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石崇拜在远古文明中普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山石崇拜，包括山、石、土地、树、水、火等诸多自然物的崇拜，其中以大山崇拜和灵石崇拜影响最为深远。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山石的身影随处可见，它们寄托了先民对世界起源、宇宙奥秘的认识。

    古人认为，山中居住着主宰一切的神灵，是乾坤互通的“天梯”。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神山文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我国的神山崇拜以泰山为典型代表。

    根据《礼记》记载，远古时期在泰山就有燃柴祭天的原始宗教礼俗，泰山高大浑厚，雄峙东方，被尊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其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中颇具象征意义。据《史记•封禅书》，早在上古时期已有封禅传统，神农、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禹，无一不“封泰山禅云云”。后世的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人亦周览东极、亲巡泰山，以示君临天下、四海升平。帝王封禅，既出于自身对日月江山的尊崇敬畏，也颇有“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君权天授意味。封禅的深层含义，就是以这种仪式协调了天地人神的关系，天道人德故而统一。

    叔本华在《论大自然的美》一文中写道：“骤然看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山，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某种严肃甚至是庄严、崇高的情绪。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高山的形状及由此勾勒出的轮廓是唯一长久存在的地形线条，因为唯有高山才蔑视、抗拒衰败和朽坏，而这种衰败和朽坏却是席卷一切，尤其是我们自己匆匆一现的肉身。”人类面对高山而产生的肃然起敬，恰恰体现了自身对于崇高与永恒的向往。山石见证了天长地久、白云苍狗、碧落黄泉、沧海桑田，其轮廓、形状、纹理，都是经过自然风雨千百年的打磨雕刻形成的，有形的山石被注入了时间、历史、情感的灵性与力量，有灵魂的物体即是有生命的物体﹣﹣石头也由此具有了生命﹣﹣同大山一样，灵石也受到远古人类的信仰与崇拜。

    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中，“女娲石”与“启母石”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神石。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等故事，使“女娲石”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创世意义。“启母石”则彰显了山石的生殖能力，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中记述，禹的母亲“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受孕而生禹。后禹娶涂山氏女，婚后四日便离家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日日引颈眺望，最终精诚所至，终化为石，“石破北方而生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被后人称为“启母石”或“望夫石”。禹、涂山氏、启一家的故事在后世流传有多种版本，但毫无例外均与石头密切相关，作为“灵石后代”的中华民族，对灵石的崇拜敬仰自然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这些传说还体现了坚韧、贞洁、牺牲小我、至爱亲情、亘古不朽等民族品格，使“女娲石”与“启母石”的传说流传至今，并作为“母题 ”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变形、延续。

﹣﹣（摘自董新宁《中国古代的山石崇拜与赏石雅好》，有删节）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茶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读书》，有删改）

    ①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今年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了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②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③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④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⑤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⑥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