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①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②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③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④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⑤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⑥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⑦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⑧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客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10月4日，江平搬离养老院，回到位于北京南四环温泉公寓的住所。公寓里的一切保持原貌：几盆绿植长势喜人，墙壁上挂着他最钟意的一幅照片——某次演讲时，他双手分开，向上延展，整个姿态仿佛在呐喊着什么。

    尽量减少外出时间，让自己习惯于老年生活——他即将迎来85岁生日，“老去”的困境无法逃脱，只能接受。让他矛盾的是，某些重大时刻，他又忍不住在公众场合出现，思考、发声、呐喊。

    纵观江平的一生，法治二字始终贯穿。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尤其是从起草民法典到《物权法》出台，长达近30年。面对争议，江平选择与一众法学家集体高调回应。2007年3月16日，“五年八审”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江平总结，当时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或者说，法律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工具，容易受领导意志和行政力量干预。

    江平是那一代人中声誉最隆的法学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无限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从某种意义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当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的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姜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看待案例，他却能把制度融进案例，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的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江平常说，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法律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架“人梯”，在接受过现代法律教育，拥有法治理念后，被投放到教育岗位，为硕士生、博士生，花费七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搭建一架学习法律的梯子。他用这样一种方式唤醒未来中国的法律人。直到现在，法大每一个学生都会在毕业的时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江平在30年前手书的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63岁那年，江平卸任一切公职，继续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表达意见来发挥影响力。到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后，江平激烈抨击收容遣送制度。重庆李庄案第二阶段，已经81岁的江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加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捍卫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合法权益鼓与呼。

    总有人问这位跌宕一生的老人，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他总是笑眯眯的：“这个社会总是朝向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总是乐观的。”在江平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缓缓落幕。“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上启下，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学生。”他愿意一点一点地看着国家改变，“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更好一些”。

（选自《人物》，有删改）

链接材料：

①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②在北京西山劳动反省时，一次抬重物过铁轨，由于心力交瘁，他被风驰电掣的火车带倒，直拖出去十来米远，性命保住了，但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江平写下的诗中有我们难以体会的心境：“残肢逆遇何足悲，伤情失意安得摧。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①我决定要对这一秘密刨根究底，_______为此而必须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在所不辞。

②仪器成功产生了比地磁场强两万多倍的磁场，而这正是加速一束电子所_______的。

③我感觉到________的自然规律不再适合于这个冥冥世界。

④在躲避风雨之时，我想弄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将会以怎样的形式______在鲤鱼们的眼中。

莫扎特巧克力

肖复兴

①到美国，在卖奥地利巧克力的店里，我又看见了莫扎特牌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的盒子上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在国内，我只在普尔斯马特的超市里见过一次，虽然价钱不菲，还是特意买回家一盒六角形的。我对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情有独钟。第一次见到它，是那年在维也纳，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在卖它，各种形状包装，琳琅满目，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盒子上都有莫扎特醒目的头像，莫扎特一身化为千亿身，闪烁在维也纳的每个角落。

②莫扎特巧克力很好吃，我心里曾想，如果莫扎特活到今天，这份专利是属于他的，光靠这种巧克力，他就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可比我们的傻子瓜子要值钱得多。莫扎特牌巧克力，是1900年萨尔茨堡一家叫作莎兹的点心铺首创，制作并为它取名的是点心大师福尔斯，可以说用莫扎特的名字开创了财路的先河。自此之后，许多店家竞相仿制，也都叫莫扎特牌，使得莎兹店和他们打起了官司，最后不得不在自家的店前挂起“真正的”“原始的”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牌子，很像我们当年“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刀剪铺之争，透着生意的红火。莫扎特至死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日后竟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③其实，莫扎特一辈子生活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结婚后至死那9年的日子越发艰难。那9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6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和病怏怏的状态，而且由于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日子更加雪上加霜，以致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如果拿今天的富得流油的莫扎特巧克力相对比，真可谓“可怜生前身后名”。

④有意思的是，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和他35年贫穷而短促的一生不成比例，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中绝无仅有。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不要再说其他的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还有最后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降E大调第39交响乐、G小调第40交响乐、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乐，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人们都以为他是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其实，那时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为了尽快能够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才以如此快的速度拼命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非常可怜的是直到他死之后这三部对于他来讲最为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临终前，他也没有用他的音乐换得一笔让自己脱贫致富的大价钱。

⑤应该让我们向莫扎特致敬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而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净，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也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也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也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心境，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地回避和我们禅家一样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

⑥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遥远的美国，又看见了莫扎特巧克力，忍不住想起莫扎特。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他不仅让他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还无偿地让人们使用他的名字，以巧克力的味道甜蜜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莫扎特。这就是音乐时代的莫扎特和商业时代莫扎特的区别。

（选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