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能单纯娱乐化

王蒙

    近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包括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以及文化服务的扩大与广大受众的参与。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就是好作品淹没在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当中。

    文学艺术当然有娱乐消费的功能，但它们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精神瑰宝、精神能量的表现，它体现着也充实着、提升着受众的灵魂。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评论，这种评论能入情入理、立意高远、令人信服：它们应该告诉世人哪些文学作品是真正优秀的乃至杰出的。卖得最多的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点击率和受到时人夸赞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有一套理论与价值标准，要有对于真正好作品的体贴与把握，热情与信心，要取法乎上，攀登精神生活的高峰，不能任由那些准广告式炒作式与跟风套话式的所谓评论大行其道。同时，还要告诉受众，有些作品其实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可以包容的；与此同时，评论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出：这些作品是有着相当令人遗憾的方面的，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提出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水准更加相称的要求与期待的。

    传播在文艺推广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带低俗这个头。现在传媒上有些说法是在跟着那些风格轻佻低下的“娱记”的风向走，接受了很多境外趸入的使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相当反感的说法。尤其是电视节目里，许多都是计划好了的，到了某个地方，要让参与者和观众流泪。如果感情变成了兜售手段，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文艺呢？怎么可能还有真诚的眼泪呢？还有走光卖萌之类的，令人不齿。有的演员干脆在舞台上向观众要掌声，甚至以掌声能带来好运将观众的军，未免有失文艺的尊严与风度。我们的文艺不能浸泡在营销计谋、人云亦云与装腔作势的浑水里，传媒不能成为娱乐市场的附庸，不要与娱乐市场合谋，而要有一个正大光明、高尚庄重、对文学艺术与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的传媒要去呼唤经典、呼唤真正的好的文艺作品。

    现在外国人办一个奖，口气大、规格高、人气旺。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还有诺贝尔奖等等，这些评奖活动都有极高的规格。于是就有一些朋友、同行，把作品的评价寄托在国际奖项上，令人深思。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我们的文艺需要有国家主体的高端评奖，也要在条件成熟时举办世界性的至少是华文作品的评奖，形成我们自己在文艺方面的评价体系与全球影响力。说到底，这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显现我们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有助于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高志向境界，激励创造力与精益求精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1日12版）

谈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

王文章

    中国民族艺术以独特的创造法则和审美取向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艺术创造的多样性和精粹性，艺术认知的深刻性和审美思想闪耀的光辉，都可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媲美。但不能否认的是，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我们对自己的艺术缺乏严密逻辑论证和系统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把握，从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尤其如此。当代中国艺术的研究，要改变传统的非学理性的感性体悟式研究方式，不能再停留在无需确定学科边界的“广谱研究”上。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无疑为我们改变这一艺术研究的状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艺术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虽然已经确立，但仍处在学科建设的初始探索发展阶段。首先要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中国的艺术学，它已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学者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内涵。建构和发展艺术学“本土化”的学科体系，核心是“中国艺术”的。其内涵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民族性”，二是“当代性”。

    建构中国的艺术学，要在对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呈现形态内部规律的揭示中，表达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同时要注意概括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在艺术的分析中，要尽可能运用传统艺术概念和语言方式，运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去阐释艺术现象及论证艺术观念。另一方面，今天艺术的多元化形态及构成，已远远扩展了多少年来我们固守的艺术认识论的价值标准。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在艺术学体系建构中表达民族性的同时，又要以理论创新的眼光为中国艺术学体系赋予鲜明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既内含着对外来优秀艺术理论成果的吸纳，也体现着对新的艺术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时代要求，同时，在我们的理论叙述中，也要真实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的艺术发展已经和正在产生的重要影响。

    建构中国艺术学知识体系，要关照它与哲学、美学等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同时要以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坐标来审视中国艺术学体系的建构，比如不因改变多少年来持有偏见的“西方艺术中心论”而偏移为“东方艺术中心论”。有了正确的坐标，才会有“美美与共”的学术眼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转化与发展。如果不能做到在这样一个深厚的“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就很难建立起“中国的艺术学”。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今天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开掘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在新的时代文化崛起的必然要求。 （摘自《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有删改）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①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②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观念。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③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④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彰显中国担当

曹文炼

    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国际社会反响热烈，各领域合作有序推进，进展和成果均超出国内外各方预期。

    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深度调整期，原有的发展格局被打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格局尚未形成，各国突破困局、谋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功能和结构性缺陷，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呼声。“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支持各国共同发展，由各国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带动经济发展，对沿线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让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际范围更加均衡地分配。“一带一路”建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彰显了增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担当，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③“一带一路”建设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深陷困境的背景下，又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暗流。有的发达国家为重振本国经济，一手推动再工业化，力促制造业和跨国企业巨额资本回流；一手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出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更激烈的贸易战、汇率战、大宗商品价格战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风险大大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上作出更大贡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实质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助力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

    ④“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在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我们应紧紧抓住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深入推进，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要素集聚、技术整合、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仍是潮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包容而巨大的发展平台，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自身发展。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积极态势。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实施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使“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摘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对墨学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融入世界，多元并存。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学，应该知道，未来的墨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首先是墨学的民族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绵延问题。在此，要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墨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另一种认为，在先秦墨家思想中，已经具有了化解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文化基因，回归先秦墨学即可以化解现代化产生的各种文化问题。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发端于先秦，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但同时，任何一个文化的产生都受到时间与条件的诸多制约，墨学也不例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昌明墨学，就要融汇现代理论，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做到返本开新，让墨学成为现代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墨学也应该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暂时强势，一些人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文化上应该广泛输入西方文化，这种观点既是对全球化的中国定位的误解，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广泛交融，呈现多元多样的形态。墨学需开放包容，吸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有价值成分，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早在近代，就有中国知识人认为，墨家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爱是平等的。只不过，当时囿于文化情感，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源出墨子的兼爱。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与墨家的兼爱，同样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博爱是神性的爱，根源在于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爱受造者，是受造者之间彼此相爱的根据。上帝对世人的爱是不平等的，是恩宠，是无私的，自上而下的。世人之间的爱是平等的，超越功利的。但墨家的兼爱是人性的爱，源出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从内容上看，墨学的兼爱伦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有利于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分歧冲突，实现世界的和谐共生。因而，墨学的兼爱实用理性伦理具有普适性的特征，理应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规范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黄金律。墨学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成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解启扬《墨学能否现代化与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