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德意志人文主义学者大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所以他们深受“分外纯粹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开始抛弃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注重人的现实生活…….新式世俗性教育在德国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接受了科学知识教育，并第一次听到“改革”这个词，第一次读到《圣经》全译本，“极感震惊”。

———摘编自朱婷、郑祖珽《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材料二：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是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极具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却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材料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材料二：（董）仲舒复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异）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那些）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避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一致）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材料四：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来唤醒国家及人民。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

——徐中约《中国的奋斗》

回答：

材料：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吕思勉先生认为：“自西力东侵，中国人遭遇旷古未有的变局……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摘编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中“未有的变局”，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