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

赵冬

    我是在北方那座俄罗斯式的城市里长大的。

    那时候，教堂顶的白雪，尖楼上的钟响，紧裹黑衣的修女……无不诱惑着我对神秘殿堂产生不着边际的遐想。

    外公是天主教徒，对耶稣十分虔诚。他不仅自己信教，每周还要领儿孙们去教堂礼拜和做弥撒。他与教堂的老神父交情甚密，神父待人谦恭、和善，小孩们都喜欢围着他蹦呀跳呀，或听他讲圣经故事。

    神父是外公的挚友，也是两个舅舅的教父。闲暇时常来家里与外公聊天，对饮，一瓶酒，四碟菜，多至深夜。谈得投机便与外公同榻而眠，情同手足。两个舅舅才十八、九岁，对教父更是顶礼膜拜，言听计从。

    外公兴趣很广泛，爬山、钓鱼、打猎、打拳、下棋、舞文弄墨……没有他不好的。有一次去雪山打猎，一熬就是半个月，结果还真打死一头黑熊，一个人把熊用爬犁拉了回来。他在人前最得意炫耀的是那件火狐狸皮大衣，据说是件宝物。外公说穿上它就是在雪地里睡上三天三夜也冻不死。这件大衣是用好几百只红狐狸皮缝制的，我猜，皮大衣一定是很值钱的。

    秋去冬来，北方的大地又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冰雪。天气冷得能冻掉行人的下巴颌，松花江被冰雪封了顶。外公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人，他不听家人劝阻，拿着鱼具到江面上戳出一个冰窟窿，下网捞起鱼来。从清晨到黄昏，家人见这么久未归，便去寻找。江面的冰上摆着鱼具，却不见了老人。

    全家人慌慌张张地奔到江边，望着冰窟窿里蒸腾出的寒气哭号不停。人们都说，一定是老头子捞鱼不慎跌进冰窟窿里了。

    由于未捞到尸首，外公的丧事也只好草草举行。尽管这样，还是赶来了许多人，都是他各界的朋友，人们大都受过外公的恩惠，希望能为老人做点什么……忙前忙后，里外张罗得最欢的要属老神父了。分家的时候，他把我大舅拉到一旁，对他说：“告诉你，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爹在那边呢……”他用手指了指天空：“他蹲在雪地里，一丝也不挂呀！我看见他身体直打颤，好可怜呢！”

    第二天，教父伏在二舅耳朵上，神秘地说：“孩啊，昨夜你爹又托梦给我，他说那边天冷，他快被冻死了……”

    两个舅舅像两只傻鹅，呆呆地望着教父，不知如何是好。

    翌日，教父又来到我家，告诉舅舅说外公梦中委托他把那件狐皮大衣给捎过去。

    舅舅不敢怠慢，急忙取来大衣，让教父拿走了。

    做礼拜的时候，教父满脸慈祥地拍了拍大舅的肩，眨着眼睛说：“你爹接到大衣穿上了，还夸你是个大孝子呢……”几句话说得大舅轻飘飘的。

    可是，没过几天，外公突然活着回来了。四邻震惊不小，家人欢天喜地。

    原来，那日外公在江面网鱼，几网下去，不见半个鱼星，来了脾气。旁边正好有位老渔翁经过，便赌气扔下鱼具，随老渔翁到江下游用大网捞鱼去了……

    从此，教父再也没到家里来过。外公到教堂几次，教父均以病相避。一连好几年，外公怕教父难为情，也就换了一个教堂做礼拜。

    记得外公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这件事。他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对大家说：“……唉，真没想到，一件破大衣，竟伤了一位……老朋友。罪过呀！……”

【甲】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节选自《品质》）

【乙】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便宜的如炒辣豆腐，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夏天，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男工人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退休的文质彬彬的会计，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而煤站的副经理，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节选自汪曾祺《捡烂纸的老头》，有改动）

最后的山

    我天生喜欢山，却没去过几座名山。面对长白山的时候，我既想走进它，又怕走进它。想走进它，是因为它是我心灵的图腾；怕走进它，是因为深深的敬畏。

    雨在这里格外密集。我已在白山市听它喧嚣了三天，每天打着伞在大街上乱走。那个城市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座专门卖山货的大厦，里面有长白山的蘑菇、蕨菜、榛子、雉鸡、熊胆、人参，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山珍。我有半天时间待在那里，它包罗万象，像把长白山撕碎了，一块一块、一丝一缕地摆放在商贩的柜台上。我闻到了长白山浓郁的体香。

    大雨骤停，我们开始上山。从长白山西麓的入口，走进长白山最原始的那一部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原始森林。它是树编织的自然之初的混沌状态，以古老和沉默，制造出一种令人眩惑的悲剧氛围。我看见，每一棵树的面孔，都沧桑欲语。每一棵树的身上，都长满了苔藓，披挂着如网的荆藤，却将岁月的负荷一轮一轮盘旋在心里。有的死去了仍英雄般地站着，枝已枯黄了还是那么美。它们是为原始森林做最后的支撑，为活着的树分担霜和雨。

    车子在旷古的寂静中盘旋着上升。山的神秘愈加浓重，氤氲如梦，迷茫若仙。一位画家朋友告诉过我，在长白山，海拔不同树也不同，背包里的油彩不够用。我以为他是艺术家的夸张。但当我的脚、我的目光真正抵达这里，才知长白山隐藏了一幅从温带到极地几千公里长的巨大画卷，在这个倒悬的画面里，自下而上呈现出如四季一样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如同艺术大师的杰作，长白山是如此美丽。

    然而，凝望长白山山顶的时候，所有人都仿佛被魔或仙引领到一个不可知的所在。目光所及，多是无遮无拦的旷野秃丘。长白山并不是一路都有树，原始的长白山到了高处，已如一只被摘净了毛的公鸡，只剩下一个英俊而孤独的冠了。记得在来的路上，曾看见一大片刚刚倒塌的原始森林。既然数百年的生长能被一场飓风毁于一旦，人类只能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枯朽腐烂，那么，长白山山顶这最后的雄冠，也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化为乌有。树的生命是脆弱的，森林并不是海拔多高都可以茂盛地张扬。山下的树因为亲近人类，而被弑杀了。长白山是如此单薄，那一瞬间，我曾在心里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惶悚。

    车子向下，在山腰树最茂密的地方停下，我大声地喊：“东北虎你好！熊瞎子你好！”但是没有回应。这是原始森林，但这里太安静了！我特别想与最凶猛的动物相遇，我觉得如果这时候从森林里走出一只野兽，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感到亲切。然而，我只惊动了一只小松鼠，它机警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眨眼之间就不见了。

    我禁不住想，除了土著的猎人，谁最早走进了长白山？是伐木者，还是采参人？我像是在追究一种责任。这其实并不重要，自然混沌，人也混沌，无论谁先走进长白山，都不会空着手。走进来的人，只有到长白山衰败枯竭的那一天才会住手，才会跪下来为哺育过自己的大山祈祷。建立清廷的爱新觉罗氏，当他们走出山林走进中原时，竟连回去的路径都模糊了。而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在长白山下宣布退位。大山之子，并没有走出多远。

    如今，长白山不但在中国是最后的山，在世界也是，它是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今日长白山的一只鸟，或者一片树叶，都变成人类共有的了，不许哪个人随意拿走。这一切，都因为失去的太多了，才想起严守。然而整个长白山都稀疏了，只有这一小块葱茏，人类真的能守住它吗？

    回来的路上，经过梯子河和锦江大峡谷。梯子河是一道欲裂未裂的山缝，下面有哗哗的水鸣声。锦江大峡谷则是将大山打开了，看起来像一句灰色的预言。我想它们能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将会在什么时候，知道人类还能享受多久的宁静。它们会告诉你，原始的绿色已所剩不多，长白山随时都可能从休眠中醒来，如果扰了它的梦，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自始至终，我都是惶恐的。总感觉长白山在动，甚至将要裂开。

（原文有删改）

惹祸的大衣

李显

    这天，我坐了八个多小时火车，天快黑时，终于到了青石镇。我给镇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十分抱歉地说，院里唯一的面包车坏了，不能及时来接我，让我打车去医院。

    在这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根本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只有零星几辆跑出租的人力三轮车。到了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入乡随俗，将就了。我坐到车上，告诉车夫把我送到镇医院。车夫是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一脸的络腮胡。

    大胡子“呼哧呼哧”蹬出几里路后，发现我缩成一团，问道：“妹子，你是不是很冷?”我笑笑说不冷。“你穿的那么少，还说不冷，你的声音都发抖了。俺穿的多，脱一件给你。”说完，大胡子便把身上穿的一件灰色呢子大衣脱下来，递到我面前。

    我边感谢边把大衣穿上了身，顿时便感觉暖和起来。一件大衣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大胡子之间的距离，我主动和他唠起了嗑。可聊着聊着，我就发觉情况有些不妙，大胡子有些心猿意马，眼睛总盯着我的胸口，看得我有些窘，有些紧张。我赶紧裹紧大衣，双手抱在胸前。大胡子好像看出我有所警觉，收敛了一些，不再直勾勾地瞅，而是用两眼的余光偷窥我的胸口。这下，我心里更害怕了，如果这大胡子不是好人，这荒山野岭的……我越想越害怕。不行，说什么也不能束手就擒，得想办法脱身。

    拿定主意后，我叫大胡子停车，说要下车方便一下。大胡子把车停了下来，我下车后，直奔路边的小树林，见大胡子没跟上来，我心里暗喜，马上撒腿就跑。跑出没多远，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我回头一看，妈呀，大胡子追上来了!老天，大胡子真是色狼!我拼命地跑起来，边跑边喊“救命”。大胡子追得更紧了，边追边喊“站住”。

    我跑出小树林，眼前出现一条几十米宽的河，由于刚下过雨，河水很急，很浑，看不清深浅。情况危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跳进河里，河水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岸边的水已经到我的胸口处。

    跳到河里我才发觉身上穿着大胡子的大衣，很笨拙，不好游动，于是，我慌忙脱下大衣，扔到河里，开始往河对岸游。这时，大胡子也跳进河里。让我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追我，而是朝漂向下游的大衣游去。

    我正高兴，突然，双腿开始抽筋，不听使唤了，身子开始往下沉。我拼命挣扎，大喊救命。大胡子听到我的呼救后，赶紧掉头向我游来，几下便游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衣服 ，把我拖上了岸。

    上岸后，我像虚脱了一样，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而大胡子表情复杂地瞪着我，我心里害怕极了，刚要开口求大胡子不要伤害我，谁知他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气呼呼地埋怨我：“你这个妹子，好端端的，你骗俺干吗?跑什么呀!害得俺……俺的大衣被水冲跑了……”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准时走进手术室，为两名患者做了手术。走出手术室，我到休息室休息，突然，隔壁房间传来院长跟一个男人的对话。

    院长说：“我跟你说，人家是我们从省城大医院请来的专家，大老远地跑到咱们这里来，真的很不容易。你放心，专家做手术绝对有把握，肯定能治好你妻子的病……你们家属应该对专家表示感谢……”

    那个男人回答道：“院长，谁有粉不想往脸上抹?不是俺不想表示，只是俺现在手上真的没钱。本来，昨天，俺从砖厂老板那里预支了两千块钱。回家的路上遇到个妹子，看她挺冷的，俺就把大衣脱给她穿。衣服穿到她身上后，俺才想起来两千块钱在大衣兜里。俺有点不放心，可又不好明说，就偷偷瞅着，谁知让那妹子误会了。她拼命地跑，俺也误会了她，使劲追……结果，她把俺的大衣扔到河里，大衣被河水冲走了，两千块钱也没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走出休息室，来到隔壁的房间，说：“院长，请你去安排一下，我要马上给这位大哥的妻子免费做手术。”

    院长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走出屋子。

    由于我戴着手术帽和口罩，大胡子没有认出我，他万分感激地说：“大夫，太谢谢您了!您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夫……”

    听了大胡子的话，我的脸火辣辣的，我知道我不配做大胡子说的“好大夫”，但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大夫……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四世同堂（节选）

老  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的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

    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

    “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的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

在思想上，他与老三很接近，而且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所以，在全家中，他只与老三说得来。可是，与老三不同。他不愿时常发表他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他骄傲，不屑于对牛弹琴，而是他心中老有点自愧——他知道的是甲，而只能作到乙。或者甚至于只到丙或丁。举个例说：在他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她。他笑自己这样的软弱。同时，赶到他一看祖父与父母的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

    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黄酒，他能喝一斤。可是非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决不动酒。他不吸烟。茶和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娱乐只有帮着祖父种种花，和每星期到“平安”^①去看一次或两次电影。

    北平陷落了，瑞宣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作什么好。他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在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出来进去，出来进去，他想不出好主意。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的体谅又逼着他去顾虑那最迫切的问题。他想起文天样，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老三，听！”瑞宣以为是重轰炸机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街上的坦克。像几座铁矿崩炸了似的发狂的响着，瑞宣的耳与心仿佛全聋了。

    “大哥！”

    “啊？”瑞宣的头偏起一些。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呕！说吧！”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瑞宣愣了一会儿，才说：“我不拦你走，只是请你再稍等一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瑞宣叹了口气。“哼！你……我永远走不了！”“大哥，咱们一同走！”

    瑞宣的浅而惨的笑又显露在抑郁的脸上：“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选自老舍《四世同堂》，有删改）

【注释】①“平安”，指当时北平城内著名的平安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