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别处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他土头土脸，相貌丑陋，怪怪地穿一件很厚的褪了色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破旧的毛衣。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他很少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我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面前，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而睡。

    我观察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的街头，连最炽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

    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奖券使我感到心安。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和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红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和他并不相配。

    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料套，由于手的笨拙，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也十分艰难。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有空缺的几颗牙，说出充满乡音的话。

    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着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纯净的善意，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发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品质，它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它美丽地落下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幸福为何总在遥远的山那边

    小时候曾听过一首外国民谣，不知何故，那头几句就一直印在脑子里。这两句是，在那遥远的山那边，人说幸福就住在那里……

    后来年事渐长，每想起这两句词，就产生疑问，幸福为何一定要住在山的那一边？如果住在这边，住得近一点不可以吗？我一直有这疑问，但又不敢问人。怕问出来，人家会笑我傻。而且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即便是拿出来问人，大概也得不到什么答案。

    稍稍长大以后，我开始偶尔看到，并蓄意去注意看起来好像很幸福的人。我想，幸福的人必是幸福住在他们家，他们才会幸福。幸福肯住在他们家，他们当然与旁人很不一样。

    看到一些幸福的人，果然是很不一样的。譬如，常看到一对夫妇从一栋白色的花园邸宅走出来，衣着华丽，大声嬉闹，不时发出阵阵哄笑。我想，他们都是幸福的。

    当时，我们家很穷，父亲不在，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觉得我们是很不幸福的。凡是幸福的人，都是很陌生的人；凡是我比较熟悉的人，好像都不怎么幸福。我的二姑妈嫁到了一家很富有的人家，听母亲说，姑妈应当很幸福的。但二姑妈每次到我们家就向母亲倾诉婆婆待她不好，丈夫欺负她。有一次，我还看到她悄悄擦眼泪。自此，在我心目中，她那身华丽的衣服不再代表幸福。大姊也出嫁了，嫁的是很体面的人家。她每次回来，面带微笑。邻居们都对母亲说，你女儿嫁得好幸福啊。母亲与大姊都笑笑默认。但我好几次看到她们两人单独相对时黯然无言，神色悲戚。我不敢问，但我感觉得出，大姊并不幸福，而且非常不快乐。于是我开始有一点了解：幸福一定是在很遥远的地方，一定是住在山的那一边。因为遥远的人是美丽的，陌生的人是很遥远的。陌生的人走来走去，穿着华丽的衣服，微笑，结伴游湖，谈笑风生。你只看见他们的幸福，你并不知他们回家后不微笑、不谈笑风生的时间，是否擦过眼泪，是否神色悲戚。

    母亲生了一场病后，脸色苍白，身体很弱。她要去菜市场，我有点不放心。我说要陪她去。母亲说，在家用功读书。但我再坚持，母亲便欣然同意，一路上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一手替母亲拿着篮子。我们买的不多，因为我们只有买一点青菜的钱。回途上，遇到一位从前的邻居太太。邻居太太拉着母亲的手大惊小怪，“哟，你的儿子长了好多了，上中学了？”她问。

    “今年刚刚考上初中，省立初中。”母亲微笑着回答啊。

    “好聪明的儿子，还会替你拿篮子！你真幸福!”

    母亲没有回答，但母亲笑了笑，笑得很开心。我从未看过母亲笑得如此开心，我觉得母亲可能在那一刹那，是真正幸福的。我突然觉得，我和母亲都在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选自《台湾文学》）

西南，老汉人的地戏

    ①石头的街，石头的桥，石头的墙和瓦，石头垒筑的狭窄巷道，几个穿斜襟右衽绣边长衣的妇女，头戴白帕或青帕，鲜艳而又内敛；阳光下，她们晒豆、倒茶、卖玉米。这时，一阵锣鼓声传来，演武堂的“地戏”上演了。

    ②青砖木构的演武堂挤满了人。一面戏台，青石铺地，坡屋顶下木质的桁架，架起一个古意空间。穿白色战袍的演员在鼓声中上场，他们的头如阿拉伯妇女一样被黑布严严实实地罩着，黑布上面戴一副木质面具，面具上方竖起两根足有一米长的羽毛，背后插的三角彩旗，或红或黄，飘舞着，与羽毛抖成一片。红色披肩，腰下红、黄、蓝、绿各色彩带，转起来，斑斓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操红缨枪，或刀、棒、剑，在空荡的舞台上转走、穿插、打斗，程式化的动作分挑枪、闭棒、踩钗、理三刀、抱月等几十种之多。地戏，在天龙屯堡也被称为跳神，源自军傩，古代军队出征祭典，就是用类似的傩仪来提振军威。

    ③器乐只有锣与鼓，敲出节奏。很少唱，只闻说和喊，唱起来短促、高亢，一人唱，众人和。据说唱腔来自江西傩戏的弋阳高腔。他们表演的是关公战吕布。

    ④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在云南镇沅九甲的坪地。那也是一个夏天，苦聪人祖祖辈辈的居住地在陡峭的山腰，树木与茅草、竹片搭的简陋木杈闪片房、竹笆茅草房，像一个个鸟巢。这些当年从蒙古高原沿横断山脉向南迁徙的羌氏后裔，也唱汉人的戏，苦聪人称之为“杀戏”。同样，他们表演的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三国里的人物。

    ⑤那天因为天色已晚，路途遥远，我从去寨子山的路上折了回来。黄昏，看到地坪上搬来的大刀、花灯、红旗和粗糙简陋的头饰。不久，铜的钹、铜的锣在黑暗中敲起来，杀戏开演。苦聪人爱弹的三弦琴不见了，乐器只有锣和钹，用来敲打节奏。拿刀枪的男人穿着斑斓的碎花长袍或拖着两条长布，锐声说上一段话，就拿着刀枪，在锣钹声中左手高举，双脚起跳，像道士在做道场。只有喊叫，偶尔的唱腔也像在喊。当钹和锣敲出迅猛的节奏时，牛角号响了，西藏喇嘛吹的那种拖地长号也呜呜地吹响。地戏与之相比，虽然平和了很多，优雅了很多，譬如服饰的华丽，动作的丰富，还有声音的委婉，但它们仍是如此神似!

    ⑥杀戏与地戏只在一个极小的地方流传，杀戏在九甲乡，地戏在天龙屯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它们像珍稀物种一样不为外人所知。显然，它们都是尚武的汉人群体的戏。

    ⑦九甲是苦聪人的栖居地，我不明白为何出现了汉人的戏。联想起白天要去却没走到的寨子山，又似有所悟：那里居住着一百二十多户汉人，居民都姓熊，熊姓始祖很久以前从江西迁来。是不是迁来不久，他们很快就怀念汉文化了?于是把汉人的戏带到了这片原始山林。地戏来自江西的弋阳腔，杀戏也是同一唱腔，而熊氏祖先来自江西，似乎是相互的印证。

    ⑧天龙屯堡与九甲的风貌大不相同，当年南迁到此地的汉人们周围生活着回族、彝族、仡佬族、瑶族、白族等十几个民族，他们被土著称为“老汉人”。众多少数民族土司势力占据了强势地位，使得“老汉人”一落脚，就不得不修起军事防御功能极强的屯堡。屯堡依山傍水，配上石头的城垣和雄伟的寨门，进可攻，退可守。在对峙的环境里生存，汉文化自然成了他们最妥帖的精神寄托，而地戏也自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文化守望。

    ⑨漫长的岁月，他们既不能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又无法与外面的世界密切联系，汉人部落由此形成。“凤阳汉服”他们一穿就是六百年，穿成了一个传奇。妇女银索绾髻，三绺头，长簪大环，这是朱元璋老家汉族女人的正统装束。由于前发高束，形似凤头，被称作“凤头笄”或“凤头苗”，他们甚至不被当成汉人而被当成少数民族对待。

    ⑩南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北方民族不断南迁的历史。迁徙者在一座座山峰前面出现，又在一座座山峰后面消失，有的走向了更远的地方，有的搭棚起灶，落地生根，黄昏里飘起了一缕缕炊烟……于是，林歹、代化、摆金、打易、桑郎、断杉、普定、打宾、打邦河这样的地名在安顺、长顺一带出现。这些汉字并没有意思，文字是汉民族的，意思却是另一个民族的。不管迁往哪里，老汉人都努力地守望着心底的梦幻。

    ⑪深刻的梦幻来自时间的深处，也来自当今世界。出天龙屯堡大门，时近正午，太阳正炽。车一恍惚间就拐上了高速公路，仿佛这是一条时间的快速通道。作为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的一个镇，天龙屯堡已经划入新的规划图。新区设立两年，已经修了六百公里的道路，铺设了九百公里的水、电、气等市政管网，产业城已有一百四十多个重点项目……迎面扑来的高速铁路宽似机场跑道，像闪光的银幕，通过它我看见了天龙屯堡人追求的梦一般的未来。

（取材于熊育群的同名散文）

哲人的爱

秦牧

    ①好几年前，我读过一则消息：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1982年2月因病去世，他生前殚精竭虑，尽瘁教学，亲嘱死后将遗体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五脏作局部解剖教学用，骨骼制成标本，供示教用，用遗体“再站一班岗”。这则消息使我大受震撼，掩卷沉思，神驰黄海之滨。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一个哲人对群体无私的爱，尽在不言之中了。

    ②继沈福彭教授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前任校长胡傅揆教授也在生前自愿地把遗体献给学校作为骨骼标本。这两位医学教授的事迹先后辉映。据我所知，遗嘱利他，造福群众的事虽有不少，但是遗嘱指定把自己的遗体制作骨骼标本供教学用的事我极少听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舍己为群，献身祖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风格，从这样的实例中也可以想见一二了。

    ③1987年底，我突然接到青岛医学院一封来信，那是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寄来的。里面除了信件外，还有一张骨骼图片，那就是沈教授遗留下来的骨骼标本了。信里有这样的话：“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将骨骼制成骨架，陈放在青岛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标本室里（外有玻璃罩），人们每过此室，都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瞻仰骨架。”信末这样说：“秦老……你能否为我院沈教授写几句话，如蒙赐字，我们将把它刻在玻璃罩上……”我端详着那张骨架图片，百感纷纭。这具骷髅给予我的不是忧惧、哀伤，而是亲切、鼓舞。我把图片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早晚工作时经常瞧它几眼，我觉得它对我的灵魂有净化的作用，犹如明矾可以净水一样。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没有任何绮年玉貌、皓齿明目的明星歌星的照片，却有这么一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是老头子了，即使我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我也会这样。面对这张照片，崇敬、可亲的感情驱除了一切渺不足道的杂念。

    ④这副骨架图片仿佛给了我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决意写那将被刻在玻璃罩上的几十个字。

    ⑤平素写些小文章我是不起草稿的。但是为了写这几十个字，我却决定夜里到附近僻静的街道上长时间漫步，思索、酝酿。我想起了一位文豪类似这样意思的话：“当你把笔插进墨水瓶里的时候，如果不是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话，那就不要动笔。”

    ⑥那夜月色溶溶，柠檬桉雪白的树干显得十分高洁。月光透过凤凰木，洒落了一地斑驳的光点。长街寂寂，阒无一人，我来回踱步，一次、一次又一次。那具骷髅在我眼前冉冉腾起，我的想象使他还原为血肉之躯：他埋头在灯下研读，他屹立在讲坛上讲学，他以深邃的眼光凝视人群，毅然写下献出骨骼遗嘱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我虽不是教徒，却涌起一种教徒似的心情，渴望能够有个和神圣的魂魄对话的机会。

    ⑦我知道这位教授生前曾经受过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风暴压不断雄鹰的翅膀。”“异端待我，国士报之。”

    ⑧有人死了，还要造地宫，造金字塔，棺上要加内椁外椁，坟上还要盖巍峨建筑，死者仿佛撑开了棺盖，伸出手来喊道：“再给我东西！”有人死时，临终还拼尽力气，讲出这么一句话：“我想再奉献！”掠夺者和奉献者之间的距离，该是多么遥远！

    ⑨那夜我在街上盘桓了很久，回家后对着骨架图片，铺开稿纸，写了一张又撕了一张，最后，拼尽我的心力，终于写出了这么几十个字的《献辞》：

他生前叮嘱献出遗骸，

指定骨架标本在这儿陈摆。

玻璃橱里是他特殊的坟，

玻璃橱外是他浩瀚的爱！

一纸遗嘱直如震世春雷，

一宗心愿想见哲人气概。

让我们脚步轻轻走进大厅，

伫立丰碑前默默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