的局面。以齐桓公首霸为标志的春秋霸业，并没有真正做到“尊王攘夷”，晋文公也难以办到，周王室已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一向被中原诸国看不起并被视为夷蛮的荆楚我行我素，早已独自称王，且鲸吞“汉阳诸姬”，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认为汉文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的结合，是有道理的。老庄道家源于南方，而又产生出黄老无为思想。汉赋也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

    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存在着南北的差异。梁启超说：“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局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大舞台也。”（《饮冰室文集》之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被认为是南蛮的百越和西南各族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越的犀牛角、象牙、珍珠、银、铜、布被用来与北方交换。1983年在广州市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其墓制基本同于西汉诸侯王，出土有玉衣、金印、铜铁器、漆木器等。反映了当时南越的文明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西南夷，为加强对他们的统治，秦建有“五尺道”，汉设有武都郡、益州郡等六郡，并封滇王，赐滇王金印。

    同时，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明显加强，如乌桓在武帝时受汉统治，为汉守边保塞，后结怨于王莽，与匈奴为友。东汉又率众归化，光武帝时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后又设护乌桓校尉加强控制，使其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

    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直到隋文帝统一的400年间，兵祸连年，政权更迭频繁。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仅仅是更大动乱的序曲，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继而又有北魏和东魏、西魏的裂变和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更迭，这是中国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又一个乱世，而且乱的规模更大、乱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春秋战国把思想和学术从旧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多元的思想、教育、学术，为秦汉奠定了高起点发展的基础。汉代为适应政冶上大一统的需要，几经变更整合，终于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整合兼纳道法阴阳诸家而为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又将一元文化打碎，旧的名教和经学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佛教广为流传，并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当四个世纪的震荡结束以后，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强大王朝——唐朝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节选自裘士京、房列曙、周晓光编著《中国文化史纲》）

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品格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中华美学精神”在体现“中华性”的同时，融合了多样性的思想追索，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例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主导性理想，就是强调生命活动的内在和谐性，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沉浸和投入，讲求天、地、人相合。这种内在和谐性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再如，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人生的改造与提升，突出文艺活动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这一理念贯穿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内涵的一部分。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当代条件下，“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

    时代在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变，文艺批评的具体对象和价值指向也在变，不变的是贯穿文艺实践始终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绝非简单的“民族形式”外观修饰，而是从内在精神层面凝聚、升华而出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风格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价值构建。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应该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时代生命力的一种具体把握。

    当前，要求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加具体地贴近当下生活现实，更加充分地表现大众的生活情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具体深入地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的境地。这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艺审美功能的具体实现，而且体现了对文艺的文化功能与历史传承功能相统一的要求。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进入20世纪以后，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这样一种思想探索，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新疆晨报5月31日消息，5月30日，随着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18位村民整齐划一的动作，一排排海水稻秧苗整齐地排列在水田里，这片昔日的重度盐碱地一派江南水田风光。

    与此地同步，在黑龙江大庆、山东东营军马场、山东青岛城阳区和浙江温州等地，海水稻秧苗也正在覆盖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这些也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荒滩变粮仓”的构想奠定现实基础。袁隆平参与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工程计划在3～5年内选育出在盐分浓度3～8‰的咸水灌溉种植条件下，每亩产量达200～300公斤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3亿亩可以开发利用。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高产海水稻，粮食增产前景十分广阔。

    （摘编自石丰森《袁隆平海水稻插秧新疆喀什　盐碱地上生机盎然》）

    材料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尽管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从国际上看，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信息化背景下，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成了一国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的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 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摘编自朱有志、陈文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应对新挑战》）

    材料三：

    去年在中国，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据预测，在中国种植1亿亩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而全球有142.5亿亩盐碱地。

    小小的种子，何以让中国屡屡书写举世瞩目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迪拜沙漠，引入来自中国的“四维改良法”，要素物联网模组展示了神奇的“魔力”——地表装配智能喷洒灌溉系统，根据水稻不同时期需肥特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精确控制喷头和喷枪定时定量喷洒水分和养分；水肥自动送达水稻根部，土壤中渗出的多余水肥回收，运送至回收池供循环使用……技术革新，让那些曾经的“不可能”一个个被抹去。中国水稻走向世界的故事，正是中国农业技术走向世界的故事。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屠呦呦，一大批杰出中国科学家不仅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增进人类福祉带来了巨大正能量。一个个志在创新的个体，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摘编自钟声《水稻“世界波”折射创新之力》）

剪纸王

孙博

    元旦的午后，枫城风雪交加。北面文化中心大堂内挤满了人，温暖如春。这里正在举办加拿大青少年剪纸大赛，参赛者有100多人，分成大、中、小学三个组别。

    大学组压轴上阵，共有30多个选手。随着主持人宣布比赛题目为“年年有余”后，大家争分夺秒地忙碌起来。

    20分钟左右，牛犇第一个交卷。作品质量和所用时间，都大大出乎评委所料。牛犇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是滑铁卢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高材生。其他选手都在规定的半个小时才交卷，还有几个根本没能完工。最终，五个评委一致决定给牛犇打100分。

    评委会吴主席走上台，向大家宣布“牛犇同学以满分夺得大学组冠军，获奖金5000 加元。这也是我们大赛举办三年来，第一个人获得满分，再次恭喜牛犇同学！”

    吴主席双手举起牛犇的剪纸给大家看，作品是全圆形的窗花图案，男女胖娃各抱鲤鱼跳龙门，喜气洋洋中带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吴主席评说：“牛犇同学的作品紧扣‘年年有余’的主题，但又富有创意，融入鲤跃龙门的元素。构图新颖，刀工流畅，疏密有致，阴阳相间……”

    台下一位参赛者突然举手，吴主席马上停住嘴，示意他发言。

那小伙子站起来，说道：“我叫马驰，刚才偶然发现牛犇同学的剪刀特别奇怪，估计安装了电子配件，是不是有作弊之嫌?”

    牛犇立刻站起来，斯文地答道“大赛要求自备剪刀和刻刀，但并没有任何具体规定。”

马驰提高嗓门：“请你不要偷换概念，我的问题是，你的剪刀有没有安装电子配件?”

    牛犇点点头，答道“我确实加入了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目前主要功能是加快剪纸的速度。不过，这也是我自己开发的，正在申请专利。”

    牛犇的话音一出，现场像炸开了锅，喝倒彩的居多。吴主席立刻傻了眼，其他评委也面面相觑，看来难以收场.....

恰在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长者站起来，大声地说道：“请大家安静一下！我叫牛建国，是牛犇的爷爷。事情既然发生了，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为公平起见，我建议请吴主席出题，马驰同学提供剪刀和刻刀，让牛犇再剪一个图案。”

    牛犇和马驰纷纷点头。顿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五个评委交头接耳，认为牛建国的办法可行，吴主席马上向牛犇、马驰招手。牛犇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台，马驰拿着剪力、刻刀跟了上去。牛建国也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台，用力拍了拍孙子的肩膀，相互点了点头，但没有开口交谈，一切尽在不言中。

    吴主席皱了皱眉头，说道“我看，就剪一个‘嫦娥奔月’吧。”

    牛犇立即在讲台上剪了起来，动作异常娴熟，令马驰佩服得五体投地。大约一支烟的工夫，一个栩栩如生的“嫦娥奔月”图完成了，上面还有“中秋佳节”四个行书大字。

五个评委一看，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吴主席兴奋地说：“冠军真是名副其实啊!”

    马驰带头拍手，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曲终人散之际，一个中年男子冲向前，对着牛建国问道“请问牛老先生是广东佛山人吗?”

牛建国点点头，中年男子激动地说：“那您就是当年的‘剪纸王’了！20年前，我还跟您学过几个礼拜呢。后来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只好中止了。”

牛建国拍了拍脑袋，说道：“抱歉，不记得了，我在佛山教过几百个学生。来加拿大十年了，只教了我孙子一个人。这小家伙在这儿长大，倒是热衷中国文化，悟性也不错。”

中年男子边竖起大拇指边说：“难怪您孙子这么牛，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原来，是得到您老人家的真传啊！”

吴主席以夸奖的语气说：“这就是名师出高徒，牛老先生果真是‘剪纸王’。”

牛建国指着孙子，说道：“老眼昏花了，不敢当！‘剪纸王’这个名衔，得让给年轻一代了。现在啊，再加上什么IA的，剪纸的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爷爷，人工智能叫AI，不是IA。”牛犇插嘴提醒。

牛建国连连点头，说道：“反正这古老的剪纸艺术，就靠你们年轻人插上高科技的翅膀了。”

吴主席趁机央求：“能请牛老先生担任咱们剪纸协会的顾问吗?一起来推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牛建国笑哈哈地说：“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用吗?”

吴主席答道：“现在这个年头啊，人生70刚开始，90不稀奇，100笑嘻嘻。”

    牛建国爽快地说“托您的福，我就顾问一下吧。也借你们这个平台，好好推广一下咱们佛山的剪纸传统，那可是宋代就开始流传了。”

中年男子似乎比谁都高兴，急促地说：“那我得马上报名入会，重拾当年师徒情。”

牛建国俏皮地问：“入会没有年龄限制吗?”

吴主席幽默地答：“3到80岁，全部欢迎。”

    一旁的牛犇握了握拳头，悄悄说“那我得抓紧练功了，时刻准备竞争‘剪纸王’！”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