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季

袁省梅

    ①吃晚饭时，爸说：“我腰疼得不行，你替我看场去吧。”我不吭声，爸又说：“半大小子了，该替换替换我了，看人家大斌子，接上他老子的力了，不上学，一天能挣好几个工。”

    ②我还是没说话，可我听出了我爸话里的黯然、无奈、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后来，只要一想起我爸，我总是会想到多年前他对我无奈的样子，穿越时光的尘埃，扑面而来，让我莫名的心疼。

    ③大斌子，那时也是十七八岁的年龄，长得却壮实，一副大人的模样。吃了晚饭，我去喊了大斌子，捏了手电筒，去麦场。

    ④生产队的麦场在村子的西边，旁边就是麦地，一片连着一片，朦胧的夜色里，空旷，饱满。风从树上掠过，簌簌响。小虫子在土里，唧唧叫。经了一天的日晒，麦秸垛和麦地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气味，热烈，干燥，青草和新麦的香很浓了，让人感到莫名的欢腾。

    ⑤马灯下，大斌子掏摸出一把旱烟和几张窄的纸条，说“吃烟”就把一根粗大的烟卷塞到了我手里。现在想起，我的抽烟是从那晚开始的。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大斌子学着大人的样子，猛地吸一下，忽地吐出一团白的烟雾，很享受的样子。我只一口，就“咔咔”地咳嗽了半天。大斌子就笑，笑得肆意，畅快。

    ⑥突然，我们听见麦地里传来剪麦穗的声音，“嚓嚓”“嚓嚓”，迅疾，慌乱。我一下就慌了，脖子木头般僵硬得不能动。大斌子不叫我发出声响，倏地摁亮手电。一束光在晦明的月色下，虚弱，模糊，却照亮了那人。

    ⑦竟是老王头。月亮银白水样明，老王头讪讪地，手遮着眼睛，说：“没动麦捆子，就捡点麦穗。”大斌子仰头看看天，哈哈大笑：“是捡麦穗的好时候，不热。”我劝大斌子放过老王头，别让队长来了看见。大斌子不理我，踢着老王头脚边的布袋子：“眼神挺好啊，捡得不少嘛。”

    ⑧我知道，大斌子恨老王头。老王头是我们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大斌子，还揍过大斌子。那时，哪个男生没挨过老师的打呢？多年以后，想起这些事，倒觉得老王头下手太轻。大斌子还没停学时，就扬言要收拾老王头，当然也收拾过。给老王头扣在宿舍窗台上的碗下放只青蛙，给老王头的烟筒里塞半截砖。

    ⑨大斌子抓过布袋子，冷冷地说：“人可以走，赃物得留下。”月下，老王头佝偻着腰，搓着手，嚅嚅着，不知说了句什么，低下头走得风快，简直是小跑了。大斌子哈哈大笑：“慢点啊王老师，别摔了您的老腰。”

    ⑩月亮隐在了云后，有风吹来，潮润，燠热。大斌子叫我去场院，自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来，手里却不见了老王头的布袋子。

    ⑪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大斌子偷了半袋子碾好的新麦，刚出了场院，让队长撞见了。大斌子说是想用麦子换甜瓜吃。队长气得跳脚，骂他家贼难防。叫来他爸。大斌子挨了一顿狠揍。

    ⑫天黑时，大斌子来找我，瘸着腿骂他爸：“下手真狠啊，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昨晚倒霉，今晚你给我放哨，偷回来。”那晚，他顺利地偷出半袋子新麦。朦胧的夜色下，他的两条长腿舞得飞快，在小巷子穿来穿去。我追得气喘，也不敢喊。谁知他竟然把袋子放到了老王头家的柴房子前。我问他：“昨晚的也是给老王头？”他说：“你认为呢？”我说：“那前几天的布袋子还老王头了？你不是恨他吗？”他说：“你喜欢他？那天我是想把布袋子交给队长，从他门口过时就听见他媳妇在屋里骂他犟驴，说屋里都揭不开锅了还窝在学校不挣钱。老王头一句不吭，我听着就心软得不行了。”

    ⑬谁知，我跟大斌子刚把半袋子麦子放到老王头的柴房子前，老王头“呼哧”从柴房子出来了。他扯住大斌子叫把麦子拿走，他说我偷你们不能偷，小小年纪可不能沾染了这坏习气，你们得走正道。

    ⑭大斌子“噗”地吐了口唾沫，甩开他要走，老王头死拽住就是不让走。大斌子没法子，只好背起袋子，也不理我，气呼呼地走了。

    ⑮我悄悄地叫他把麦子藏起来，明天换甜瓜吃。大斌子哼了一声：“吃吃吃，就知道吃。”大斌子把麦子倒到了场院，说：“这个老王头，看我以后怎么整他吧。”一会儿，他又说：“老王头说的也没错，嗨，这个老王头！”

    ⑯后来，大斌子和老王头成了铁哥们，我跟老王头也成了铁哥们。

（选自《中国闪小说年度佳作2014》）

赵家米铺

    三教九流，各有其道。五行八作，各有其味。

    赵家米铺，也如此，米味儿、糠味儿四时不断。远近走过，即有那种淡香，过于敏感的，甚至啊哟——来个喷嚏，得揉揉鼻子，心里头赞一声，这米，香味冲。

    赵家米铺前店后仓。店门正对大街，后仓临河，袁店河。从汉口过来的米船，就在赵家米铺后门处的自家码头停下。青条石，高台阶，长跳板。伙计们背米，跳板悠然，人影晃荡水中。看着这些，赵掌柜就想也背上一两包米。

    赵掌柜是靠背米起家的。他不只背米，还看老板怎样验米、卖米，包括跟着出去看米、选米。他不多说话，心里头学了不少本事，三十岁从汉口回到袁店河。十年打拼后，就有了这袁店老街上的“赵家米铺”。人们对他有份敬，总讲起“赵掌柜背米起家”的故事，来激励自己和别人。

    对此，赵掌柜笑笑，在心里。

    对于如袁店河水流淌的日子，赵掌柜也是笑笑。他有一句口头禅：急啥？再急，也得慢慢来。

    这句口头禅有深意，是赵掌柜人生经历的总结。那年，他还不是掌柜，还在街头摆摊售米。进了腊月，快小年了，他从南阳贩了一车好米回来，想趁着年关，赚些钱。车是骡拉的，两匹大骡，悬了铜铃，咣咣地响。风急雪猛，过丰山脚下的袁店河老桥时，天色已晚，雪野茫茫。桥头，一老人团卧雪中。他恻隐之心顿起，坚持扶起老人，安放在米车上，绕道去了药铺，给老人看了病，喂了饭。如此一耽误，晚上就歇在了药铺，陪护老人。

    也巧，就在当晚，罗汉山上的“红枪会”早已通过骡夫对他布下眼线，准备在袁店河的沙湾里劫他的米车！见他心好，所雇的骡夫对他说了这一心事。骡夫说，“掌柜的，您心好，救人一命啊，也救了您自己……”

    赵掌柜握紧了骡夫的手，“以后，我就雇定你了！”

    米铺卖米。大米、小米、香米、糯米。米分等，好米当然是富有人家买去，糙米多是小户人家买的。赵掌柜就坐在柜后，看人流，看伙计量米。量米用升、斗，量时，吆喝，报数。别的不要求，赵掌柜要求升尖、斗满，有赚的即可。薄利就多销。如此，来买米的就更多。不少人家成了常客。谁家喜欢什么米，谁家该来买米了，谁家买米的唤什么，赵掌柜都记得清。这也是本事。

    还有个本事，是赵家米铺的大本事，别的米铺不干，也不敢干。逢腊月初八，逢五月端午，赵掌柜要开棚舍米：熬腊八粥，煮粽子，都用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锅特大，别的不说，熬粥，二百斤大米进去刚盖锅底，煮粽子，能管全袁店镇的人吃。逢这两天，赵家米铺前人满为患，不再做生意。腊八就舍粥，为穷人，为要饭的，热气腾腾，粘粘稠稠。端午就煮粽子，头天晚上天一擦黑就上锅，直到端午早上，各色的粽子摆开，摆在长长扁扁的竹匾里，任人来吃。民国三十年大旱，赵掌柜竟然舍了四个月的粥，从九月到腊月！包括罗汉山的“红枪会”员，也换了衣服，下山喝粥。赵掌柜一视同仁。人们都说好。

    谈起赵掌柜的好，还有一件。每进入腊月二十三，赵掌柜把好米掺入糙米，还当糙米卖。“过年了，都吃点好米吧。”晚上，在柜上，他看着伙计把一半好米、一半糙米掺匀，随手捻了几粒，在嘴里一嚼，点点头。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解放后，这样那样的运动，有的人要找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站出来拦挡；还有人，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啪！”一掌，“你吃饱了撑的！没有赵掌柜，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爹早就饿死了！”

    找不到赵掌柜的茬儿，就有人在某个晚上，把赵家米铺前的那口大铁锅给砸了，指把厚的铁锅裂纹五六道，就没法熬粥、煮粽子了。其实，已经好几年不用，那锅就锈蚀着，又加上这碎裂，没有用了。袁店老街改造时，大铁锅就被移到了墙角。时间长了，里面长出了一棵槐树。树越长越高，高出了屋檐，高高地看着老街的变化。根越长越粗，竟翻出了锅沿，扎出了缝隙，树根形成的疙瘩，把铁锅紧紧地抱住，锅与树一体，搬不动，移不走，成了袁店镇的一景！

    有景就得有名儿：锅槐。

    也有人称为“郭槐”，说是唐朝大将郭子仪来过袁店街，用此树拴过马，人称“郭槐”。瞎扯的。

    依我说，“赵槐”最合适。

塔下人家

沈念

    和那个阳光般的男孩相见时，抬头就是被雨淋湿的古塔。那是一片老城区，黑色的、赭色的屋脊，高低交错，如波浪翻滚，把一块块光投射到远处的天幕、山峦、岛屿、湖泊。塔就站在一眼望不见尽头的“波浪”之上，瘦削的身体，穿一身褶皱青衣，脸色永远白皙。

    “塔，记录了我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我和男孩说起25年前的记忆。成长于乡野之地的少年，14岁离家，尚未脱去稚气，求学而来，懵懂无知地“探”进这座城市。那时候，我乘坐的大客车要搭上轮渡才能抵达城市。①汽车排着老长的队伍，把前面的车挤上船，然后等着后面的车把自己挤上去。我在车上伸长脖子，也看不清城市的面目，只能眺望车窗外一湖阔朗的水波。在我“渡”到这座城市的漫长分秒中，屹立水边的塔，若隐若现。

    男孩恰是那一年出生在塔下人家。他的咿呀学语、玩耍嬉戏、学习成长，塔都是见证者。塔看着人们来来往往，蹁跹游走，看着城市换着容颜，延展变迁。

    那时的老城区是衰颓、晦旧的，房屋、水电路等各类基础设施苟延残喘、灰头土脸，塔下人家的生活也多艰涩愁郁。男孩那张阳光灿烂的脸，自信，刚毅，活力潜涌，怎么看都不像是从老城区走出来的孩子。“你到鱼巷子，离塔就不远了，我家就在塔下面。”男孩的电话指路，让我想起多年前寻塔的经历，同样被人这般介绍而记住了呈“7”字形的鱼巷子。过去多少年，远近渔民打鱼上岸，就在附近交易，鱼巷子久而久之闻名遐迩，是与塔一步之遥的水上集市。②多少年过去，鱼巷子的市井气鱼腥味仍丝丝缕缕飘在城市的上空，湖里的鱼和别的水产把狭长的巷子弄得湿漉漉的。塔整天看着巷子里的“人间烟火”，喜笑怒哀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又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轨道上。

    男孩的父亲在这里贩卖过鱼，生计所迫，这位中年男人下岗后，干过多种活计，孩子要长大，老人要赡养，没有任何优势、背景、资源、专长的他，注定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塔，看到过男人从巷子里早出晚归，也看到过他拥抱孩子和妻子时的微笑。塔下住着很多这样的家庭，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张拧巴，就像走出门，坑洼的街面，不小心就会踩一脚烂泥水。男孩那一年喜欢上了绘画。夫妇俩纠结了一天一夜，决定送他去培训班，家里的一切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贫穷并没有限制这个家庭的想象力。男孩坚持了7年的绘画学习，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男孩画过的速写本、用过的铅笔头，被夫妇俩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几个纸箱。许多次，他们拒绝了友人资助的善意，却不知要如何述说陪伴、培养孩子的经历，好像是咬咬牙就走过来了，那些艰辛、隐忍和坚强却只字未提。自己的路自己走，男孩从小就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只有塔，是最熟悉这些塔下人家的困窘和努力的。然而似乎只要汇入城市的人流，这对夫妇、男孩和老街坊们，都变得从容、勇毅了。

    在水的波光浪影中，塔把时间创造的变化藏进了城市的身体里。水在西边老城区划下一道边界，城市不断地往东走，越走越远，日新月异，人们的目光追随着这种“新”，只有老街如故。男孩的家至今都没从老城区搬走，有些老街坊离开后会常回来看看，不知从哪一天起，老街巷也悄然变化。③那些曾经一成不变的店面——刻字厂、打鱼佬特色鱼馆、江清侠中西结合门诊、好帮手清洁用品批发、牙科诊所、兴旺布行……，屋瓦上叠积的尘灰，茂盛的茅草，走出人们习以为常的“看见”里，替换的是整修之后朴素洁净的新气象。细心的人发现，七拐八弯的老街路面铺了柏油，填平了积水的空洼；路灯擦亮了这里的夜晚，暗夜行走变得暖意丛生；社区服务延伸到街巷每个角落，塔下人家多了欢声。这些变化跟着时间前行，这些变化来自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美好共享。男孩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穿过挨挤的房屋中的窄路，走到湖边看水，也抬头回望几年前整饬过的塔。那一刻，男孩似乎能猜到这座实心塔里浮动着的欢喜心思。

    我离开这座城市好几年了，挥之不去的城市影像里，众多的建筑标识在脑海中你起我落、熙熙攘攘，而塔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谁也没有登上过塔去眺望水的风光，塔的实心结构 ， 注定它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特定坐标。二十多年来，我也说不上有多少次一个人或陪外来朋友看塔，每一次的场景仿佛都是流动的，只有塔是坚定的不变者。我和男孩每每谈起这座城市，都需要从塔出发，似乎这里是寻找宝藏的入口，似乎离开它就不能拼凑出一个记忆中的城与市。

    男孩学业优异，大四时被选送到巴黎一所著名的学校交流，结束学业后他选择了回国，先去了上海，又回到北京，刚做出自己满意的有中国元素的动画设计作品。这些年，男孩一边上学一边打工，靠自己去挣专业学习的高昂费用，从未停下迈进的脚步。和他的父亲母亲一样，在困难面前，男孩从没有生发过退缩的念头。自己的路自己走，男孩鼓舞他自己，向前走。

    正是这座城市的底蕴，赋予了年轻的他和他们勇于担当的力量。

    这些年城市的变化，细微的，翻天覆地的，塔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时我想，一座城市总是涌现出诸多变化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某些不变的东西更是珍贵的。从我所认识的男孩及其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珍贵。忧乐之间，先忧后乐，忧中有乐。男孩和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个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人，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从这里离开、归来的人，他们血液中流淌的，是豁达、勇毅、坚韧、无畏。有谁能否认，恰是最普通的他们所坚守、坚持的这些品质，恰是他们怀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进发，积淀成一座城市的品质、生机和变化。

（选自2018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周末文化版》，本文有删改）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

陈小手

汪曾祺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①。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着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产房。过了一会（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冼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棱哗棱”……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庙，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庙。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②。见了陈小手，说：“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筋疲力尽。他迤里歪斜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了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庙，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他奶奶的！”团长觉得怪委屈。

（选自《汪曾祺作品精选》）

【注释】①老娘：接生婆。②走柳：方言，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多指心里焦虑不安。

繁 盛

李 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捞捕小鱼，晾干，喂养牲畜。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水渠也是新的，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各种天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粘染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

    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

    我只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后来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接着种！”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