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唐诗的任侠精神

    汉魏以来，游侠形象开始在诗歌里崭露头角。但是，直到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时期，对游侠的赞美才如奇峰突起，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歌唱。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成为诗坛上的一代风尚。

    所谓任侠精神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下面数端，即：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尚武轻儒的意识，以及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所有这些，曾被司马迁概称为“侠客之义”，它们在盛唐诗歌中不仅得到了全面的歌颂，而且由于它们和时代的进步，理想相结合相渗透，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健康，生动，有力。

    盛唐诗歌对“尚武”精神的赞美，闪耀着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的光芒，这和"轻儒"的意识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张扬了任侠理想，从而呈现出一种“非文人化”的面貌。而对豪荡侠气，磊落不羁的性格的推许，也是和反礼法，反权贵，反教条的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的侠义精神的开掘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和牢笼，但它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是无可置疑的。

    任侠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突出的文学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一旦和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社会思潮相结合，就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理想。商业资财的积累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地迁徙，不仅给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深入内地。但是，盛唐的诗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诗中任侠精神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一种强者的性格，它以其富于展望的清醒信念，直面现实的斗争意识，敢说敢为的豪爽意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最富有朝气的青春时期。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的美，运动的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淋漓元气的历史证明。这正是构成唐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一。

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

    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 ，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节选）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所以，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我们承认韵律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艺术总是到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只蚱蜢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很奇怪，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面对一幅寥寥几笔画出的顽石图沉思冥想，并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种快感，就非懂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则不可。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来源于某种中国的书法风格。

    这样，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假如要问二者之中哪一个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回答毫无疑问是书法。于是，书法成了一门艺术。它丰富的传统，与得到的尊崇，以及人们对之投以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都丝毫不亚于绘画。

    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干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是为什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它最为明显的特征，不是努力抚慰我们的心灵，而是竭力刺激我们的感官，由于这一原因，对中国书法及其万物有灵原则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万物有灵或韵律活力的原则指导下，对自然界韵律所进行的再研究，它会为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

（节选自林语堂《书法、绘画、建筑与中国人的艺术生活》）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熹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