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省实验中学、广雅中学、深圳中学2019届高三上学期语文期末联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的殷墟,被废弃3000多年后,由董作宾拉开持续发掘的序幕。 B、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 C、1936年临近年末偶然发掘的1.7万片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D、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是商王朝统治者残暴统治的铁证,孔子因此不主张“复殷礼”。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中间五个自然段分论,最后一段总结,思路清晰,论据充分。 B、文章主体部分,从证实商王朝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对话三个方面,论证了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C、作者把殷墟发掘与中国学术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究作对比论证,论述了殷墟发掘不同于前的四大特点。 D、文末运用引用论证法,引用韩国学者金秉模对殷墟的评价,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殷墟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成为商王朝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B、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殷墟的发掘研究,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C、以殷墟为支点,往前,可以上溯更早的华夏文明。向后,可以更为清醒的认知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 D、只有有了遗址、文化、古城等新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诗经》与城市

刘冬颖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 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白鹿原》是一部亦因亦革、继往开来的现实主义巨著。它以多方面的成功,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活力,而且还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②就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来看,陈忠实像路遥一样,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文学“新风潮”迷惑和裹挟,也从来没有丧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心。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既需要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也需要不为时风所移的冷静和清醒。

    ③陈忠实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转益多师”,虔诚而虚心地学习多种模式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他始终珍惜并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先后买过许多本《创业史》,无数次研读这部艺术性很高的杰作。对柳青来讲,观察先于想象,身历目见是小说家必须跨过去的铁门槛;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注重对生活和人物的深入而细致的观察,而不是关起门来凭着才气任意挥洒,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随意杜撰。观察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来不得半点马马虎虎的偷懒,所以,柳青才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陈忠实像柳青一样,按照最老实的方式来写小说。如果说,路遥从柳青那里学来了抒情化的叙述方式,那么,陈忠实则掌握了柳青细致、准确、传神的描写技巧。像柳青一样,陈忠实笔下的人物,也是使用錾子在生活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几乎个个都给人一种雕塑般的坚实感。陈忠实还从巴尔扎克和哈代的长篇小说中、从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从《静静的顿河》《愤怒的葡萄》《碧血黄沙》《百年孤独》和《假如明天来临》等多种样态的外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理解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吸纳了新鲜的叙事技巧,领悟到了解决可读性的方法,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既传统又现代、既庄严又亲切、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伟大作品。

    ④小说是人类生活别样形态的历史。然而,历史感的丧失,却是当代小说叙事的一大危机。一些小说家的叙事是封闭而苍白的,是没有背景的——既没有现实背景,也没有历史背景。他们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皆如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仿佛无本之木,只有枝叶,没有根系,缺乏清晰的来路和内在的深度。

    ⑤然而,陈忠实认识到了历史与小说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小说可以被理解为“民族的秘史”。这是更真实的历史,是小说家需要深入理解和叙述的历史。陈忠实通过阅读、调查和思考,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叙写的历史生活,理解了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

    ⑥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表述,人也不再是历史干巴巴的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生命体。他写出了真实的历史,也塑造出了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爱恨与情仇,有冲突与和解。《白鹿原》中的历史,就是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其中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冲突,是丰富的人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引发的冲突,而不再是某种观念抽象的冲突。

    ⑦《白鹿原》在人性的意义上,超越了非人性叙事的狭隘性;在真实性的意义上,克服了教条的历史意识的虚假性。我们从他的叙事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

(选自李建军《<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旨趣》,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卖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圉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草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陣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摘自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材料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曾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30年前,库布其风沙肆虐,缺水,无电,无路,缺乏基础设施。农牧民在沙漠里靠着一点沙生植物,艰辛游牧,生活极端贫困。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林权制度的改革政策,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内蒙古坚持以社会化的方式推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

三峡能源集团通过开发本土化耐寒、耐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挖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苁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同时,按照“宜草则草、草畜平衡、静态舍养、动态轮牧”的原则,在生态修复区适度发展牛、羊、地鷫等本土化畜禽养殖。充分利用沙漠每年3180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漠光伏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绿色能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沙,通过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禽形成的天然生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

治沙技术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治沙技术,摸索出了系统化治沙的理念,建立了一系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

沙区农牧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一是通过出租土地,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地主”的转变。二是通过积极参与治沙产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三是通过参与沙漠旅游服务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小企业主的转变。十多万沙区农牧民实现脱贫。

如今,库布其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不仅生态资源逐步增长,区域生态明显改善,沙区经济不断发展,而且成功创建了被联合国官方认可、写入联合国决议的沙漠治理库布其模式。

(摘编自新华社《解析世界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方案”——库布其模式》)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