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

《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而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海外留洋归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各解放区也开始逐渐连成一片。根据地民众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选举，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基础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要建构的新的政权结构模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材料三：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围绕建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设立政策性银行，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及正确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已经投入运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正在增强，金融市场秩序有所改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有所规范，金融总体运行正常。

——曾培炎《关于当前经济形势》199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