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龟

张抗抗

   小董有一个可爱的三岁女儿。对女儿一向有求必应。他的工作单位离家近两小时路程。为了减少往返，他总在周末才回家。每次回家，女儿在晚上临睡前必要让他讲个故事。一年过去了，什么大灰狼小白兔，他肚子瘪瘪塌塌，早已被搜刮干净。女儿却不肯善罢甘休，抱着他的膝不肯上床，连妻也哄她不好。

   他满心焦虑。虽是周末晚上，他还得赶写一篇文章。研究所的头儿亲自点名，让他在一个术会议上发言，他将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才华。

   “爸爸讲故事呀！”女儿纠缠不休。

   讲什么呢？他真没有时间。发言关系到对他实际水平和个人价值的确认，听说很快就要评职称了。

   他突然记起当天报纸上看到的一则趣闻。当时无意瞟了几眼，现在倒可以用来对女儿随意应付一番。

   “从前，在一个海岛上……”他开始尽量耐心委婉对女儿娓娓道出。“那儿的人，家家户户养着一种大海龟。海龟像一张小桌子那么大，有很硬的壳和很粗的爪子。那个海岛上，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小毛驴。一个人要到岛上另一个人家去串门，就骑着海龟去。海龟最爱吃大香蕉。它的主人就坐在海龟背上，用一根细杆子拴上一根绳，香蕉就悬在海龟脑袋上，离它只有几步远。海龟想吃香蕉，就开始往前爬，可它一爬，那背上的人手里的香蕉也往前走了。它怎么也够不着，于是它就拼命往前爬……”

   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睡着了，腮上挂着浅浅的酒窝。

   他连续昼夜伏笔奋战，发言很成功，获得大家的好评，文章将被收入当年的年会专集。有人私下议论，说他虽是助研，实际上相当于副研究员的水平。

   转眼又到星期六了。他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时，才想起这一星期忙得昏头昏脑，竟然忘了给女儿准备故事。出乎他意料，女儿临睡前忽然对他说：“爸爸今天你还讲那个大海龟好不好？”他松了一口气，却纳闷女儿何以对这大海龟如此感兴趣。

    “……就这样骑着海龟的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他敷衍了事地讲完了故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同女儿亲近的情绪，他心里实际上还在惦着自己的职称。如果这次能评上副研，他一家三口就有希望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工资也可增长几十块钱。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昨天，上头又给了他新的任务，他必须在一个月内，译出一部有关w理论的200页的著作，三个月内编出一部新的辞典，六个月内与人合写一部有关w理论的评述……他不知道他如何才能做完这些事。

   “那骑海龟的人到了地方以后，到底怎么样了呢？”女儿竟然破例没有睡着，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看着他问。

   他说：“骑海龟的人到地方了以后，就把海龟整个儿翻过来。一翻过来它就不能逃跑了，只能乖乖地等它的主人去办完事，再把它翻过，骑它回家。”

   女儿似还要问什么。他不耐烦地拍拍她的后脑勺，把她交给了妻。

   为了不受干扰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上全部任务，真正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研究所，黑夜白天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不这样做，就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领导对他的信任。一个几百人的研究所，老的老，小的小，真正能顶用的，还是他这样的中青年骨干。但无论怎么辛苦，他觉得前面总还有个盼头……

   半年后，他疲惫不堪地回家，心里如释重负。女儿见到他，目光转向妈妈，似乎要问：“这人谁呀？”临睡前，女儿破天荒第一回并不缠他讲故事，大眼睛骨碌碌转了几回，终于问：“我想起了上次你讲的大海龟。后来到底有没有给它吃香蕉呢？”

   他一愣，含糊回答，可能是给了。女儿却不满意，又问他，到底给了几个。他说，一大串。女儿又问，是不是每次都给，他茫然……

   星期一上班，得知职称名额已定，他没有希望晋升；工资不动，住房当然暂时也不能动……他感到浑身骨骼疏松……不知怎么，他想起了那只海龟，他如果告诉女儿，人其实并没有把香蕉给海龟吃，对女儿来说未免太残酷了。他不忍心。

（《小小说精选》2010年第10期）

小矮人

【波兰】姆罗热克

    从前有个挂牌“小小”的矮人剧团，一个很认真的常设团体，每周至少有四场演出，大胆涉猎了所有剧目。文化部因而把它提高到了样板矮人剧院的水平，并授予了一个新的名称，这个扩大了的叫法是“中央小小”，对此谁也没有感到奇怪。这个剧院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事，成了每一个业余的或职业的矮人演员的幻想。不过，这家剧院的编制早已配备齐全，拥有精兵强将。有个矮人是该剧院最杰出的明星，他表演情人和英雄的角色，因为他最矮小。他大获成功，收入可观，评论界对他天才的演技赞不绝口。如果剧院得以存在，首先是由于他的功劳。

    有一次，他在化妆室里化装——那是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首场戏公演之前，他担任剧中的主角——突然发现镜子里没有照出他的金皇冠，可皇冠明明是戴在他头上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出台的时候，皇冠碰到了上方的门框，掉落到地板上，像个铁壶盖子一样在地上滚，还发出金属的铿锵声。他拾起皇冠，走到前台。第一幕结束后他回到后台化妆室，本能地低下了头。“中央小小剧院”的房子是根据剧团的比例为它特建的。

    《勇敢的包莱斯瓦夫》一幕一幕往下演，而我们的演员在进出化妆室时都习惯性地低下了头。偶尔他瞥见了剧院老理发师的目光正停留在自己身上。理发师也是个矮人，但还不够矮小，由于太大，就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做些辅助工作；他怨天尤人，灵魂深处对一切事和每个人都充满了妒忌。他的目光是那样专注，那样阴沉。小矮人怀着不快心情走上舞台。过了一段时间这种不快心情仍然没有离开他；每天带着这种不自觉的感情睡去，又带着它醒来，虽然极力想摆脱它。他自我欺骗，佯装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快，下意识地去抵制心中早已萌发的怀疑。时间并没有给他带来平静。恰恰相反，有一天，他从化妆室走出来的时候，不得不低下头，尽管头上没戴皇冠。在过道里他又跟理发师擦肩而过。

    这一天他决心正视现实。他在自己雅致的套间里，拉上窗帷，给自己量了身高。这一测量说明了一切。再也不存在什么幻想，他长高了。

    傍晚，他瘫倒在沙发上，喝着一杯格罗格酒。第二天他砍掉了鞋后跟。他希望长高只是一种过渡现象，或许过些时候又能缩回去。在一段时间里砍掉的鞋后跟确实帮了他的忙。终于有一回他走出化妆室，正好老理发师在场，便故意挺了挺胸脯，额头上却碰了个大青包。他从那人的眼中看到了讥讽。

    他为何长高了？他体内的生长激素为何过了这么多年突然从昏睡中苏醒？剧团已经发现了吗？有几次他看到老理发师在幕后的一些角落里跟演员们窃窃私语，他一走过去，絮语声便戛然而止，换成了毫无意义的闲扯。他留心观察伙伴们的面部表情，但是从他们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走在街上越来越少碰见老太太对他说：“小家伙，你跟妈妈走丢了吗？”倒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对他说：“请问，先生……”他回到家里，倒在小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望着天花板。可是后来他不得不改变姿势，因为他的双脚伸出了小床外，麻木了。这张小床对于他已经太短了。

    终于，他对“中央小小剧院”的同事们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都已看到，或者都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昔日热情洋溢的评论也沉寂了，对他的赞扬也愈来愈少见。到处遇见的都是同情的或嘲弄的眼神。或许这只是他那亢奋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幸好领导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在《勇敢的包莱斯瓦夫》演出中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然不像演《哈姆雷特》那样成功，但毕竟也是很成功的。领导照常毫不犹豫地指定他扮演《黑衣骑士》中的主角，这个剧已经发了海报。

    排练过程中尽管他很痛苦，但并没有经历什么特殊困难就实现了首次公演。他坐在镜子前面，不看镜子就化好了装。舞台监督按了铃，他从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不意脑袋竟撞碎了天花板上的电灯。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整个剧团的人在灯光明亮的过道上站成了半圆圈，理发师站在中央。理发师身边站的是剧团里另一位扮演情人的演员，同样很有才华，但迄今他只能演B角，就是因为高出了几个厘米。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

    他不得不同剧院告别了。后来随着身高增长，他变换过几种职业，在青年剧院跑过龙套，当过跑腿的，在有轨电车线上扳过道岔。他已经是个中等身材的成年男子了。

    他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他有什么感觉？他的姓氏早已从海报上消失了，早已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他在保险部门当了个职员。

    这样又过了许多年，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为了度过周末的自由时间，他走进了矮人剧院。他坐在观众席上高兴得适度，笑得也适度，并不曾表露出过分的兴趣。一边看表演一边剥着薄荷糖糖纸。散场后，他来到衣帽间，穿上了深蓝色的长大衣，扣上了扣子，满意地嘘了一口气，因为等着他的是一顿可口的晚餐。

    “不错，一群很好玩的小矮人。”他自言自语地说。

（有删减）

国宝

    吴承墨刚走下站台，梅城就用一场裹着梅花气息的温润小雨款待了他。让他感到温润的，还有王老板的那双手。见面握手是一种常见礼节，可王老板握着他的手时，掌心竟有些发热发潮。

    下榻，洗漱，吃早茶。吴承墨迫不及待地问：“东西在哪里？”“不急不急。”王老板说，“您老刚下车，先在这里养养神。”“那是，养好了精神，看东西才不会走眼。”吴师母说。

    午饭后，王老板就拉着吴承墨和师母直奔梅园。吴承墨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江南小城的梅花，曾给他带来多少灵感与熏陶。进了梅园，他一看到满园盛开的梅花，竟高兴得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当场吟就一首咏梅诗：

    不为浮华动，月下独自开。吟吟低浅唱，一枝报春来。

    刚刚吟完，王老板就拍手赞叹。吴承墨诗兴大发，又接连吟了好几首。

    第二天早餐桌上，吴承墨又问起东西在哪里。王老板还是说：“不急不急。我听收藏圈里的人说，您是国宝级的大师，您只要闭着眼在书画前走一走，用鼻子闻一闻，就能鉴定出是真品还是赝品。”“那都是人家瞎吹的。”吴承墨说。

    早餐后，王老板租了一条观光船，沿着古运河一路游览，还请来了两位评弹演员。老两口品着时鲜，喝着美酒，听着琵琶的伴奏和美女的清唱。吴承墨真的有些醉了，是被乡情陶醉了。

    闲谈中，王老板终于提起了那件东西。竟是一代国画宗师八大山人的一帧山水长卷。吴承墨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叹息：“哦！”这些年，他过目的书画不少，但能鉴定如此有分量的国宝，还是头一回。

    第三天早茶后，王老板带吴承墨夫妇驱车驶入一个新建小区。一幢幢别墅在湖光山色中隐现，路边，一株株春梅正含苞欲放。王老板领着两人走向湖边的一幢独体小别墅——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仿古建筑，门前就是鹤湖。转到三楼露天阳台，此刻，吴承墨面对波光潋滟的湖面顿时诗兴大发，脱口吟道：

    岸边梅花湖中鹤，哪是青来哪是白？天上嫦娥楼上客，哪是人来哪是仙？

    王老板又是拍手赞叹：“好诗好诗！吴师母，喜欢这里吗？”

    “岂止是喜欢，我都不想走了！”吴师母笑道。“如果师母喜欢，我就送给你们！”王老板说。

    话音刚落，吴承墨就说：“这么贵的小楼，你就是敢送，我也不敢收啊！”吴师母看了他一眼。

    下午，王老板将二老接到了拍卖公司，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用黄缎装裱的轴盒，从里面取出一个装裱精致的卷轴，缓缓将其打开。吴承墨就像一个上手术台的主刀大夫，穿上白大褂，戴上白手套，围着长案缓缓转了一周，然后走近，俯身向展放在案上的墨宝。画面上有江南的群山、曲水、春梅，依山临水傍梅的，是一间小小的草寮。八大山人画草寮，只是草草数笔，淡墨上漂一层赭石，极其传神，似乎住在草寮里的人，都不食人间烟火。

    吴承墨特别喜欢八大山人的画，只要一看到八大山人的作品，浑身就会似过电一般。可这回，这种感觉却没有。他拿起放大镜细细审读起来，用笔，用墨，包括题款，都没有任何破绽。他将放大镜瞄准了题款下面的那方印章。这是鉴定书画的最后一道关口。那是一方八大山人常用的印章，只是印泥稍稍淡了一些，略显浅薄。他又站到了画前，将鼻子凑近画面，做着一次次深呼吸。目光又在那方印章上停留了足有数分钟，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呆立在那里。

    晚上吴师母就跟他吵了一架。吴师母道：“你今天吃错药了？你头都点了，怎么就不肯落笔？”“我还是有点吃不准。”他说，“那方印章看上去没问题，只是印泥按说不应该那么淡。而且八大山人早年用的墨里都混有冰片和麝香，可是这张画上，一丝气味也闻不到。”

    “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吴师母道。

    “看来，还得再看一遍。”吴承墨小声说。

    三天后，他又将画面上的笔墨以及题款、印章细细看了一遍，再将鼻子一次次凑近画面。起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可是看到后来，山也是山，水也是水，只是山水间的草寮，却变成了小别墅。

    吴承墨转身拿笔蘸墨的时候，手似乎有点发抖。紧挨着他的吴师母说：“承墨，你随便写，就当平时练字。”这么一说，他的手就不抖了。

    刚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吴师母已将揿了印泥的那方大章递了过来。他接过后，手似乎有点不听话，微微发颤。吴师母就捏住他的手腕，朝下按去。

    第二天，吴承墨夫妇就要返京了，王老板掏出一串钥匙：“师母，这是一点小小心意。”

    回到北京，吴承墨就住院了。医生说他是因为太劳累，再加上心理压力太大。一个多月后，吴承墨才出了院。早晨，他从刚送来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梅城市博物馆花重金从私人手中购得的一件国宝——八大山人山水长卷，经鉴定竟然是赝品。

    吴承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眼前一黑……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菜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

听说书

孙犁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常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他们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儿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40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儿，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⑴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常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⑵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祝福（节选）

鲁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在镇东头的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

    “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