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①匆匆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神智不清，只是看医生和护士忙着给她输氧、输液。

      ②氧气罩罩着她的脸，她艰难地呼吸着，但神情却安详、镇定，没有疼痛袭身时，那种难以忍受的表情。相形之下，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却显得特别严峻。

      ③我站在病房的一个角落，有点手足无措。

      ④我突然想起了四十年前，还在读初中的我，跟母亲去一所镇医院就诊。

      ⑤当时我风湿热发作，几个大关节红肿疼痛，举步维艰。医院没有电梯，母亲背着我，从底楼的门诊室一直背到四楼的病房。我下巴搁在母亲的肩头，侧着脸似乎看到了母亲的鼻尖，有一滴汗珠，随着摇晃的身子，摇摇欲坠。我很想腾出一只手，把母亲鼻尖上的汗轻轻抹去，但一时间害羞起来，终于没有伸出手去。到了病房，值班医生把我安顿在床上，他是我家的邻居，跟我们都熟悉，他大概也看到了母亲脸上的汗，就笑着说：“别冒汗了，你儿子住院是可以享受一半医保的，不会花太多的钱。”母亲笑了起来——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确实jié jù。我真不知道，母亲的冒汗，是因为背我太累，还是在为医药费担心。但当她随着医生的玩笑话笑起来时，我却笑不出来。

      ⑥其实，母亲一直比我更乐观、更勇敢，也更有力量。

      ⑦五十年前反修防修，我父亲因为被冤枉成“特务”正在接受隔离审查，所以家人经常成为游行者骚扰的对象。我家是临街的老房子，那天有游行队伍从我家经过时，我母亲正用一只大脸盆在门外边给我和姐姐依次洗头。走在队伍前面两位领大家喊口号的人，看见了我们，突然换了口号内容，把反修防修变成了喊打倒我父亲的名字。游行队伍很长，连绵的口号汹涌而来，我和姐姐听到了先是一愣，接着就大哭起来。母亲当即把我俩推进门里，然后端着那一大盆水，冲到队伍前面，把一长串队伍硬是拦了下来。我和我姐躲在门里，看涌上来的人把母亲围起来，母亲被人群湮没了，彼此说什么根本听不清，只觉得街上吵成一锅粥。最后不知怎么一回事，游行队伍就此散掉，母亲毫发无损回到家里，嘴里还嘀咕着：“他们怎么可以自说自话喊口号，喊什么口号都由上级规定的，还以为我不知道呢，我踩正了道理，还怕他们不成？”一边嘀咕，一边微微显出得胜回头的样子。

      ⑧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独自一人，当街把那么一长串游行队伍拦下来，对我母亲佩服得不得了，简直把她当成了电影里的英雄。

      ⑨现在，我依然相信母亲，相信母亲是一位英雄，能够镇定地面对死亡，能够独自一人，把死神的阴影，挡在我们的家门之外。

秋天的怀念

    ①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②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③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拉刷拉”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④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⑤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⑥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⑦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材料一：

    在中国电影史上，《流浪地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作品，它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作深刻思考，通过表现生命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来反映科技与使命、道德与伦理。很多观众看完《流浪地球》最直观的感受是：太空何其广袤，人类如此渺小。恰恰是生命的速朽与有限，为人类追求不朽提供了永恒的意义。唯其如此，科技从物质层面、哲学从精神层面为人类预期了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未来。

    文学艺术离不开生长的土壤，科幻电影也不例外。《流浪地球》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诞生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的这部电影，还“恰巧”产生于中国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到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再到2011年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成功，2017年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进入太空，中国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2019年年初，“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被世界称为“了不起的科技壮举”。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科技与科幻相结合，《流浪地球》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航天领域，也将无边的想象力放飞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纽约时报》就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系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流浪地球》的核心特质是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人类发展和未来命运始终饱含着深沉的关切。影片虽然最终拯救地球的仍然是科技和理性，但理性背后推动主人公行动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意志。父辈的牺牲，家园的情愫，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与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严密契合，成就了真正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科幻”。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它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

    《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如果生在别的时代，自己可能不会成为科幻作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现在的中国充满未来感，也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显然，这是充满现实感的未来感，它从现实中来——源自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现实，源自中国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源自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的现实。沐浴着时代的春风，中国科幻正在走近世界科幻舞台的中央，不断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美好。

（取材于钟声、李舫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现代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A·海因莱因指出：“几乎从所有科幻小说的简单定义中，都可以读到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现实主义推测，它建立在充分的知识基础之上。”如果说基于时间的历史，所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那么，对于未来的科学幻想，则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智慧、勇气和希望。刘慈欣的文学著作《流浪地球》为同名电影的叙事提供了扎实的文本基础，原著超凡的文本创意及其所具有的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流浪地球》作为一部蕴含冒险与灾难元素的科幻电影，将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太空飞船”，带它逃离即将毁灭的太阳系，这一故事创意本身就在视点与想象层面，超越了一般好莱坞灾难科幻电影“人类文明终结论”的创作范式。同时，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力，以及个体的自我牺牲精神，构成影片最核心的拯救视点。携带地球寻找新的家园，本身反映的就是植根于中国民族精神信仰的土地情结与家园情怀，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最具影向的“文化与政治主题”“人类文明终结论”的超越。

    正如美国文学研究家詹姆逊所言，“文化其实是讲故事”。叙事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文化在发生作用。因此，如何叙事反映出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呼唤英雄。英雄与拯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已然构成一种“绑定”的关系。当“拯救”成为一种话语，甚至是一种文化权力之时，如何“拯救”，以及为何而“拯救”，就在精神指向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感召力量。《流浪地球》的“中国式科幻”拯救策略，所表达的不是英雄对故土、家园的抛弃，更不是“人类文明终结论”的悲观主义情绪，而是希望与自我牺牲精神。它有别于好莱坞电影的拯救视点，亲情构成了人物戏剧性行动的内驱力，智慧和勇气在戏剧性进程中互为转化。科学的智慧赋予勇气以理性和意志，而勇气则借助科学的智慧彰显出极具创造性的力量。这其中，面对木星所释放出的灾难性强大引力，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化”的智慧与科学的智慧融为一体，超越了西方二元论中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与构造，化不利为有利，化灾难性引力为拯救地球命运的反作用力，显然是构成拯救行动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当代科幻电影的发展，体现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其中既包括了一定的科技实力，更包括蕴含着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文化软实力。它需要利用语言的社会化功能，有效地建构一个故事世界，更需要塑造饱满的人物，呈现出个体人物的厚重感及其人性的光辉。因为，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内涵，直接反映在对叙事命题的意图表达与解释层面。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

（取材于孙承健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