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读经和反对读经，曾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文革十年，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改革开放后，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由于所经历的“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

    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汉代中期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来，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是几千年以来一直传下来的，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

（摘编自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苏轼认为词自是一家，从而在婉约风格之外有意识地大量创作豪放词，使词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举凡怀古、怀旧、记游和说理等可以用诗来表达的题材，他都尽情入词，使词恢复到诗词未分之阶段，使词诗化、散文化，这就是他的“以诗为词”，也正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关键所在。

    那么究竟什么叫“以诗为词”呢？“‘以诗为词’，按照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诗的作法、风格引入词中。”（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朱靖华在《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要特点，在于他把词和诗看成是同等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意识地把诗的意境，诗的创作方式尽情入词。”

    词至苏轼，在描写领域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凡是可以入诗的题材均可以入词。词可以咏史吊古，可以说理谈禅，可以用象征寄托幽思，可以借音节抒写情怀。在苏轼的眼里，词之取材与诗无异。他把“缘情”与“言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词品与人品高度地统一融合起来，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社会与人生的道路，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词长于言情，而苏轼能够充分利用这一长处写出新意，拓展词境。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悼念亡妻与感叹个人身世熔为一炉，悼亡妻，情真意切；叹身世，感慨万端。在此类词中，更为瞩目的是，苏轼在大量描写歌妓侍妾的词中，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对方的色相上，更没有调情嬉戏的描写，而是把视点放在了对她们品质人格的赞颂上和对她们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上。

    词中所写的离别情意，此前多局限于男女情事，而苏轼词中的离情别意多系表达与友人的深情厚谊，并借此抒发人生感叹，颇似唐代的离情诗。如《满江红》（天光无情），在抒写依依不舍的离情的同时，抒发人生之叹、田园之想；又如《江城子》（别徐州），在写离情时又抒发沦落之感。品读苏轼的这类词，看不到艳情的宣泄，嗅不到胭脂的气息，这些词与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抒写离情的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苏轼还将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词的描写对象，开启了词的新领域。如《渔夫》四首，写渔民生活；《望江南》（春已老），写春日农忙景象；《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写儋州春日备耕祈求丰收的农村景象等。他将视角投向社会底层劳动者，描写田园风光、农村风情、农民生活，丰富了词的内容，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苏轼词集《东坡乐府》中不难发现，词这一本来内容单一贫弱的领域在此已异彩纷呈，绚丽多姿。无论是咏物言情、记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都能用词来吟唱。他的“以诗为词”的确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可以这样说，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

（选自崔永创《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意义》，有删改）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地名的意义

冯骥才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了我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

    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

    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2001.11.13第12版）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