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民俗艺术

    感人的艺术氛围和铭心的审美经验，强化着国人对春节这一“文化空间”的审美期待。这种普遍而持久的社会心理，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在春节这个“全民欢动员”的狂欢时节，民俗艺术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民族文化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春节习俗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而各具地域特色的节俗艺术也在生活中发挥着比审美欣赏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比如南方许多地区都有耍“板凳龙”的习俗，其每一节“龙身”由每家每户来制作，当龙灯耍到家门前时，这家人便将自己制作的一节“龙身”接上，龙灯如此越接越长，越耍越威风。这种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既调动了人们过春节的积极性，也增进了村社邻里间的和睦与团结。

    民间艺术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其创作构思充满想象，极富浪漫色彩。比如人们会以谐音方式把“鲇鱼”与富裕之意联系在一起，以之寄托“年年有余”的美好理想。民间艺术的造型无意模仿客观事物的自然特征，而强调物象所承载的人文观念，以至其表现形式自由而奔放，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将中国“写意”艺术精神作了极致的发挥。民间艺术的整体格调清新质朴、刚健明朗，凸显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品格和美学气质，不像现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创作，极力表现焦虑、寂郁或惆怅等消极情绪。

    有人说现在“年味淡了”。的确是这样。以前过年，人们会自己写春联、剪剪纸、扎灯彩、塑面花，自发而热情地参与节俗艺术创作。如今，这种审美兴趣和相关的习俗观念已越来越淡化，年节的文化空间已为批量化生产的“民艺商品”所充斥。现在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了，真正的民间创作也随节俗的淡化而日益缺乏，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已越来越不屑于民间艺术。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中原因当然很复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社会格局、经济格局、家庭格局以及价值观、审美观也和以往大有不同，许多有特色的节俗活动和相关的艺术形式要在城市里展开确有一定的难度。可谁又能阻止生活的流变，让年节艺术一成不变地恪守老套路呢？

    其实，随生活潮流而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和改变，本来就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和发展状态。面对春节联欢晚会、电话拜年、手机短信和电子贺卡一类的“新年俗”或“新年节艺术”，我们与其在怀旧中抱怨现实，不如在“俗而礼，礼而俗”的互动中建设与时俱进、魅力依旧的当代年节艺术，以至让大家真的想过年、过好年。

    因为交通受阻，时下有人提出“今年过年不回家”的倡导。这当然是想为政府排忧解难，也是为了避免同时出行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不过，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所造就的普遍社会心理，面对民族文化记忆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感召，这种倡导显然是无力的，也不契合国情。

    其实，文化保护问题和民生问题是紧密关联的。今天，要想有力地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充分地发挥春节及其民俗艺术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切实地解决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安民于本土，就可使得乡村的老百姓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延续，其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春节才会越过越火，春节的民俗艺术才会越来越繁荣。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斯文”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认。显然，孔子赋予了“斯文”极高的内涵——天道，而天道便蕴藏于礼乐制度之中。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更加透彻：“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斯文即道，而礼乐制度是“道 ”的载体。一旦“礼崩乐坏”，道将不存，斯文不在，国也将不国了。可以想象，“斯文”在先秦时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谋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将其视为圣人先贤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国安邦的最高境界，也反映了一个时代与社会的道德标准与理想追求。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斯文”并没有夭折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反而随着六经的传世，一直延续成为儒家之经典。《隋书•经籍志》写道：“夫经籍也者，……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视为文化遗产，“斯道”便是“斯文”。同时，斯文还更多地体现在“教化”之中，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古代王权正是借助“教化”正风俗、治国家，这些无不彰显斯文之意蕴。

    汉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斯文也随即成为饱学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纪赞》中记载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自然成为儒家思想之精华，而斯文也自然成为精华之要义。从这个意义说，经典便是斯文，儒学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齐家需要斯文，治国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风气开始弥漫在中华大地。

    三国之争、南北两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扫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来了一次转机。在那以前，朱熹将现状描述为“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皆以“斯文”为己任，如程颐赞誉其兄程颢说：“（先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依然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读物。即便是进入民国时期，那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近代学者，依然带有“遗老遗少”的气息。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的必要。

（选自2016年3月31日《光明日报》）

    中国早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中国姓氏文化》一书讲到，许多欧美国家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普遍推行姓氏制度。

    “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同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姒、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而取“字”则在成年以后。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用于自称，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

颇具人文情怀的儒家文化

    以“人”为中心，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的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而且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还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

    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的是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

    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历代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网给文学经历20年快速发展，当初混沌的面容、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网络平台细化为玄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已收获丰富的作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关注。但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有关其价值及合理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网络文学起始之时，互联网对公众是一片全新天地，在线写作带有拓荒性质。开放的网络环境更是降低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门槛，网络文学作家日更的过程也是接受读者的建议调整思路的过程。互动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在交流互动中的批评建议多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中有赞赏也有恶搞，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声音略显微弱和滞后，缺乏正能量的导向，缺乏有深度的客观评价，无法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及时引导。文学评论要拉近与网络的关系，网络文学也要拉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只是载体，文学才是核心。文学则应趋向经典，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志在创作经典的作家，都逃不开前人“影响的焦虑”，而步入经典行列则必须具备挣脱影响的“陌生性”，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影响的焦虑”和“陌生性”两个关键概念，恰可用来讨论当下网络文学如何趋近经典的问题。

那些早期网文作者，实际都充当着经典的媒介转化者一一创作平台虽然从论坛、网页到手机，心中构想的样式，却脱不开对优秀作品的经验认知，也就是以经典为参照系，使以往媒介中的经典借他们之手向新媒体拓展。其表达方式和界面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但核心和本质却是对经典的继承。所以，网文呈现出的新奇特异，并不来自文学革新，而是在于媒介表现形式的新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在网络上呈现出文学的新句式、新语体和新题材，表现出文学的新媒体面貌。它们天然具备表达的陌生性，是网文中最趋近经典的一类，它们的成功，离不开新媒介红利。

与网络文学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同时到来的，是网络文学的盈利模式对网络文学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题材方面，类型细化让创作范国收窄，甚至套路横行；二是在创作体裁方面，收费模式让长篇小说一家独大。如果网络文学作家以市场价值为旨归，网络文学就会陷入由盛而衰的境地。

国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这为网络文学发晨指明方向。网络文学在褪去新媒体光环后，要继续保持动力和原创性，也必须突破产业局限和利益刺激，立足长远，打造精品。当快速码字能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感知，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倒影，让读者回味蕴藉诗意，渗透出高尚的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精品就已经不远了。

（摘编自党云峰《网络文学需精耕细作》和《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大家来到此地，都抱有求学研究之志，但我要告诉大家说：单是求知识，没有用处，除非赶紧注意自己的缺欠，调理自己的心理才行。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其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若能如此，才算是真进步。

    人类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改变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这从何处见出呢？就是在于他能自觉；而更进步的，是在回头看自己时，能调理自己。我们对外面的东西，都知道调理他，譬如我们种植花草，或养一个小猫小狗，更如教养小孩，如果我们爱惜她，就必须调理他。又如自己的寝室，须使其清洁整齐，这也是一种调理。我们对外界尚需要调理，则对自己而忘记调理，是不应该的。

    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心思方面最要紧的是要条理清楚。凡说一句话，或作一篇文章，总要使其清楚明白。如缺乏条理，徒增多知识是无用的，因为知识是要用调理来驾驭的。至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理心情是最根本的。

    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懈是一种顶不好的毛病，偶然懈一下，这事便做不好；常常散懈，则这人一毫用处没有。在写文章时的苟且潦草敷衍对付，都是从懈来。文章写得短不要紧，最不好是存苟偷心理。一有这心理，便字不成字，话不成话，文不成文。苟且随便从散懈心理来，干什么事都不成样儿。乱是心情不平，常是像有点激动，内部失掉均衡和平，容易自己与自己冲突，容易与旁人冲突，使自己与环境总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关系。乱或暴乱，与散懈相反；散懈无力，暴乱初看似乎有力，其实一样的不行。因其都是一种机械性，都无能力对付外面变化，改造环境。然则如何可不陷于机械而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要能自觉，不散懈，亦不暴乱，要调理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

    调理自己需要精神，如果精力不够时，可以休息。在我们寻常言动时，绝不可有苟且随便的心情；而在做事的时候，尤须集中精力。除非不说不做，一说一做，就必须集中精力，心气平稳的去说去做。譬如写一篇文章，初上来心很乱，或初上来心气尚好，这时最好平心静气去想，不要苟且从事，如果一随便，就很难得成为一气。所以我们的东西不要拿出则已，拿出来就要使他有力量。诸同学中有的却肯用心思，但在写文章时，条理上还是不够，有随便苟且之意，字句让人不易看清楚。有的同学还更差些。

    这不是一件小事体，这是一个很要紧的根本所在。

（节选自梁漱溟《朝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