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很多人眼里，“互联网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但这只是互联网“理想国”里的单纯想象。《美国科学院院报》日前发布了一篇有关社交网络与个人政治立场的论文。研究者让支持共和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民主党的正面消息，让支持民主党的人连续看一个月有关共和党的正面消息，但最终的结果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更加讨厌民主党，支持民主党的人更加讨厌共和党。这也就是说，社交网络无助于弥合分歧，反而会将分歧扩大。

    “人以群分”，这种现实社会中的人性特征和社会机理，在互联网空间，非但没有改变，还变得更加突出。信息的唾手可得和自由流动，并不能消除成见和误解，相反却加固了“预存立场”。在互联网空间，团结和分裂，奇葩式并存，选边站队，变得更加容易。究其原因，在于网民在网络空间容易集群化——或在相似的情境中，或在相近的心态作用之下，或受到趋同的议题影响，网民容易结群，成为一个个“易感群体”。网民一旦聚集起来，形成某一类群体，就会表现出“去个体化”的倾向。所谓“去个体化”，即群体中的情境因素阻碍个人的自我直觉。“去个体化”的个人不再感觉他们自身是独立的个体，也不再监控他们自身的行为。“去个体化”的个体在群体中失去了其自我知觉和个人认同。个体身处群体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群体劫持了。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支持共和党的人为何会讨厌民主党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让人集群化，继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即在最初偏好的方向上，群体倾向于比个体作出更极端的决定。集群后的网民更容易走极端，形成偏激的态度和取向。

    政治态度的改变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很大，成本甚高。支持民主党的人，在解释信息时，不会因为所接受的信息是反向信息，就会轻易改变预先立场。一个有预存立场的人，在接受信息时，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他（她）更易于接受与预存立场和价值框架相吻合的信息。否则，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理论上，在互联网上，信息更易获取、更加多元，有助于腐蚀偏见，让认知更加客观和真实。但事实上，互联网上信息的便捷和多元，反而会强化偏见。何也？一个网民是不会均等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信息，网民更易接受与其预存立场接近的信息，而遇到反向的信息，会产生“排异反应”。天长日久，一个人在其偏见的驱动之下，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社交网络让人的视野越来越窄，每天只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越容易“抱团”，其成见就容易加固，也越容易形成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中的“岛民”就会把自己眼中的世界，误认为整个世界，他们会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固守的偏见即是“真理”。因此，“偏见”的互联网式生存，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奇观。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张涛甫）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