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当“中式教育”遇上英国土壤

黄培昭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经历的纪录片本周播放了最后一部分，那些接受“中式教育”的英国学生最终在各个科目中得到很好的成绩。不过，这期间引发的各种争议值得人们再度思考。

    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尴尬，实际上是在两个文明和两套社会体系坐标下，不同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发生碰撞后产生的结果。英式教育，大体可称之为“快乐教育”，其推崇的观念在于：教育的艺术，是唤醒孩童天生好奇心并在未来满足它的艺术；而好奇心本身的鲜活及益处，与内心的满足及快乐成正比。笔者曾到英国的一些中小学采访，还参加过家长会，发现学生们笑意盈盈的时候居多，少见眉头紧锁、满脸严肃。

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非常重视和强调扎实的基础知识，讲究学生的“勤学苦练”。最常说的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校都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施教，因而基础教育水平极高。学生们吸收了丰富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应试技能，这都是英国学生所缺乏的，英国学生的数学等基础学科水平普遍较差，甚至要低于中国一两个年级。在英国，时常听闻有些学生遇到考试神经紧张，甚至还需要考前心理舒压。看来，快乐也是有代价的。

    不能否认的是，貌似以“玩乐”为主的英式教育，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想象力等大有裨益，这也对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后进行学习、科研潜力的爆发进行了铺垫。笔者发现，英国中小学更注重艺术、文学等课程的设置，而不认为苦练加减乘除等计算技巧很有需求。支撑这一观念的人认为，在计算机广为普及的今天，已没必要再让人脑来做最基本的运算活动。相反，艺术、文学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学生们的潜能，唤醒他们心中的审美等，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使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习能力与职业竞争力等方面，能够后来居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英国教育就是“放养”模式。他们认为若在“圈养”的框架下，学生们中规中矩，束手束脚，虽然营养丰富，但不得不面对未来“单飞”时能力匮乏的窘境。不过，“放养”也是有规矩的。英国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并不低：社会实践，各种集训，访学实习，野外生存等，不一而足。这些活动使得学生们从小就接触实践，实现了与社会的对接。

    当然，正像“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英教育发端于各自国土，符合本国国情社情。双方教育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有差异，并不存在教育本身孰优孰劣的问题。如果英国一味照搬中国的教育模式，即便如这次取得了好成绩，但“水土不服”就会引发纪录片中校长那样的抵触情绪；如果把英国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显然也根本行不通。看来，相互借鉴、有机融合，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填平文化和教育理念的鸿沟，才是应取态度。乐于学习而不“夜郎自大”，不盲目妄议、指摘和贬损对方，才是教育的应有之道。

（摘自2015年08月21日《人民日报》）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樱花时节

郝 俊

    樱花确实有些特别，看一次就难忘。樱花的花瓣较小，颜色多为粉红或白色。我见过的樱花，更多似乎是介于两种颜色之间，嫩红中含着素白的花色是那般淡雅，犹如在水中涤荡之后，有了一种一洗尘埃之后的脱俗，又像是原本色泽浓艳的花瓣在水中浸渍，褪去了几分娇红，多了几分苍白。

    我觉得樱花的美正好印证了“独木不成林”这句话，看樱花就要看繁花锦簇、片片丛林的热闹。其他花则不然，俏皮的红杏只需一枝就可充当报春的使者——“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一株莲花就是一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凌波仙子，一枝月下的红梅即可绽放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幽逸风姿。若单看一枝樱花便觉得太柔弱，太单薄，甚至让人难以觉出其生命迹象。带着一份怜恤，从地上随手拾起一片花瓣置于掌心，手中的花瓣就像是被折断的蝴蝶的翅膀，在微风中的颤动恰如断翅后隐隐作痛时的挣扎。倘若花树密集，规模盛大，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樱花看的就是一片花海，近千株樱花竞相绽放，花朵密密匝匝，远看层层叠叠，亭亭如盖。白的如雪堆枝条，粉的似落霞满天。这般情景，才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目不暇接。眼前的樱花灿烂繁华，加之地势起伏，远看，花潮汹涌。是的，当一种美极其繁复，同时又蕴含连绵的韵律时，几乎是汹涌而来，会令人有点眩晕，可能是在记忆中一时找不到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经验，所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樱花，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越是想尽收眼底，越是难以穷尽，这样的美来得如此急切，让人振奋，也让人感觉有些压迫，这种不适应会在短时间内激发心灵，使内心的感受能力迅速扩展。这种体验，让我想到在夜间看萤火虫，如果看到零星几只萤火虫，总觉得它们像一盏盏微弱的灯，飘忽不定，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黑夜吞噬，出于同情和怜悯，看一眼就想替它们把光再拨亮些。试想，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几只，而是数万只萤火虫在眼前闪烁，这时我们一定不会觉得它们渺小。我们会醉心于它们漫天飞舞时的流光溢彩，会觉得这些小精灵正在尽兴地释放自己的光芒，那么欢快，那么耀眼，那么势不可挡。当我们感觉它们化作繁星点点之时，我们的内心早已阔大辽远，灿若星河。

    看樱花也是如此。一朵樱花甚是娇小，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一眼望不到边的花海，内心就不只是顿生怜爱了。知道樱花的花期短暂，越看越觉得这些樱花像无数羸弱的生命经过盟约共誓，一起开放，一起凋落。花开，蔚为壮观，有一种试图将一时的绚烂推向极致的意味；花落，悲壮不已，看万花飘零，满地残红，便觉得有一种芳华骤逝的伤悼。或许，当美的事物数量多到一定程度时，会蓄积某种强大的势能，导致内心深处引发的情感突然加剧，久难平复。

    今年看樱花，没有选择白天，友人相邀到近郊的一所植物园，晚上踏月赏樱，感觉甚好。月夜赏花不仅是看花，准确地说是“会花”——与花约会。既是约会，自然不同于白天犹如“花展”一般的喧闹，更不是用贪婪的目光一味地捕获视觉享受。约会是在静谧之中收获惊喜，通过彼此微妙的交流，有了灵魂的相惜和情感的寄托。我看着一树树连绵的樱花，愈发觉得这些繁茂的花枝宛如海底的珊瑚，美得奇异，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愿变成一条鱼，畅游花海……

    花是草木中生发出来的一抹芳华，其美不在色香之惑。人们之所以赏花、赞花，终究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对美的渴求。怜花，惜花，其实是希望如花绽放的韶光久留心间。欣赏着夜色里的樱花，期盼下一个樱花时节的到来。

（选自2018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创造佳绩的领域越来越多。在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被国际凝聚态物理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石墨烯表界面效应研究上的突破，为解决能源转化与存储、污染物高效治理等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科技创新再创佳绩，经验很值得总结。

    中国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从而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对一些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比较准的项目，实施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组织全社会力量来推动。

    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中共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中国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扫除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摘编自潘旭涛《中国科技创新何以屡获佳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8上半年中国专利数据统计分析》，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年8月7日）

材料三：

    具体到红蓝实兵对抗演练来说，部队战斗力要想有质的飞跃，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相比较而言，科技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项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科技创新从来都是“寂寞的长跑”，成果往往不能立竿见影；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大，“产出”有可能是“入不敷出”的；创新没有先例可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风险……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注定充满了艰辛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紧贴实战，紧贴部队需求，紧贴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努力寻找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尽快把创新成果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推动红藍实兵对抗演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摘编自尔天《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解放军报》2019年1月10日）

材料四：

    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一大亮点是大幅上调奖金标准、调整奖金结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50%。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近20年，这次是首次调整奖金额度和结构，这说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个人贡献。此次允许奖金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既是对获奖者的尊重，也有利于奖金发挥更大作用，更表明了国家提升科技实力的决心。

    当然，我们从以上种种变化与进步中感受国家创新能力、科技实力的同时，还要意识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视不足，积极改进。正如有媒体报道所说：“仍需弥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较低、重大原始创新理论成果不足等差距。”

（摘编自张海英《最高科技奖上调奖金传递的信号》，《工人日报》201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