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代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期，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的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经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的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丧葬活动及丧葬文化均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思想。早期人类信奉朴素的多神宗教，相信鬼神存在，灵魂不灭，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祭祀活动即丧礼来达到使死者复生、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之情。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变出一套系统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并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意志和礼仪特点。从夏商周开始葬礼即已进入了系统化程序化发展阶段，春秋时期进入完善期。史料记载，秦汉丧葬礼仪已相当复杂，共分三个部分：葬前之礼、葬礼、葬后丧服之礼。葬前之礼包括：招魂、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哭丧、停尸等。葬礼包括：告别祭奠、送葬、下棺等。葬后丧服之礼包括：丧服、丧制等。丧礼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有相应的寓意，必须严格遵守。

    我国古代丧葬文化与“孝”文化密切相关。“孝”源于儒家的核心思想。“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即是爱。何为爱？孟子对爱作了精辟的论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首先爱自己的亲人，其次爱一切大众，最后爱自然万物。爱亲人首先是爱父母，爱父母则为孝。“孝”作为儒家社会伦理思想的基础，对古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宗法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社会政治结构，从下至上依次为：家庭、家族、宗族、皇权即国家权力。因此家庭关系稳固了则家族关系稳固，家族关系稳固则宗族关系稳固，进而皇权即国家权力就稳固了。而“孝”文化则是处理和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之间，宗族关系之间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要求。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是处理和规范人际纵向关系的标准，悌是处理和规范人际横向关系的标准，一纵一横，纵横交错，维护和促进了社会政治基础的稳固。统治者还认为“忠臣出孝门”“人臣孝则事君忠”。孔子也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封建统治者深知“孝”文化对于稳固社会统治基础的重要意义，都将孝作为治国的基本国策，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朝文书中通常都有一句：“圣朝惟以孝治天下”的套语。

    孝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养老和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根据孝的本意，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实施的社会结果是出现了轻养厚葬的现象，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统治需要而造成的。统治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希望进入冥国仍能继续享有人世的尊贵。因此他们为父母，为自己建造起一座座豪华的坟墓。统治者的厚葬之风影响带动了民间的丧葬之风，民间纷纷仿效，互相攀比。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文化，直接的社会政治逻辑结果必然是大力提倡厚葬，并最终以国家法典形式颁布实施。史料证明，最迟在西汉开始就颁布了较为完善的丧葬法规。同时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局限在相对狭小固定的地域，以家庭为单位共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促使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具有天然的血亲联系，更成为生存的相互依靠对象。这种重孝、厚葬观念越来越浓厚，礼仪越来越繁缛。

（选自徐止平《中国古代的丧葬文化》，有删节）

“锦鲤”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①鱼很早就出现在先民的生活里，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农耕文化之前，半坡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形”彩陶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在神话与真实之间，他们对万物饱含敬畏，云中鸟、林中兽和水中鱼都人格化了，成为神秘的存在。人们相信，在大海深处，一定是鱼化龙而去。鱼、龙被联系在一起，鱼成为龙图腾的伴生物，或者，在龙图腾之前，有过鱼图腾，这也许也是周代“鸟鱼之瑞”说的深层原因吧。

    ②鱼文化的演变中，化龙的鱼由泛指转为特指鲤鱼。鲤鱼因此开始符号化。鲤鱼因多卵而被喻指“多子多孙”，《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后世与婚姻、生育相关的礼俗，加入鲤鱼的文化符号，便不足为奇了。

    ③鲤鱼的祝福意味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孔子得子，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感拜，取名孔鲤，字伯鱼。庆贺生子赠以鲤鱼逐渐成为礼俗，并在送鱼之时，附上绢布书写的祝福语，久而逐渐演变为书信的代指，友谊、爱情的代称。寄信的外盒，被精致的中国人制作成鲤鱼的形状，后世才有了“鱼传尺素”“遗我双鲤鱼”的浪漫表达。

    ④鲤鱼游进剪纸、年画、刺绣、花灯等民间艺术，进入“年年有余”的祝福语，成为酒席的标配，关于鲤鱼的吉祥意指越积越厚，具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被各种文化争相引入并诠释。道家故事中，道士升天大多是骑鲤的。魏晋时期，鲤鱼被定为道家圣物。佛家视鱼为八吉祥之一，鲤鱼放生更是疑似借鉴了儒家文化，而龙形木鱼更有“鱼化成龙”的儒家文化意味。对鲤鱼文化赋予和添加新内涵，并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深远流传的，是儒家的诠释。

    ⑤鲤鱼背高体阔，身形俊秀，柔中带刚，性格雄健沉稳，具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风度，它们的形象和性格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鲤鱼便被儒家赋予了诸多入世、励志的意蕴。汉代《三秦记》载：“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迎合了大众企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理想，被儒家成功转喻为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劝人入世进取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代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梦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⑥龙是极少的，________一个必然结果是，不是所有的鲤鱼都可以化龙，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科举成功。必须通过特殊化，通过数量的限制来彰显龙的尊贵，所以化龙的是特殊的“黄鲤鱼”。到了唐代，首次出现在陆龟蒙诗歌里的“锦鲤”，拥有了化龙的专利。在千万种鱼中，成为鲤鱼已然幸运万分；在千万条鲤鱼中，成为锦鲤更是万分幸运。只有它们，才拥有成龙的资格和机会。锦鲤，实在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幸运儿。

    唐代外国人入华，有的在长安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留在中国做官，有的回国效命。他们精通汉文,擅长吟诗，在唐期间与中国朋友赠答酬唱，赋诗咏怀。因此这些人的诗歌活动可以分为诗歌创作和唐诗传播两个方面。

    当时入华学习的以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也以他们汉化最深，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长安诗苑。金云卿是新罗最早以宾贡身份中举的，后在唐任兖州司马。《全唐诗逸》卷中录其《秦楼仙》诗残句：“秋月夜间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从诗题看当是在长安所作。来长安的日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小成就。晁衡（一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16岁留学长安,在唐朝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为友。其《思归》诗云：“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他一直在长安为官，这首诗作于长安无疑。空海在唐学法期间，有多首题寺和与唐僧赠答之作。如《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表达了与中国同学依依惜别之情。

    从印度、西域入华的僧人也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唐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刻画了一位生在碛西，来中国的善诗的胡僧智高，正是胡僧善诗在小说中的反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印度入华诗僧和出身移民后裔的胡僧，都有人从事过诗歌创作，只是由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从散存的吉光片羽和文献记载中来追寻他们的创作情况及成因”。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输出的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唐诗作为唐人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从长安走向域外。在这个过程中，从域外入华的各色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说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说白居易的诗受到域外的欣赏和珍重，“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鸡林国，唐时朝鲜别称，即今朝鲜,其经商者至唐朝购求白居易的诗携回新罗。岑参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孟郊“诗随过海船”，流传到新罗和日本。白居易的诗浅切易晓，流播域外最广。

    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域外人来到中国，而长安是外域人入唐的首选之地和最大聚集之地。外域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不仅成为唐诗的重要素材，他们的异域特征和别样风情也是激发诗人诗兴的重要媒介；活跃在长安的诗人才子是外域人喜欢交往的朋友，优美的诗歌成为外域人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因之一，他们不仅学习唐诗写作,还把唐诗作品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世人所共享。唐诗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他们功不可没。

（摘编自石云涛《唐诗中流寓和出入长安之外域人》）

    0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这在现代数学界仍有争议。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整数，“零”出现得相当晚。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0是印度人在公元5世纪发明的，传入中国就更晚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表示这个整数的字眼，0根本没有出现过，“零”也只有“零落”一类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比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观念，和“有”相对。再比如古人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会以空位表示该位“没有值”。但是，这些大多都是“空集”“空位”之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数零”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扇水全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一枚记录了如下一些数字：“负七、负五、负三、负一、得二、得四、得六、得八。”与之类似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几枚汉代简牍，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但对于汉代人而言，这样计数再平常不过了。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是负一楼。抽象地说，在他们看来，整数不是现代定义中数轴上的点，而是数轴上的线段。通俗地讲，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格地讲，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这种数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传统，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循。

    从数轴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点分别为第一天、第二天这两条线段的任意点，而不必积累满两个整天的长度。中国传统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按规定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这里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而非三十六个月——因为无论怎么算，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年线段”。既然正整数的概念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且没有零的概念，自然计数的起始点就是一而非零了——计算岁数的方式正是如此，出生就算一岁，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这种计“虚岁”的古老方法，很多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正是早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的线段而非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仍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古代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数学界对0是否属于自然数的争论，当然都是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如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零”的确既不能说是“自然产生的数”，也不能说是“数起来很自然的数”，确实一点也不“自然”。

（摘编自《汉简无“零”》，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