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①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②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做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

    ④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定性、编排、驱使的人。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被追杀。

    ⑤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

    ⑥“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为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这回则是捧上了天。

    ⑦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捧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诚心，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⑧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⑨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诗歌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一些诗人对“讲品位、讲格调”没有异议，但提到“讲责任”“讲担当”就未必赞同。有人认为“诗就是诗，不必承担社会历史责任”。“诗以外的任何附加，都会使诗不‘纯’”，于是只封闭在个人空间里，逃避公共空间与大众议题，其实，诗人只有跳出“纯诗”的观念窠臼，摆脱“小我”束缚，增强公共意识、使命意识，才能写出富有风骨的“大诗”。

    诗歌要有时代担当。请歌是心灵颤动和诗意传速，但不可能离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如果面对时代和人民“失语”，就只能是阁楼里的低吟浅唱和孤芳自赏。诗歌当面对时代，理解时代，呼应时代，拥抱时代，而不是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诗人的心上附着诗的灵魂，诗人要站在人类精神高地，关注人间疾苦、人民福祉、人类命运。

    请歌要有艺术担当。诗有诗的劲道，即便是承载历史文化，也须是诗意的承载，诗歌要关注和表现人民，当然是以诗的方式。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特别是宏大社会题材诗歌写作中，少数诗歌给人以大而无当、空泛无物的感受，诗歌应有心灵内凝的劲道，否则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声力竭的空洞状态。真正有艺术风骨的“大诗”，应发自一个诗人的心灵深处，新时代诗歌应有大格局，关注的不仅是私人空间，还有公共空间，不仅是个人命运，还有人类命运，这才是有大境界、大胸怀，有大爱、大能的诗歌，具体来说，“大”既指书写对象的事件、主题的“大”，也指诗歌语言的大气，当然它不一定使用“大词儿”，而是经过诗性组合之后呈现出高端飞拔的气质，常造一种气场，带来震撼效果。此外，还应有大结构，开阖有度，兼具创新性，充盈着昂扬的气势和气魄。

    诗歌要有社会历史担当。这不是要求每个诗人在大事件诗歌写作中复述新闻、图解政策，也不是希望诗人在书写大事件时被叙事、细节所裹挟，而是要表达诗性体验，传递人生经验，在烟火中求真味，于坦率中求蕴藉。

    诗歌对社会历史有担当，就要经得起批评。诗歌是精神食粮，要像保障食品安全一样，分清楚哪些有利成长，哪些有害健康，从而趋利避害。诗歌只有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批评”，才可能成为经典并世代流传。对社会历史负责，诗歌还要引导趣味，不是建“奇花异石”的“盆景”，而是耕耘肥沃的广阔大地。诗歌需要大众化，以“诗”为前提的大众化，不是一览无余、毫无蕴藉的浅显化，其要义是加强优秀诗歌在大众中的传播和赏读，让写作和阅读共同承担新时代诗歌的使命。

（摘编自胡丘陵《新时代诗歌要讲担当》）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责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费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研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教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吾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菜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