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晴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有删改）

—件小事

鲁迅

    ①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②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

    ③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儿，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④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

    ⑤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⑥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⑦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⑧ “你怎么啦？”

    ⑨ “我摔坏了。”

    ⑩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⑪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脾，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⑫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⑬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⑭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

    ⑮ 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⑯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⑫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 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九二O年七月(选自《呐喊》，吉林文史出版社。略有删减)

法医李炎

刘立勤

    李炎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不知是怎么的，却当了公安局的法医。

    法医的收入怎么能和医生比呢？待遇更是不能比。人们见了医生都是热情握手，见了法医呢，大多数人都会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背在身后避免握手，实在是碍于情面和法医握了一次手，他们也会立马赶回家中，一遍一遍地洗手。李炎不在乎这个，你伸手我就握，你不伸手我也懒得搭理你。但李炎的妻子在乎，一遍遍劝李炎改行当医生，还撺掇几家医院上门邀请李炎加盟。李炎犟，他决定的事情十头牛都拽不回来。妻子也不是善茬儿，一天天闹。闹得李炎急了，说：“再闹我们就离婚。”妻子知道李炎的脾性，翻翻白眼终于歇了口。

    李炎做事精心细致，一是一，二是二，很少有人对他的鉴定结果表示怀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信服他，也曾经有人对他表示过怀疑，还请来北京医科大学的几位博导复查他的勘验结果——结果证明李炎是正确的，博导对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敬业精神赞不绝口。李炎笑笑，说：“我不敬业都不行啊，我的鉴定结果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的鉴定结果真的很重要。因此，找李炎的人很多，他们拿了很重的礼品，希望李炎笔下留情，要么多写两个字，要么少写两个字，希望法律的天平能够多多关爱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

    李炎是一根筋，多一个标点儿他也不写。

    妻子朋友的孩子和人打架，朋友家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派出所验伤结果是没有构成伤害，妻子找到他，意欲让他重新鉴定，弄个轻伤，教训教训对方的孩子，或者让对方赔付一笔钱。妻子还说那孩子前不久鼻梁骨折过，定他个鼻梁轻度骨折，神不知鬼不觉。但他硬是不干，妻子半年都不理他。

    还有一次，外地一个大老板来考察投资项目，醉酒后和一个本地小混混儿发生冲突，小混混儿打了那老板两拳头。这还了得？老板计划投资五个亿不说，他还是县里领导的哥们儿，领导一个电话让公安局抓人。凭什么？得靠李炎的鉴定结果。而李炎的鉴定结果证明，那两拳头没有构成伤害。局长不高兴了，让李炎写成伤害。任局长怎么说，李炎就是不答应。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李炎说：组织的决定也不能违犯法律。”

    局长知道李炎的脾气，放下身段说：“你就办了吧。你不为我想，也得为县上想想吧。五个亿能安排多少人就业，能增加多少税收？况且要抓的人是一个小混混儿。”

    李炎说：“他虽是个小混混儿，可他没有犯罪呀。法律没有说不保护小混混儿呀。”局长气得干瞪眼。最后，县里的领导都出面说话了，李炎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局长愣是没有抓人的证据。

    为这事，大老板放弃了投资，县里的领导气得吐血，好多人都大骂李炎是死脑筋。骂归骂，谁也奈何不了他，而且还暗暗敬佩他。自然，再有什么不合法的事，也就不找他了。倒是有一些无权无势的人会给他送錦旗或者礼品感谢他，感谢他为他们伸张了正义。李炎呢，说法律不分贵贱贫富强势弱势，法律只讲公正。那些錦旗、礼品他一概不收。

    当然，他也不是一次人情没做，他还真是违心地做了一次。

    那是一个土豪的儿子，打伤了一个清洁工。验伤的结果构成了轻伤，土豪的儿子要负刑事责任。问题是土豪的儿子面临高考，进了监牢可能一辈子就完了。土豪就出了一大笔钱给了清洁工，不仅可以彻底改变清洁工一家的生活，还可以供他两个儿子上完大学。方方面面都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希望他改变鉴定结果。

    他思考了很久很久，妥协了。他也希望这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谁想到这事平息了，却壮大了土豪儿子的胆子，认为一切都是钱可以买通的，经常打架斗殴祸害乡里。最后呢，土豪的儿子触犯刑律被判了死刑。

    土豪的儿子死了，李炎陷入永远的忏悔中。他想，有些事真的不能妥协，如果不妥协，那土豪的儿子也许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每个夜晚都有星星

蓝鸿

    漆黑的夜，天空没有一丝光亮。

    又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喜欢抬头看天的刘斌有点悻悻然。

    电话响了。“喂，110吗？我的小店被人偷了一只松花蛋……”刘斌恨不得摔了电话机。

    来郊区派出所两个月了，入警时烈焰般激情燃烧的豪情壮志，被这些平凡琐碎的报警电话消耗得所剩无几。毕业于某公安大学刑事侦察专业的刘斌渴望成为一名刑警，在重案组施展才华，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没想到入警第一天，市局领导讲话，新警全部下基层锻炼。

    值班、巡逻、社区查访……作为新警的刘斌每个岗位都要去熟悉，可是哪个岗位都与他、设想的警察工作相差甚远。值班接警，刚开始还挺兴奋，然而电话里的警情不是菜市场打架，就是邻里纠纷；不是丢了小猫小狗，就是醉汉趴在马路边上……

    有个警情倒是让刘斌“紧张”了一回。那是一个晚上，突然接到报警，在龙泉小区河滩边发现一具女尸。在赶往现场的路上，刘斌回想了无数在影视和书本上看到的凶案情节，并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场。警车刚开到河边，一个老头拦住警车，“警察同志，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一趟，黑灯瞎火的是我看错了，不知谁把塑料模特扔河里了。”

    无语！刘斌心中的热火刚被浇灭，另一把无名燥火却燃起来了。

    这夜，刘斌跟着老民警吴强巡逻。在郊区派出所，接的警情都是一堆鸡毛蒜皮，夜间巡逻又能巡出什么大案来？刘斌跟着巡逻了大半夜，脚也累了，心也乏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在胸口堵着。抬头看看天，又看看吴强的背影，刘斌边走边想，如果做个警察一辈子都在这里练脚板，又有什么出息？

    真没劲！天空今夜依旧没有星星，刘斌心里起了褶子。

    有一天，内勤让刘斌一起整理单位大练兵台账。翻到一份简历时，刘斌的眼睛都直了：吴强，海军陆战队出身，参加过两次维和任务，曾四次任职外交武官，拥有特种驾驶证（可驾驶所有的车辆及部分潜艇、飞机），正营级转业，现任巡逻组民警……

    太牛了！刘斌眼前满是星星。

    足足愣了半个多小时，刘斌才缓过神来。

    当初对吴强的印象，就是一名老实本分的普通民警，年过五旬，不善言谈，做事情一丝不苟，巡逻时辖区内一个死角也不肯放过，登记台账时，一点细枝末节都要记得清清楚楚。看着这份简历，刘斌十分惊诧，一个经历如此传奇的人物，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从事如此乏味琐碎的工作？

    再见到吴强，刘斌的那一声“师傅”里，有了含金量非常高的敬意。

    这天晚上，又是跟着吴强夜间巡逻，刘斌好几次差点想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却又怕唐突了心目中的英雄。夜深人静，巡逻了大半夜的刘斌倚靠在电线杆上稍作休息。他抬头望了望天空，感叹道：“都说在城市里看不到星星，想不到在这乡下也看不到星星了。”

    吴强从口袋里掏出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这是他夜间巡逻的习惯，肺部开过刀不能抽烟，吃花生米既解乏又顶饿。“其实，每个夜晚都有星星，不管人们看不看得到，它们都在那里。”

    抬眼望去，吴强警帽上的警徽在夜色中闪着一抹亮光，刘斌心里动了一下。

    刘斌去市局参加封闭式业务培训，一个月后回派出所，听到了吴强受伤住院的消息。

    一天凌晨，吴强带队巡逻时接到电台通知，一名抢劫嫌疑人从市区一路逃往郊区，吴强和队员们一路追踪，在一条小河边截住了嫌疑人。嫌疑人见无路可逃，拔出匕首威胁，吴强见状迅速扑上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嫌疑人在挣扎中用匕首刺中了吴强的腰部。

    所里要给吴强申报个人三等功，吴强推辞不让。在派出所晨务会上，伤势刚好就来上班的吴强说：“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没有社区警组的人口信息快速收集，没有打击警组对嫌疑人的迅速有效处置，我们夜间巡逻组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警察是一个有着精细分工的整体，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由这个整体来维护，如果要说英雄，每个警察都是英雄……”

    夜深了，大地在舒缓地呼吸，刘斌巡逻在寂静的街道上，淡淡的月光照亮了头顶的警徽。

    今晚的星星真漂亮，天上的与地上的相互辉映。刘斌心中重新燃起了一团热火，更加纯粹，也更加从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