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伦敦

尚之

    如今，约翰逊俨然是全世界最出名的明星市长之一，连印度贫民窟的孩子都知道，这个有着一头不羁金发的英国人喜欢穿着西装背着双肩包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出现一改伦敦在世人心目中固有的严肃、刻板面孔，变得柔和、亲切，魅力四射。

    他的“营销术”其实很简单：推销自己，就是推销伦敦。

“最好的市长”

    金秋十月，约翰逊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城市招商引资，与其他商贸团来访不同，相关新闻竟出现在娱乐版块。在北京大学的留学推介会上，他说：“聪明的 北大学子们，你们知道哈利·波特的第一个女朋友是谁吗?他把初吻献给了谁?没错，是张秋，一个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接着，他侃侃而谈，这样浪漫而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所在的城市——伦敦。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仿佛一道清新爽口的开胃菜，一下子吊足了年轻学子的胃口。

    如果说“套近乎”是约翰逊这些年为推销伦敦而刻意练就的本领，那么他的“英式幽默”和“自我调侃”则是与生俱来的DNA，融化在他的每一个细胞里，让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大出风头，一跃而为“明星市长”。

    当英国队终于夺得第一枚金牌后，他激动不已，跑到维多利亚公园玩了一把高空滑索。可杯具的是，他被卡在半空长达5分钟之久，且正好悬挂在人流最密集之 处的上空。约翰逊被困空中的照片遭网上“PS大神”恶搞：堂堂伦敦市长被挂在泰坦尼克沉船上、伦敦塔桥的五环上、大本钟的时针上，被大白鲨攻击，被长颈鹿 叼走，遭小猫咪调戏……按理说，这种囧事搁在任何一位政客身上都会颜面尽失，可约翰逊却收获了意外“笑果”，集攒了大量人气，连英国首相卡梅伦也称赞他是 “最好的市长”。

“非典型”政客

    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约翰逊绝对是一个异类。

    2001年，他开始 涉足政界，虽然也算年轻有为，但总好似在别人的大戏里跑龙套。这也难怪，像他这样一个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的人，以传统眼光判断，怎么也不适合搞政治。 2008年竞选伦敦市长，约翰逊是作为保守党内第六号人选出战，属于“备胎的备胎”。要不是前面几位纷纷出了状况，这个重任绝对落不到他肩上。为防“言多 必失”，保守党请来的澳大利亚选举战略大师林顿·克洛斯比刻意减少主流印刷媒体对他的采访，代之以简单随意的电台访谈。工党显然没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对 其凌乱的发型、风流往事、电视搞笑节目极尽嘲讽。约翰逊也不介意自己“傻冒”的定位，一如既往地插科打诨，有啥说啥。

    结果，哀兵必胜的“自损”战术将他的所有短板变成优势，“错位”的政治形象反倒令人耳目一新，一场本无悬念的竞选发生了奇妙的逆转，约翰逊以多出对手百万票数当选伦敦市长。

    对于自己的“意外”胜出，他说：“我不能做到特别‘政治正确’，所以我选择反映我看到的生活真实。”卡梅伦说：“虽然我和他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我明白，我是在做自己。”

下一站，首相?

    很多人认为，他将取代卡梅伦成为保守党党魁，甚至成为未来首相。著名金融家彼得·霍尔如此评价约翰逊：“如果英国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他将是合适的领导者，因为他身上表现出自信、乐观，拥有和丘吉尔一样鼓舞人心的力量。”

    对于民众的热切期望，约翰逊显得十分冷静，称自己成为首相的几率“好比飞盘削掉脑袋，或者在火星上遇见猫王”。看起来，他似乎对首相之位没有奢望，但 这并不代表他对仕途没有野心，正如昔日一位同事所言：“他和所有政治家或记者一样，既多愁善感，又野心勃勃，希望尽一切可能达到顶峰。”

    从小，他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和弟弟妹妹们比赛乒乓球、玩智力游戏时，总要争第一。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要当世界之王。”了解他的人都 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只是被他的卡通形象和搞怪性格遮掩了光芒。他乐于让人们以为自己是一只“细嚼慢咽的熊猫”，可实际上他是一匹河马，在水 面上打着呵欠，在水底下拼命划水，奋力追赶那些大型猛兽。

    去年访问美国时他曾对记者抱怨：“伦敦是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之于欧洲大陆就像纽约之于美国，这是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新建一个机场。我想获得英国最高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确保新机场的落成。”

    停了一会儿，他忽然意识到好像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把那段话登出去。”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潘光旦的人文情怀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他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潘光旦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仁者爱人”。潘光旦是仁者。他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学校，爱同事，爱学生，爱家人。突出的是在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李大钊领导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斗争中，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遭北洋政府的残酷镇压。潘光旦所在的“壬戌（1922）级最为坚决，当局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壬戌级有八人拒悔，被开除“级籍”，潘光旦是其一。潘光旦宁肯牺牲出洋机会，也要据理力争。闻一多对他十分敬佩，在家信中写道“圣哉光旦，令我五体投地，私心狂喜，不可名状！”次年7月，时过境迁，学校才让他出洋。

   1946年1月，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后，他成了暗杀的对象，不得不与费孝通等进步人士借昆明美领事馆避难。未几，他出版新著《自由之路》，发表对建设新中国的设想，表达了对实现以民主化理念建国的强烈渴望。

作为教育家的潘光旦，他爱校如家。1935年他在清华教务长任上，严守校规，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想让其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他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他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不怕得罪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

    对于学生运动，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抓捕学生名单，以致激怒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有时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在与众多朋友的关系上，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潘光旦的最爱是藏书。1936年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一对并蒂的葫芦，他十分喜欢，将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

    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费孝通说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1957年的反右，潘光旦获“罪名”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鼓动土家族知识分子和群众找中央要求自治”。这实在是不白之冤、是笑话。他是社会学者，民族学家，他只不过是根据自己所作的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向上级作如实反映，提出建议供政府参考而已，岂有他哉？他虽被打为右派，但他不多做解释，不怨不尤。

这期间潘光旦的家被抄、被封，他只能蜷曲在小披屋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还是费孝通把自家没被封存的被子送来御寒。6月10日病情恶化，老保姆找来费孝通。费孝通将他拥入怀中，潘光旦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怀中告别了人世。

    1999年末，中央民族大学为潘光旦举行百年诞辰纪念会，出版了纪念文集。他的皇皇十四卷本《潘光旦文集》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关于潘光旦的研究正在升温。

    口衔烟斗的潘光旦，一脸的微笑，拄着双拐，穿过雾霭，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摘自《人物》杂志，有删改）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杜甫在夔州

    杜甫在夔州最初居住的“客堂”，是在山坡上架木盖起的简陋的房屋；这类的房屋散布在山腰，好像鸟巢一般。他到这里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按照夔州人民的习惯，用竹筒把水从山泉引到他居住的地方。又因为乌鸡能医治风痹，他养了许多鸡，并且催促他的长子宗文在墙东树立鸡栅……对于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他下了一番布置的功夫。

    夔州是三峡里的山城，这里的山川既雄壮又险恶，杜甫一到这里，便开始爱用惊险的文字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他感到这座城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一方面，给杜甫的印象最深的，是夔州人民的生活。他看见夔州的许多女子因为男丁缺乏，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结婚，她们每天到山上砍柴背到市上出卖，供养一家，有时还冒着危险贩卖一些私盐回来。人们不深究原因，只说她们面貌丑陋，所以找不到丈夫；杜甫却反过来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他看见峡中的男子，少数富有的驾着大船经商，大多数贫穷的终生充当劳苦的船夫，人们说，这里的人都器量狭窄，只图眼前的利益，杜甫也反过来问：“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峡中的人民大部分过着穷苦可怜的生活，而夔州却是阔绰的估客胡商必经之地，这两种生活的对照杜甫也写得很清楚。

    除了歌咏山川和人民生活外，杜甫在这时有了充裕的时间，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在偏僻的山城与外边广大的世界隔绝，朋友稀少，生活平静，因此过去的一切经历在他面前活动起来。他写了不少长篇的诗叙述他过去的生活。他写《壮游》诗，从七岁学诗起经过吴越齐赵的漫游、长安时代、安史之乱，一直到滞留巴蜀，是一篇完整的自传。他还写了八首长诗，怀念八个人物，集在一起，叫作《八哀诗》，但它们只有历史的价值，艺术方面并不算是成功的作品。

    杜甫在这时因为与外面的世界脱离，作诗的态度有时改变了。他在成都草堂时说他写诗的态度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前两句说他长安时代以来对于诗的努力，极力避免庸俗，生活越艰难，作诗也越刻苦；后两句则说明在草堂的生活较为清闲，对着美丽的自然界可以信口成章了。无论是刻苦努力，或是信口成章，由于他有充实的生活体验，都能写出像他天宝末年以后那样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但是到了夔州，他又把一部分的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边去了。他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里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在《解闷十二首》里说“颇学阴（阴铿）何（何逊）苦用心”。并且在指导儿子宗武学诗时，也教他熟读《文选》，以便从中采撷辞藻：这好像又把诗歌扯回到“研揣声病、寻章摘句”的时代里去。但杜甫夔州时代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这样写成的，他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诸将五首》。这些诗不是没有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不是没有说到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不是没有写出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只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盖住了，使后来杜诗的读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翻来覆去地诵读，而不去追问：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在解释上也发生分歧。与此相反，反倒是在《写怀》里毫不费力地写出来的“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读起来觉得亲切动人；而像《宿江边阁》里“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的诗句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品格。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的老人。他在这情形下，两年内写了四百三十余篇诗，占有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这是一个丰富的创作时期。由于生活的限制，在内容和思想上比起过去的作品都略有逊色，但其中也不缺《登高》这样的杰作。

（节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李叔同的传奇人生

张露

    如果说有一种人生华丽而不刺眼，铅华洗尽，返璞归真，历尽世间的奢华百态仍清澈如水，那么这种人生非李叔同大师莫属。少年时，他是上海滩有名的翩翩公子，风流儒雅，气度不凡。“二十文章惊海内”；留学日本，李叔同以敏锐的艺术灵感创造了很多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学成归来，先后在天津、上海、浙江教书。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课期间，他以其高尚的品格、精湛的艺术、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启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新局面。

    他的学生，著名画家丰子恺，曾形象地称“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大师在音乐上的造诣颇深。留学日本期间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一首《送别》意蕴无限，最后传唱于大江南北，家喻户晓，那含义深邃、意境悠远的歌词，那恬静典雅、抒情流畅的曲调，传唱了一个世纪，润泽了几代人的心灵。淡雅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凄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

    在近现代美术史上，大师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执教杭州一师期间，为了改革中国美术课历来只授临摹画帖的状况，他开设了室内室外写生课，以训练学生绘画基本功。1914年他在教课时采用了男性裸体模特写生，具有历史性的开创意义。

    提到中国近代戏剧史的发展，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留学日本期间，他在东京组织成立艺术团体“春柳社”。1907年该剧社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编剧的《茶花女》第三幕，李叔同饰演女主人公。日本有一位老戏剧家松居，他对李叔同的演技极为欣赏。他说看了这个戏，他想起在法国蒙马得尔小剧场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

    李叔同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而瞩目文坛。出家前夕，他将清光绪二十六至三十三（1900—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编成书卷。其中就有《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出家前的五六年间，他还有30余首歌词问世。词家寇梦碧在《读李叔同先生诗词》中说：“叔同先生词，则兼婉约豪放之长，而题材之博大，内容之深广，实为突起异军，超越乡贤。”

    李先生严谨而不拘束，夏丐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执教一师，他脱下西装，穿上黑马褂，布鞋，配戴金丝边框眼镜，为人师表，他一丝不苟。

    他的艺术成就为古老而禁锢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中国艺术融入了世界文化的舞台，他严谨而美学化的教育精神为这个浮华的社会注入了一剂清新的空气。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又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