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门

王春迪

    ①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半街”了。

    ②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一日，海爷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枯瘦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③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立着贺家的祠堂，迁也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④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⑤海爷却说，不可。

    ⑥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⑦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一日，日过三竿，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唯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子挺直地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有的甚至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⑧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⑨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子也挺了起来。

    ⑩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一副贵人之相。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戴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一别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唯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⑪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⑫一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⑬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⑭海爷笑笑，抿了一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⑮唯有一年轻女人，一手拎着篮子，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⑯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儿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⑰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⑱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原文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鱼钓

郑武文

    王铮担任住建局长的时候，已经有两任局长从这个职位上落马了。王铮已经58岁了，再干两年，就安全到站，光荣退休。王铮每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他定下规矩：无论是谁，都不能到他家里谈公事。双休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熟人骚扰，带一个只有老婆知道号码的手机，自己开车到几十里外的水库去钓鱼。

    水库里钓鱼的人不少，都互不相识。王铮钓得安然自在。水库很大，库底自然卧了不少大鱼。有一天王铮运气特好，竟然钓到了一条足有几十斤的大鱼，王铮一抬没抬起鱼竿来，又抬还不行，只好带着鱼竿沿岸溜鱼，三溜两溜，脚下一绊，竟被鱼拖进了浅水里。王铮赶紧爬起来，旁边一个钓鱼的老头也过来帮忙。王铮解嘲地说：“呵呵，我钓鱼竟然被鱼钓了。”初春的天气，风还刺骨。老头忙说：“我家就在附近，先到我家换身衣服吧。”王铮开始还推托，禁不住老头一个劲劝说。又一想，不过是一个农家老头，又实在冷，就去了。

    老头就住在旁边的村子里。老头先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王铮换上，又吩咐老伴把湿衣服烤上。然后拿出一瓶酒，二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然王铮没说他是干啥的，老头也不问。

    又一个周末，王铮钓够了鱼，就直接去了老头家。不能白吃人家的不是？王铮带了现成的食品和酒。老头也不推辞，又拉起了家常。

    一来二往，二人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喝酒正欢，老头拿出一幅画，说是祖上留下的，让王铮鉴定一下。王铮一看，是一幅《秋钓图》，画着一个老头在湖边钓鱼，岸上菊黄竹疏，秋风瑟瑟。立意很好，画工也好。只是落款不甚明确。王铮对画本无研究，只是看着顺眼，就连声说：“好，好……”老头说：“一张破画子，这么旧了，咱庄户人没用，送给你当个玩意吧。”王铮说：“那不行，说不定挺值钱呢，你先去鉴定一下。”老头说：“鉴定啥，以前就在屋里挂着的，脏成这样了。”王铮一看，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去以后很喜欢，经常拿出来看，后来就直接挂办公室了。

    后来一段时间，市里要建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王铮忙得没时间去钓鱼了。投标那天，办公室进来一个四十来岁中年人。进来就打招呼：“王叔，你好，我是赵强，还认识我吗？”王铮一怔，看着有点面熟，没想起来。赵强一指王铮后面的画，说：“我住在水库边，您跟我爸是好朋友。”王铮的心里就有些不快，说：“你也来投标吗？”赵强说：“是啊，我也干工程。”王铮说：“那下午投标吧，同等条件下我帮你。”赵强说：“谢谢叔，中午一块出去吃饭吧？”王铮说：“那不行，我们有纪律。”赵强就没说什么，出去了。

    下午投标，赵强中标。王铮也和三个副局长开了碰头会，三个副局意见难得统一，一致拍板让赵强干。王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可也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出事了。赵强潜逃，三个副局长被双规，王铮党内记过一次。

    在反贪局，副局长们感到很冤枉，说：“王铮拿了一个郑板桥的《秋钓图》，价值数百万，为何只记了个过？”

    反贪局长拿出一幅画，说：“你们说的是这幅吗？王铮拿画以后，做了鉴定。发现是真画，就到反贪局备了案。如果没事，那是正常赠与，退休后还给人家；如果相求，此是贿赂，就交到局里。因为他太喜欢那幅画了，就又求人临摹一幅挂在办公室里……”

    此时的王铮正坐在他的老板桌后面，副局们的落马让他脊背一阵阵发凉。

    到周末，王铮又去钓鱼，秋风起了，落叶萧萧，到处一片凄肃景象。他感觉自己很像《秋钓图》里的老叟。

    鱼漂动了，提上来却没鱼，只是鱼食没了。如此几次，令王铮气恼不已。

    想一想又笑了，不是吗，人在钓鱼的时候，鱼也在钓人。

巴施蒂希追踪记

[捷克]兹丹涅克·斯维拉克

    普舍梅克·巴施蒂希去世了。火葬场里，前来告别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位死者生前的工友。我跟巴施蒂希相遇，纯属偶然。

    1965年春日的一个傍晚，我去西里西亚大街的淋浴房洗澡。我刚脱下外套，浴室门“砰”地打开，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人穿着雨衣从里面走了出来，湿淋淋的头发打成绺，水从雨衣上往下滴落。他疾步走出门，身后留下一路水渍。

    他就是巴施蒂希。在那一刻，直觉告诉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怪人，肯定能成为“周日随笔”栏目绝好的题材。我马上套上衣服，冲出门紧随他而去。突然，他身子一闪，消失在“苏佩塔尔酒吧”里。我紧跟着进去，吧台里的女招待，仿佛知道他会来似的，已经为他倒好了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巴施蒂希端起酒杯慢慢呷了一口，当女招待去给其他客人送酒时，他起身离开了酒吧。我提醒女招待，说那人还没付账，女招待表情漠然地说：“我知道，您犯不着操心。”

    我赶紧夺门而出，继续跟踪巴施蒂希到“地窖酒吧”的吧台前坐下。侍者不发一语，为他倒上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瞥见了坐在一旁的我，随即把头扭过去。

    “对不起，”停顿片刻后，我开口，“我不想给您留下窥视癖的印象，我是一名记者，您的行为让我非常感兴趣。”巴施蒂希并不理睬我。等巴施蒂希杯中的酒见底后，我便试探他能否跟我一起再来一杯雅卡玛如斯酒。他欣然同意。

    “很遗憾，先生，您是记者。”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晾晒在法律面前，我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唯独您将关于我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这行不通。”

    在巴施蒂希的遗物中，或许还能找到那一张地窖酒吧的酒水单。那天，我在酒水单背面立了一份声明：巴施蒂希对我陈述的一切，我仅藏在心底，唯有待他辞世之后方可公之于世。

    “先生，我是一个鳏夫，是小城区装潢社的普通职员，我竭尽所能让膝下五个孩子生活得像模像样。每天，我要送长女奥尔伽去学舞蹈，送小儿子雅罗去幼儿园。下班回到家里，我要打扫屋子、洗衣服、煮饭，还要监督孩子们做功课。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生活轮回里，每个星期，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晚上，就好似松鼠跳出飞转的轮盘那样，逃出来喝一杯雅卡玛如斯酒，在轮盘快要停止转动前再跑回去。先生，今天这个夜晚就是其中之一。”

    “我选择的这一个晚上是不固定的，前提必须是那天不下雨。”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前提呢？”我急切地发问。

    “先生，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把钱花在买一杯酒上。一想到灌进喉咙里的那些液体，可以给克薇塔买连袜裤，或者给雅罗添置一双溜冰鞋，那么，即便最美味的酒，也是苦涩的。一天晚上，我在酒吧小坐，走进来一位浑身湿透的客人。酒吧里的那些准备结账离去的客人看到外面的雨那么大，便又坐下去，招呼侍者再来一杯。这件事启发了我。对酒吧老板来说，免费给我提供一杯烈酒是十分划算的交易，因为我在酒吧一出现——您肯定也注意到了，我专门去那些没有窗户的酒吧——身穿湿淋淋雨衣的我，给人再真实不过的印象：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酒水的消费量顷刻得到提升。”

    “这个想法确实很好，”我说，“但本质上您是在欺骗公众，旨在谋取利益。您不害怕吗？”我的这番质问让他激愤得满脸通红。

    “我没有欺骗任何人，先生。”他说，“不止一次，有人看着我湿透了的外套发问：‘外面在下雨吗？'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这样回答：‘不，我刚才淋浴了。’我说的可是事实，我也承认，人们一般不会相信我来酒吧之前刚刚淋浴过，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仔细通读了《刑法》，先生，法典里没有哪一条提到，如果天没有下雨，人就不能穿雨衣！”

    这就是普舍梅克·巴施蒂希。由于夜间洒水车司机的疏忽大意，让布拉格失去了一位个性独特的人物，也让这座城市缺少了一种神奇和诗意。

（2016年05期《小说界》有删改）

一根火柴

叶骑

    我独自站在这广袤、寥廓的雪域之地，雪花如落下的枫叶漫天飞舞，淹没了足迹，隐去了生机，空留一片彻骨的银白把大地冻结。

    但即或如此，多年前，我仍能在这土地上分清兔子的粪便、辨出百米外獐子啃食地衣发出的碎响，而今天，我孤独地站在雪地，再也闻不出故乡烟筒里散发出的炊烟。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年迈的猎人，迷失在了他曾经无数次穿行过的土地上。

    我开始整理身上的物资，背包里食物充足，这些肉干足够我撑上三天。但就在检查包底时，我不幸地发现，一道豁口撕开了背包，自己唯一的一块打火石再无踪影。

    我浑身一紧，一股寒意顿时从四肢散入身躯。我急忙搜寻外衣的口袋，里面还有一封自己用来点燃烟斗的火柴，但在盒子打开的瞬间，我立即陷入了无尽的暗夜，里面仅有一根火柴。

    我瘫坐在无垠的雪地里，绝望地发出咒骂。我痛恨自己的老去，不辨东西。我痛恨命运的尖薄，在这存亡的关头夺去救命之物。难道冥冥之中，这就是一个老猎人无法脱逃的宿命？

    然而，我却无意就范。

    我是一个猎人，一个以山林为家的乡巴佬，生存或者死亡是我一生不曾回避的问题，我们或将苍老，枯竭的躯干也终将交还给这片挚爱的土地，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向天乞怜的可怜虫。

    天色将晚。我用树枝在雪地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帐篷，然后从四周捡拾了一些枯枝败叶，堆放在一旁，这是自己仅有的希望。

    “你只有一根火柴。”

    我提醒自己。

    入夜，风雪愈紧了。狂风怒号着，在山谷里往来驰突，折断了枯枝，卷起了残雪，自己的帐篷在风暴中摇摇欲坠，寒冷像饥饿的狼群，将我层层包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狞笑着说。

    我把火柴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狼群”的啃食。它们的尖牙刺破我的肌肤，穿过血肉，直抵皮囊下的灵魂，而我蜷曲在这荒寒的冷夜，任由分食。

    我望向身旁的枯枝，欲望在心底挣扎。我想象它们倔强地燃烧起来，火苗微弱，在风雪中苟延残喘，却画出一个昏黄的圈，点燃一盏或明或暗的灯。

    “不用了，留给明天吧。”

    第二天，我爬出帐篷，穿过雪原林海，希冀在某座山后能看见那熟悉的景象，但最终，除了满目苍凉，再无一人。

    我孤独对抗着这寒夜的侵袭，夜再次来临。

    “点燃那根火柴吧，你别无选择。”

    “狼群”追赶上来，龇牙咧嘴，不肯罢休。

    “留给明天吧。”

    我气息奄奄躺在帐篷里，听着血液流动的声音，回答他们。

    ……

    我是在第五个夜晚被村庄的人发现的，据说，找到我时，我倒在帐篷门口，冻成了一个冰人。

    乡亲们把我带回寨子，问我是怎么在雪地里活下来的。

    我说，我有一根火柴。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后来，他们知道我弄丢了打火石，的确没有撒谎，又好奇我有一根火柴为什么没有点燃。

    “如果真的点燃了，我就冻死在雪夜的第二个夜晚。”

    乡亲们若有所思，但似乎也没听明白。

    而我深深地懂得——

    我能活着，因为我手上有一根随时可以点燃的火柴。

（选自《啄木鸟》2019年第6期）

匆匆过客

路遥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空气里满含着潮湿。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

    一进车站候车室，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当我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后就站到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探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青年妇女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帐，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笑似地对着他。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却不知她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正在这时，那个小姑娘护着她的妈妈，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那暴怒的男青年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男青年沉默了一会，转过头来对那个青年妇女说：“同志，对不起。刚才，我，太过分了……”

    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那个青年妇女也茫然了，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待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呶了呶嘴：“那个瞎眼老头”。

    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羞愧地站在班主任面前的小学生。

    那青年妇女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儿太可怜了，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就决定先给他买一张。我想现在您应该相信我了吧？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儿上车去吧！”

    那个男青年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便转身走了。

    我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掏出了自己的车票，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沿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