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也被称为灶君、灶王爷，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专门司管民间饮食的神。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如果赶上灾年，那么饥饿的阴影就会浮在绝大多数靠劳动力生活的平民百姓头上，因此最初人们供奉灶王爷，就是祈求能够获得丰足、可口的食物。由于灶王爷关系的是平民百姓平常生活最需要的，所以也成了最接近百姓的神。

    在《庄子》中记载：“灶上有鬓。”“鬓”在古代是女性的代称，由此可以知道最初的人们已经将灶神定性为女性，这也和当时为母系社会有一定关系，钻木取火成灶，是要最强壮的男性钻木，但是掌握火的大多是女性，而灶最离不开火。掌握火，这也看出女性地位更高，“主”字造字之初就是掌火之人的意思。起初灶神没有特定的名字，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比如隋朝记载了名为“苏吉利”的女神，清代记载了名曰“张子郭”的男神。

    在民间传说中，灶神是厨房之神、饮食之神。由于灶神起源很早，所以早在商朝的时候民间就已经开始供奉灶神了。到了秦汉的时候，灶神更是同门神、厕神、井神并称为家庭的保护神，传说灶神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是因为它能掌握人们的饮食，为人们带来富足的食物，还要为玉皇大帝考察一个家庭的善恶。在灶神的身边还有两位跟班的小神，各捧着一个罐子，一个称为“善罐”另一个称为“恶罐”。而这一家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事都会毫无掩饰地保存到这两个罐子里，等到年终的时候灶神就会带着这两个罐子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让人们对灶神又敬又怕。

    灶王爷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人们既然惹不起他，又躲不起，只好在上供时想办法，希望灶王爷能够“上天言好事”，所以送灶神的贡品一般都用一些又甜又粘的东西，如糖瓜、汤圆、麦芽糖等。用这些又粘又甜的东西，目的是要塞灶神的嘴巴，让他回到天上时嘴甜而多说些好话，另外黏住灶神的嘴巴，让他难开口说坏话。也有人用酒作为供品为王爷送行，认为这样就可以让灶王爷喝醉，让他头脑不清，少在玉帝面前打小报告。

    民间认为农历12月24日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就是灶神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人这一年来所作所为的日子，所以在这时，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也有的人选择在除夕当天“送灶神”取吉利富贵的意思。祭灶神的时候，要摆齐供品，焚香祭拜，接着饮下第一杯酒，此时要向灶神诚心祷告，完毕后再一饮下第二杯酒，第三杯酒之后，将旧有的灶神像撕下，连同各种祭祀之物一起焚烧，代表送灶王爷上天，同时也就意味着仪式顺利完成……“送走”灶神后，人们还要在正月初四把灶神接回来，称为“接灶”。接灶的仪式很简单，只要在灶台上贴一张新的灶神像即可。

    众多事实告诉我们，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还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等，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正是促进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

    古代中国的地域已经非常广袤，而且诸侯林立、民族众多，如果各地都各说各的语言，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颁行，所以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的语言发音。比如，在《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中，“雅”和“颂”要用“雅言”来吟唱。“雅言”就是当时统一的普通话或标准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国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又做到了“书同文”，即文字的统一。文字统一对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疆域拓展、历史延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已故儒商安子介曾说文字统一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在笔者看，实是第一大发明。

    但是，汉语汉字自近代以来就命运多舛，即使在今天也是危机重重。一些地方电台、电视台的方言节目无所约束，国人国语水平堪忧；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利用电脑处理文字工作，敲打键盘代替了握笔书写、拼音字母代替了笔画顺序。人们不再识繁体字，不再写文言文，不再读经典名著，不但说着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语言，而且菲薄道德、懈怠礼仪、漠视传统。繁简并行于世，“中华文化圈”各说各话、各用各字———大陆使用简体字，台港澳、新加坡以及一些海外中文媒体使用繁体字。早年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则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成为“文化台独”的一个由头。台湾弱化国语教育而把“客家话”或“闽南话”称为“台语”加以推行，同样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上述这些现象，不但危及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文明特色，也关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笔者在此尝试性提出几条建议以期引起有识者的重视和讨论：其一，加强保护汉语言文字纯洁的力度。保护母语是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通行做法。比如，法国规定国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韩国主张“立志于国语发展和国语文化创造”。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以“说我汉语，写我汉字”为荣的观念；规范汉语发音、汉字书写；降低外文“污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提出“学习母语是一种权利”，并把每年的2月21日作为“世界母语日”，笔者也建议中国把每年2月21日确立为“中华母语节”。

总之，汉语汉字关乎文化传承、文明特色，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关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待汉语汉字问题。

（节选自《中文兴衰关乎国家统一》）

从鸡汤到家园有多远？

史一棋

    如今，随着全民阅读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告别阅读良久的人重新将目光投向落满灰尘的书架，暗暗发誓：“从今天起，我要多看书了！”然而，这种激情又常常是短暂的。拂去尘土，双手捧书，不少人忽然发觉：自己还是没法沉下心来专注阅读，尤其是当自己面对深度阅读的时候。

    如何面对深度阅读，这是个值得细细思量的问题。泛泛的阅读虽然比干脆不读好很多，但蜻蜓点水地轻描淡写无法达到水滴石穿的深刻效果，更难以深入心灵深处。时间花了很多，精力投入不少，等合上书页，却是一问三不知。这种阅读，毋宁说是消遣。

    深度阅读，或许首先应当选好恰当的主题领域。如果所选书籍内容过于深奥，与自身理解能力严重脱钩，阅读是不可能走向深入的。如果平时只阅读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书籍，却拿来一本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骤然投身西方现代哲学，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读来必然是云山雾罩，不得要领。假如平时只是阅读浅近平易的网络小说，突然入手一本大部头的《资治通鉴》，也自然会有不得门径而入的感觉。

    将阅读推向深入，就得尊重阅读规律，慎重选择领域，根据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地完成不同阅读阶段的精神攀爬。准备涉足西方哲学，大可不必一头扎进尼采的悖论思辨和虚无主义中去，不妨先翻看罗素的《西方哲学简史》，了解西方哲学的门派和流变过程，再选择感兴趣的领域渐进深化。计划研究三国历史，如果对《三国志》惜墨如金的笔法感到费解，不如先从一些轻松通俗的三国读物入手，宏观掌握这段历史之后，再回过头来攻读，或许更容易读进去。

    更进一步，要想在根本上提升阅读质量，不妨试着变流于表面的零散阅读为主题阅读。其实，阅读也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篇章阅读，即读懂一本书中的每个章节；第二层是书本阅读，即领会整本书的意旨；第三层就是主题阅读，即选准某个具体的知识领域，广泛涉猎该领域内有价值的中外所有书籍、资料，甚至相关学者的研究论文，力求穷尽所有。相比主题阅读，篇章和书本层次的只能算零散阅读。

    试举主题阅读一例，如将领域锁定为先秦哲学，那么遍览诸子原著只是一个开始，为诸子著作做注者如郑玄、王弼、郭象、朱熹、王先谦等都应在摄取之后批判继承，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经典的总括性著述也该择精汲取，再如梁漱溟、牟宗三、李泽厚、陈鼓应等知名学者的观点论述也应做到心中有数。

    果真能完成这样有效的主题阅读，你自然会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而主题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更像在研究。大多数人平时都在进行零散阅读，这未必不好，但正因其零散而容易使阅读泛化，东一榔头西一斧子，最后所得无多。当我们将零散阅读的粗浅体验升华为主题阅读的凝神研究，阅读将不再只是睡前床头的鸡汤慰藉，而是渐渐盛满充盈的灵魂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2017-09-19）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阅读经典，成就“今典

    ①阅读是永恒的，载体却不断更新。第二十三个“世界阅读日”前夕，一些商家推出新的电子书阅读器，努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中国的简帛、埃及的莎草纸、欧洲的羊皮纸到今天的电子墨水屏，人类的阅读载体不断演进，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

    ②经典作品的魅力，并没有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而消散，相反，阅读方式和载体的丰富，让人们可以更轻松地接触经典。近两年，中国互联网界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风起云涌的“知识付费”。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用户可以收听收看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各种知识讲座，甚至可以让专家为自己答疑解惑。移动互联时代的经典作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延绵不绝的魅力。

    ③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开拓出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阅读空间。对中国来说，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和“文化大众”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有着较强的精神诉求。满足他们的阔读需求，为他们提供包括经典作品在内的优质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刚需。

④有了大众的参与，阅读将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静穆的思想活动，还将是一项动态的文化生产部作品从诞生到成为经典，就是“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参与和拣选，成为一项大众文化事业，体现出专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精神气质，构成了经典的谱系。其实，已经进入经典谱系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通常也和大众有着亲密的关系。简·奥斯汀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和之后，都是很多英国家庭晚饭后的谈资；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拓荒人，结束一天的伐木后也会读上一幕莎士比亚；对于不少有一定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听老人摇着蒲扇讲《三国演义》的情景，又填满了多少个夏日黄昏？正是在大众的口耳相传之中，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延绵不绝的经典作品。

    ⑤因此，我们阅读经典作品，也要以优质的创作、精纯的阅读、大众的文化参与，成就今天的经典。前几天，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金庸。文章称他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大约相当于《哈利·波特》加《星球大战》。这一评价，恐怕也是看中了金庸作品作为大众文化“今典”的价值。当然，“经典化”的过程难免泥沙俱下，大部分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都成了泥沙。这就需要我们的大学、知识群体以及负有文化责任的媒体做出引导，让年轻人在更广阔的世界里，以更高质量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精神视野。

    ⑥书林新叶催陈叶。移动互联时代，知识正以裂变般的速度更新，人们期待更多经典作品。今天，我们阅读前人经典，更要成就当代“今典”。技术发展赋予我们时代的读与写更大的开放性，需要我们好好把握，善加运用，让久远的经典面目可亲，让优秀的当代作品脱颖而出。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瑰宝，千百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古人在追求古典诗词的意境美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因为，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是决定一首诗词好坏的关键。诗词只有达到美的至境一意境美，才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所谓意境美，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动图景和所体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的一种美的形态，它是“意象合一”的艺术升华，是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界。具体体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美是异常丰富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崇尚委婉含蓄，忌浅露直白，认为作品必须含蓄委婉，才能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司空图就曾设专节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此处“一字”指语言，“风流”指文采、风采。“不著一字”乃夸饰之辞，并非说“不用一个字”，而是说不靠语言文字的修饰就可以获得文采。这正是强调作品要含蓄，要委婉，要言之不尽。

苏轼的《蝶恋花》更是充分体现了委婉含蓄的诗意境界：“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词貌似一幅游春图，却表现了词人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情与情、情与理的矛盾深刻地表达出词人的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从而创设了诗歌委婉含蓄的高远境界，让读者久久回味。

    短短的一首诗词，如果能创造出情高韵远的艺术境界，就会让诗歌产生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古人为了追求情高韵远的高品位意境，使出了浑身解数，运用自身所有感官，调动一切学识修养，采用多种艺术手段使大自然的万物都具有丰富的神韵美。情高韵远展示的诗风看似平淡浅近，实则典雅幽深，给人超尘脱俗之感。

诗歌的动态传神之美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永恒的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生生不息充满生命活力的，在诗词中反映出来就具有动态之美和传神之美。动态美也叫做飞动之美。唐初李峤《评诗格》中曾提出诗歌要有“飞动”之美，中唐皎然继之提出“状飞动之句”(《诗议》)，这就是提倡动态美。我们认为自然美有“天地秋色”之类的静态美，有“庆云从风，舒卷万状”之类的动态美。但是，意象中的景物不能是静态的，自然美不论静态或动态，当它们进入意象时，都必须“状飞动之句”，成为“气腾势飞”(《诗式》)的动态美。在古典诗词中，动态美与传神美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论既重视动态美又讲究传神美。唐代司空图说：“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诗歌只有写出“奇花初胎”“青春鹦鹉”，使人体会到花芭开放的欢乐，鹦鹉青舂的鸣叫，表现其内在的神态，才能激起读者的丰富想象，构成一个有强烈艺术魅力的诗歌境界。

    总之，中国古典诗词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诗词中体现出的浑然天成的意境美。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古典诗词中深邃高雅的意境让诗歌从民间走进艺术殿堂，提高了诗歌的文化品位，增强诗歌含蓄隽永的特点，更能诱发人们去开掘诗歌蕴藏的美学意蕴。

(摘编自贾晓春《浅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