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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省实验中学、广雅中学、深圳中学2019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联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的殷墟,被废弃3000多年后,由董作宾拉开持续发掘的序幕。 B、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 C、1936年临近年末偶然发掘的1.7万片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D、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是商王朝统治者残暴统治的铁证,孔子因此不主张“复殷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中间五个自然段分论,最后一段总结,思路清晰,论据充分。 B、文章主体部分,从证实商王朝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对话三个方面,论证了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C、作者把殷墟发掘与中国学术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究作对比论证,论述了殷墟发掘不同于前的四大特点。 D、文末运用引用论证法,引用韩国学者金秉模对殷墟的评价,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殷墟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成为商王朝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B、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殷墟的发掘研究,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C、以殷墟为支点,往前,可以上溯更早的华夏文明。向后,可以更为清醒的认知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 D、只有有了遗址、文化、古城等新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章,回答问题

    唐代经济健康繁荣的背后有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唐代的商业活动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依靠商人们自觉地遵守奉行,同时也通过契约制度等政策法令予以约束;政策法令对诚信思想的推动、促进又反过来促使商人更加自觉地在其商业活动中以“诚信”理念经营。

    唐代的契约文书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同时也是该时期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契约文书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经济生活。在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契约制度方面,唐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契约文书大量出现,成为了诚信思想的见证。并且出现了契约的“样文”,类似于现在的“格式合同”。这极大地方便了当时的人们签订契约和进行不动产市场交易,使契约的内容及其形式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化、固定化、合理化。就现存的唐代契约实物来看,唐代契约的内容、形式及其种类等内容通常先依据民间惯例执行,即民间惯例获得了官方的认可,慢慢得以固定化。契约签署的方式则多种多样,可通过签字、加盖私印等方式签订契约。在进行一些日用商品买卖时,唐人也常常签订契约。

    唐代货币流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信用货币“飞钱”的出现。“飞钱”是唐代商家为解决货币流通困难而发明的货币汇兑方法。唐代诸道进奏院、诸军、诸使经常要将从各州府征收来的赋税、盐钱和各种收入折合成货币后运送到京城,但是京城的商人们又需将大量的货币缴纳给上述朝廷的各类机构,于是由这些机构向京城的商人们发放“文券”。此“文券”类似于当代的汇票。商人们从朝廷上述相应机构获取“文券”后便“轻装趋四方”。商人们在外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需要大量现钱之时便到各地衙门领取。这对后来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是唐代经济活动中诚信思想的重要体现。先秦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买卖予以严格规范和管理。商人们开展日用品的经营须到衙门进行登记,加入市籍。政府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规定,对未达到质量要求而销售产品的商人予以惩戒。唐代政府非常看重产品买卖,在经营登记、产品质量方面的规定更为严格、规范。衙门设臵“市令”作为市场交易活动的管理者,由“市令”或者其“属员”按照质量的好坏对各类产品估定价格之后,由商家明码标价销售。在手工产品出售之前,需要题写制作者的名字。对制作或者销售假冒伪劣手工产品的,以及制作和销售长度、幅宽不足的货物的,唐代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对制作者和销售者杖六十,且还须没收所有的器物。销售货物时缺斤少两或者商家之间相互勾结抬高市价的,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在这些规制交易活动的法律制度影响之下,唐代形成了相应的市场规则。这些市场规则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唐代不仅汉人之间的商业来往中诚信相待,同时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平等对待胡商和外国商人。不少胡商不仅在中原有宅子、田地;而且政府部门遵照相关规定“以诚相处”,胡商在危难之时还可踏实地从官府中获得优待。这说明了唐人以诚信对待胡商。唐人的诚信品行,吸引了很多的外国商人到唐朝经商,因而,诚信成为唐代国家最佳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也成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内容。商人们也受此影响,通常能够自觉地诚信经营。

(摘编自杨洁《考析诚信思想在唐代经济活动中的体现》,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古代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与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别。汉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这成为中国古代反贪的一种新型“反腐办”。

    除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刘彻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到了北宋,“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多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

    “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庶民同罪。

    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明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尤其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剥皮实草”,贪官污吏们被拉到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杀死,并将他们的皮整张剥下来,里面填上稻草,然后把这些假人摆在衙门的公座旁边,以这种阴森恐怖的方式与继任官员进行职务的移交。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并用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腐败”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反腐败斗争已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完善廉政制度,长期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中华励志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相应题目。

现实关注提升中国电影品质

赵卫防

    国产电影已经走过了粗犷式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升艺术质量的时期。“新主流大片”等现实题材影片以丰富的类型、扎实的叙事、充沛的人文含量、多样的艺术探索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质量,为提升当下国产电影艺术质量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是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中的重要构成,也是最能显现其艺术成就的作品。“新主流大片”中有历史题材影片,但更多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救火英雄》《空天猎》《中国推销员》《拆弹专家》《红海行动》《战狼》系列等为现实题材。这些影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首先,这些影片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如《红海行动》用三个层次诠释了爱国主义。探究其多元性和深刻性。第一个层次表现的是蛟龙突击队对集体同胞的解救,这与大量同类题材影片所表达的爱国主义并无区别。第二个层次的表现则突出了对个体同胞(邓梅)的解救。影片以这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对每位同胞个体生命的尊重,其以人文厚度获得的国家层面价值远远超过表层的人员损失,是至高无上的。而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也因此被赋予了人文的高度,超越了第一个层面的普通爱国主义。在第三个层次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是和恐怖分子抢夺制造脏弹的原料,把蛟龙行动升级到反恐、反战争和拯救人类的高度。影片的爱国主义表现,在这个层次中也超越了前面两个层次,获得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

    其次,这些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人物。影片中的人物,摒弃了之前平面化的塑造,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比起以往有了较强的创新意识。如《战狼2》中的冷峰绝非“高大全”,《红海行动》中的众多人物,并未被淹没在“爱国主义”的海洋中,也未被淹没在群像和类型之中。片中大部分人物都有较为鲜活的个性和立体的人性,影片也以此再塑了中国当代军人所拥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再次,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均营造出了战争、动作、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营造类型时,影片也努力避开常规,求变求新。如《湄公河行动》中的商场突袭、《战狼2》的水下打斗以及坦克大战、《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对决等都体现出了类型新意。

    当下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广受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17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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