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需达到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二：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日本的一个制笔企业里，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然后推到边上的检验台做记录。我看这么厚的本子，她大半本已经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这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性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编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编自中国质量新闻网）

材料一：

    中国商务部3日晚公布了最新的反制措施，宣布将依法对自美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这是针对美方威胁加征中方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25%关税的坚决回击。

    中方强调，贸易战不是赌气，我们不简单追求在数字上和美方比拼，关键是不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屈服，并最终击退美国的贸易霸凌。我们保留继续出台其他反制措施的权利。中方的措施需要尽可能减少对我国国内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影响，需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风险和机遇，边缘利益与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次宣布的差别化税率反制措施，就是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充分考虑了人民的福利、企业的承受力和维护全球产业链运转等因素。经过精心设计的600亿反制额度，对美方造成的打击力度不会弱。

    只要美国不停火，中国就不得不做出反击。

（摘编自《环球时报》社评《中方600亿美元反击》2018年8月4日）

材料二：

（摘编自国务院《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材料三：

    国务院断闻办公室24日发表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总统根据该委员会建议否决的4起投资交易均系针对中国企业或其关联企业。2013—201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审查39个经济休的387起交易，被审查的中国企业投资交易共74起，占19%，连续三年位居被审查数量国别榜首。白皮书进一步指出，美国大量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针对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拒不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约定的义务，继续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适用“替代国”做法。此外，美国在替代国的选择上也具有较大随意性。

（摘编自《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新华社2018年9月24日）

材料一：

    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三大移动运营商，并一直在指导它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部署大规模5G测试网络。投资分析师克里斯莱恩表示：“中国运营商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执行政府政策，而大多数全球电信公司试图平衡竞争因素，因此自然会放慢投资步伐。”

    中国政府还承诺向中国运营商提供大量5G频谱。与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运营商相比，这种安排要宽松得多，在这些国家，运营商向监管机构支付数十亿美元，以获得使用频谱碎片的权利。

    为中国移动运营商建设基础设施的中国塔公司表示，在政府分配频谱后的3年内，该公司将有望实现5G覆盖中国。在美国，这一进程可能会慢得多，因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

    诺基亚全球5G技术开发主管迈克墨菲表示，中国运营商将主要使用与3G和4G类似的频段，这将使它们能够重用一些现有的基站。但在美国，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计划使用一种高频频段，这种频段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所需的基站数量是4G的3至4倍。运营商需要与每个城市就安装这些站点的合同进行谈判，一些城市已经发出了抵制的信号。

（摘编自《中国为何在5G领域遥遥领先》）

材料二：

    5G的“领跑”优势，来之不易，凝聚着中国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

以中兴通讯为例，2013年至2017年，中兴通讯研发投入达563.18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约12%。2018年1—9月，研发投入为85.26亿元人民币，占营业收入比例为14.5%。

专利数字更为直观。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兴通讯专利累计超过7.3万件，全球授权专利累计超过3.5万件，其中5G专利申请超过3000件。

    中兴通讯研发的业界首个基于AI的5G网络切片商用运营系统，实现切片敏捷部署、智能分析和快速自愈，极大地简化5G网络运营，运维效率提升30%以上，建网成本降低约20%。

截至2019年2月底，中兴通讯已与全球30家运营商开展5G合作。

（摘编自《5G争夺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材料三：

    4月2日，在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上，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深度诠释了“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的观点，他通过实际案例对“5G改变社会”进行了阐述。

    5G可以实现4K超高清直播。1月13日，通过中国移动的5G试验网络，成功将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4K超高清信号回传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机房，实现了我国首次5G网络4K传输。

    5G可以实现VR远程实时教学。中国移动通过VR将成都一个小学和四川凉山一个小学实时连接，经过5G传输，实现了“两个学校的孩子们坐在不同教室进行同一场教学。”

    5G可以实现远程医疗手术。3月16日，中国移动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

    5G可以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比如环境监控、智能路灯、智慧政务等。此外，5G还可以实现智能化无人驾驶、智慧生产等。李跃认为，5G既是一个高速率低时延的移动网，又是一个可以为各行各业服务的专用网，5G发展将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摘编自《中国移动总经理李跃：5G发展将为社会带来巨大改变》）

材料四：

    在5日闭幕的2019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广受关注。不过，一些业界人士也提出了这种新技术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

    德国凤凰接触器公司通信软件研发负责人弗兰克·哈克梅尔在工博会上说，随着无线网络从消费领域扩展到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5G时代的网络安全需要更加重视，而网络运营商应该负起更大责任。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这些因素都增加了5G网络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而且全球业界已经有不少抵御网络风险的传统方法和安全机制。

（摘编自《工业领域的5G之路仍存挑战》）

    材料一：凡是使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功能，均可认为属于人工智能范畴。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将创造新的强大引擎，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已上升至国家战略。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到2025年实现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2014—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及预测

    (摘编自《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概况及户业规模分析》)

材料二： 2018年，人工智能必定会走向实际的产业应用。比如视频理解和编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推动整个视频产业的长足发展，包括精准和个性化的搜索推荐，以及视频生成和交易的正规化和品质化；“刷脸”技术将在2018 年成为常态，在众多场景中落地，真正走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零售的各个场景中，以视觉为核心的智能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带来购物体验的质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在多年研发和软硬件准备后，将会有多种形态多种功能的机器人走入家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2018： 中国人工智能会有哪些新趋势》)

    材料三：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达到2542家，其中美国拥有1078家，占42.4%；中国其次，拥有592家，占23.3%。其余的872家企业，则分布在瑞典、新加坡等国。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也在近20年内持续增长，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为30115项。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或将迎来调整洗牌期，以此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立宁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时间与过程，目前整个行业有些过热和盲目，出现泡沫和倒闭很正常，符合科技产业市场规律。市场本身存在优胜劣法、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也从侧面推动着人工智能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摘编自《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或迎调整洗牌期》)

    材料四：重点突破自然语音语义识别、机器学习、智能搜索等关键技术，完善核心芯片、显示器件、智能传感器、开发工具与集成环境等产业链配套。有序推进类人脑计算机、深度学习等前沿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扭转技术路径跟随以及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未来3到5年内，逐步推广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生活、公共安全、工业设计、医学、规划、交通和文化教育行业等领域中的规模化应用。加强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热点细分领域的网络、软硬件、数据、系统等标准化工作，鼓励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内标准化组织、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推进自主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国际化。

(摘编自温晓君《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议》)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出现要早于官方组织。从源头上讲，民间组织促进和推动了官方组织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化；从实际运行看，官方组织出现之后，便开始组织引导、规范和管理民间组织，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到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管理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官方组织管理体系在继承中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形式屡有创新，呈现出强烈的自我发展态势和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

    民间组织是由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非官方组织，到明清时期它们的存在便已无法与官方完全脱离，即便是一些看似与官方毫无关系的民间组织，实质上仍是在官方的允许或默认之下存在。明清时期没有普遍设立县级以下机构，所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管理作用极为重要。其基层组织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半官方和民间组织都具有广义上的民间组织性质，比如里甲、乡约、社学等，都属于半官方性质，因为它们虽然主要是由民间群体来组织运行管理，却被纳入国家体系之中，接受考核、监督和管理。比如社学，它是半官方性质的民间教育组织，明清时期各地普遍设立。明初天下既定，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就下令地方政府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倡立社学，但效果不佳。清朝明确规定社、义学教师可免差役，体现了半官方性质。各地民间学校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官和地方乡绅的重视程度。

    极具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以及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官府而存在，它们同样在国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运行。这类民间组织的产生动力主要来自强烈的自我需要，以及地方精英的积极推动。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传统经济恢复，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繁荣，城乡各类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商业会馆和商帮就是典型的民间组织。一些商人为方便在外地的经营，多以地域为单位，与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联合起来，捐资兴建会馆。它们各有组织章程，保护入会者的利益，研究经营对策，举办联谊活动和公益事业等。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商业组织，即便是商品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是如此。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会馆，也是同籍官员私下聚会场所，在联络亲情和关注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官方的民间组织在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缺方面作用最为突出，里甲、保甲和乡约等组织实际担负了县以下基层社会的管理职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里甲组织，主要职能是编查土地，催办钱粮，完成官府交办的各项公事。比较而言，保甲组织在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等方面功能更突出。两套地方基层组织交叉使用，在稳固国家政权基础、确保赋役征收和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行会、慈善会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民间组织，在行业自律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的民间组织复杂多样，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城差异大，原生性强，决定了它的自发无序和泛滥性质，难免与“官方”组织利益不一致，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朝廷对其加强了管理。

（摘选自彭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那些民间组织》）

    ①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②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之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用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③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的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

    ⑤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