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史学大师许倬云

    许倬云1928年出生于无锡大族，出生时手脚弯曲，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长大后肌肉不发达，终生借助双拐行走。小时候，许倬云没法上学，只能在家自修。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许风藻，人文学术素养很高，经常给儿子随机指点：给他讲数学、讲历史、讲语文，教他有关战争史、政治学与外交学等。许倬云起初爱看武侠小说，许风藻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于是许倬云从十来岁开始读《史记》《左传》，读了许多古书。

    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荆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因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见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只有七八岁的许倬云，因毋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一夜之间长大。当时许倬云父亲负责供应军粮民食，许家人也枕经常随着军队转移，或者随着难民逃难。很多时候，许倬云被摆在一个土墩、石磨、板凳上，作为一个旁观者。满目所见，尽是战火纷飞，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知道了什么叫饥俄，什么叫恐俱。也因此。许倬云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倬云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

    1949年，许倬云随家人迁台，考入台大外文系。因为中文和历史考得好。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当年的台大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间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再加上当时上课常常是一个人一班，等于几个名师一起训练许倬云。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给他一些东西，他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受每位老师很大的影响。

1957年，时任“中研院”考古所助理研究负的许倬云，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在芝大的五年，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除了历史以外，他还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这些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方向。不过，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对芝大这种学风颇有微词﹣﹣只做“世界第一流的学问”。2010年“中研院”为许先生庆寿，院士杜正胜如是评价：“许先生最大的影响不在于上古史，而在于所引入的那种关注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视角。”

    在两岸三地，许伴云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山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系列四册等几十种，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根据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而成，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一﹣关注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收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

（摘编自云君《许倬云：旁观者的深思》、冯俊文《许倬云：一位历史学家的奥德赛》等）

草屋的声音

赵伟平

    ①《史记》里说虞舜戴着斗笠披着衣衫精心修筑的是草屋，杜甫吟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茅屋本质上也是草屋。

    ②上世纪70年代那些移民迁徙到刚刚围塘还泛着盐渍的土地上，开始“筑巢”。这建造的方式实在是太简单了，几根竹木扎起来，屋面是铺展均匀的一束束的稻草，屋墙是缚住竹竿的一扇扇稻草，源于土地的稻草裹掖着屋子，阳光下金灿灿的，抬头望着齐厚齐厚的稻草屋檐，会有一种知足的温煦和生命的叠重掠过。

    ③小时候，不知是听母亲还是其他乡人说过这句话：“只有懒的人，没有懒的田”。其实，海边的田地即使不懒也够坑人的，芦苇根、柳丝藤草之类像一张网罩着地面，盘根错节，密密匝匝，成群地疯长，种地人垦植庄稼往往会如游击战、拉锯战一样地与它们争斗。然而，最终也是那些芦苇一样坚韧的人征服了草屋后的一片片土地。春天一来拼起一幅嫩绿的画景。夏天绿得更深、更翠，像湖，像海，碧波欣欣。几把闪电，几度雷鸣，几经风雨，青黄相融，一幅幅逼真的水彩，当之无愧。秋色染过了又一幅金色的秋景图，慢慢向田野走来了。收获最后的田野，草屋的灯光亮了，里面的主人抹一把额头上发亮的汗珠，洗一洗长满老茧的双手，便从门缝里传出几声纯朴而又憨厚的笑声。

    ④草屋是温馨的。但草屋有时会经历一些惊险的无奈和战栗。常常在汛期的时段里，村口的防汛喇叭一响，草屋里的男女老少提锹带箕奔赴海边，这是一场义无反顾的战争，一心想缚住大海的疯狂的手脚。有一次，海浪冲破了堤岸，草屋灰黄色的屋顶浮在浊黄的水面上。海水退后，草屋几乎还是完好的，草屋能挡得了寒冷与酷暑，却对水从来都留着通道，这正像无边的大水漫过一丛丛热爱生命的草，它们聪明地匍匐在大地上，水过后，阳光一照，依然能够旺盛地向上长！

    ⑤草屋留给我记忆的更多的是宁静。我曾住的是一幢两间半的草屋，挡门墙的草栓周围终年种着一圈茗苳草，有点像兰花的叶子，这草终年不枯，似乎也终年点燃着草屋的绿意。草屋的前后有两棵树，屋东北角有一颗高大的梧桐树，梧桐的枝桠粗犷而大气，一到初夏，盆底大的叶子和小号一样紫色的花便一起高高地摇曳；屋西南侧长着一颗枝细叶茂的枣树，我常常会在屋檐下，看飒飒落下的枣花，再看着米粒一样的枣儿怎样长成姑娘般的丰满与红润，然而，又会算计着折一支长长的竹竿渐次敲落那些美味。一前一后的两棵树，庇护着草屋，草屋便更加安宁而有情致了。

    ⑥冬天的雪对于草屋来说，又是一道别样的风景，隔着砧板大的天窗仰望雪片飘摇而来，先是与稻草摩挲的声音，再是“沙沙”、“沙沙”雪花与雪花挤在一起的声音。最后像神韵一样，雪脚踩得无声无息了。满世界一屋银妆素裹，草屋上的雪层已经盖过了草层，一间间草屋早已成了一个个意味无穷的童话了。融雪的时候，那些剥离草屋的水的精灵似乎很不愿意真的离去，在经过屋檐的刹那间，在空中凝住了，这凝结的雕塑越结越大，越挂越长，几乎每一根稻草顶端都挂起这样的冰凌串儿，远望去，冰凌串就像在琴键上高低跳跃的音符。

    ⑦草屋无言。但我相信，从草屋里出来的人都会有对草屋的种种理解，都能聆听到草屋里发出的种种声音！

（选自2007年8月7日《解放日报》）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

徐怀谦

    多年前听日本民歌《北国之春》，其中唱到“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听得我肝颤——大多数中国农村的父子关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进城二十多年了，性格比以前开朗了许多，可是每次回到农村老家，与父亲相对而坐，还是找不到什么话题。

    “工作忙吗？”“还行。”“最近出差没？”“没有。”或者：“去了趟广州，呆了四五天。”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特别想告诉父亲北京的交通有多拥堵，那里的空气有多糟，我有多么想家。特别想告诉他我出差时看到了哪些美景，遇到了哪些怪事，可是见到父亲黑瘦的面孔，便把这些话又咽了回去。我觉得这些生活离他太遥远，告诉他，反而会打破他内心的平衡。

    父亲的脸色确乎又黑了不少，听姐说，因为我和弟弟不在身边，父亲百无聊赖，便和二三老友约着天天去河边钓鱼。父亲患过动脉血栓，久坐钓鱼显然是不利于健康的，但我无法阻止他，因为我知道父亲钓的不是鱼，是寂寞。我特别想说：“您搬到城里去住几天吧？”可是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此前已向他发出过N次邀请，都被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了，所以日子久了，也就懒得张嘴。

    及至女儿长大了，回到老家，父亲脸上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笑容，领着他的宝贝孙女在村里四处转悠，我们父子俩彼此都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无言了。

    其实，父亲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有一次出差，我顺路回家小住数日。我睡在伯伯的炕上——伯伯因为身体残疾独身一辈子，一直和我们一家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从小我就和伯伯在一盘炕上睡，所以我和伯伯的交流远比和父亲的交流来得多。这天晚上，伯伯和我聊了很多，恨不得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跟我絮叨一遍。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你们俩昨晚可真能聊，我两点起夜的时候听见你们还在说话呢。听得出，父亲有一点嫉妒的意思。

    在家待的最后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就出去串门了，而我因为连日劳顿，睡得比较早。父亲回家时，我已进入梦乡了。后来听伯伯说，那天晚上，父亲回来想和我说说话，发现我已经睡熟了，就没让伯伯开灯，他独自坐在我身旁，静静地看了我很久。伯伯说，你爸的目光在你的脸上停了很久，他担心你平常用脑太多，营养跟不上；更担心你一人在外，受了委屈无处诉。听了伯伯的转述，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父亲的爱都是如此深沉、压抑甚至扭曲的。每每看西方电影，见人家父子之间直接说“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总让我羡慕不已；见人家的孩子可以不叫爸爸而以“查理”或“约翰”相称，也让我对他们的平等关系敬重三分。

    可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爱是静默的，它深深埋在我们彼此的心中。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觉得有一些爱是需要及时表达的，虽然我说不出“爸爸，我爱你”，但我要让爸爸知道，我渴望与他沟通，我愿意与他沟通，我们可以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可以是平等交流的父子。

    父亲啊，虽然我们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虽然我们的电话沟通一周只有一次，但我对您的牵挂与日俱增，如今已经变成一本沉甸甸的账簿，压得我喘不过气。您感受到了吗？

    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没错，但我想告诉更多的朋友：让爱，不只在静默中流淌。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客厅里钓鱼

冯伟山

    ①卢七说啥也没想到蔡局长家的门一敲就开了。他屁股刚挨上沙发，就当着局长夫人面把一张五千元的购物卡放到了茶几上。局长夫人一笑，边给卢七倒水，边朝里间喊了声：“老蔡，来客人了。”这当儿，卢七在心里很放荡地笑了。心想，都说局长清正廉洁，看来是徒有虚名。

    ②说起蔡局长，卢七一点也不陌生，他大名蔡长青，论起来还是自己二十年前的战友呢。虽然不在一个连队，但在一个营部啊。入伍不久，蔡长青就在部队闹了一个大笑话，人人皆知。一日，新兵们在一个大库房里打扫卫生，不知谁不小心把挂在墙上的一个灭火器碰了下来。也巧了，那灭火器的保险栓被撞开了，在地上边转边“突突”地冒着干粉。蔡长青见了，一个箭步窜过去就把灭火器抱在了怀中。他大喊着：“快闪开，快闪开，危险！”他抱着灭火器没命地朝库房外跑去。所有的新兵都被他的喊叫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有朝角落里躲的，也有干脆抱头趴在地上的。等连长急火火从不远处赶来时，蔡长青已把灭火器扔进了二十米外的一个水塘里。他满脸是汗，胸脯急剧地起伏着，结结巴巴地说：“连、连长，那个红红的东西被我扔进水里了，不、不会再爆炸了吧？”连长一脸紧张，等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连长说：“那是灭火器，不会爆炸的。”此时，新兵们也三三两两聚了过来，听说蔡长青玩命般抱着的是一个灭火器时，也都笑起来。有说他土老帽的，也有说他没见识的。蔡长青低着头，尴尬得浑身不自在。他小声说：“我老家在一个大山里，我没见过灭火器，见在地上突突地冒白烟，以为要爆炸呢。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这时，连长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严肃地说：“怎么能怪你呢？不但不怪，我还要表扬你，你的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所有士兵学习的榜样！”不几天，蔡长青的名字就在整个营部传开了。

    ③后来，听说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埋头苦干，年年是标兵。再后来，复员回家做生意多年的卢七突然听说蔡长青来自己家乡的县城当公安局长了，就想见见他，叙叙旧情。

    ④蔡局长出来时，手里竟拿了一根鱼竿。卢七急忙站起来，笑着说：“蔡局长，您还记得我这个战友吗？”蔡局长没回答，笑了笑，说：“你坐着，我边钓鱼边陪你聊天。”钓鱼？卢七大惑不解，在客厅钓什么鱼呀？随着蔡局长坐定，他才看清客厅的一角摆了一个硕大的玻璃鱼缸，缸里也没水草啥的，就养着一些普普通通的鲫鱼。蔡局长说：“我小时候最好钓鱼，村子附近的小河和池塘里我都钓遍了，现在想起来心里就痒痒。这些年工作压力大，闲暇时间少了，就在家弄个鱼缸偶尔过过钓瘾。”说着，蔡局长把鱼饵挂好，钓线入缸。一会儿，鱼就围拢过来，瞪眼在钓饵旁一个劲地观望。这时，一条大个的鲫鱼猛冲过来，把小鱼驱散开，在饵旁左看右看，上下游动，满眼的贪婪和欲望。看着蔡局长持杆的专注和淡定，卢七也屏住了呼吸，两眼死死盯着鱼缸。终于，大鲫鱼昂着头，摆了摆尾巴，还是张口扑向了香喷喷的钓饵。局长双臂一抬，大鲫鱼就悬在了半空。卢七见了，忙伸手帮着去捉鱼，蔡局长摆了摆手，一笑，把鱼从钓钩上取下又扔回了缸里。蔡局长说：“自当局长以来，常有人用饵来钓我，稍有不慎，便入万劫不复之渊。想想小时候钓到的那些鱼，煎炸煮烤任我摆布，其实那些鱼就为了一点饵料，真得很悲哀。这事对我感触很深，就专门弄了这个鱼缸，一有空闲就钓着玩，其实是时时自省，千万不能有丝毫的贪欲呀。”

    卢七听了，无言以对，一肚子想说的话又憋了回去。蔡局长把购物卡塞到卢七手里，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战友，很抱歉，我该送客了。”

    卢七出来时，一肚子不解，这年头还真有奇事呀！他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了当年新兵们嘴中的那个蔡长青，那个抱着灭火器没命地奔跑的傻老帽。卢七摇了摇头，又突然使劲点了点头。

（原载《美塑》2018年6期，《小说选刊》2019年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