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格与人格

    为什么梅花能够与人格如此胶合为一体呢?因为梅花的形象特征与某种道德评价的思想价值完全吻合。

    首先是梅花的色淡气清。清淡是对浓艳的否定。浓艳为俗，清淡超俗、高雅。而高雅脱俗，是文人学士所追求的质索，所标榜的气度。宋熊禾《涌翠亭梅花》言：“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梅花之神，在峥嵘之“大节”，而不在表面之“香色”。放翁《梅》诗也说：“逢时决非桃李辈，得道自保冰雪颜。”颜色的清淡正与高士之“得道”契合了。

    其次是梅姿的疏影瘦身。戴禺说：“精神全向疏中足，标格端于瘦处真。”梅花之影疏，显露出人的一种雅趣；而梅花之瘦姿，则凸现了人的一种倔强，因而是人格坚贞不屈的象征。清恽寿平《梅图》说：“古梅如高士，坚贞骨不媚。”顽劲的树干，横斜不羁的枝条，历经沧桑而铸就的苍皮，是士人那种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决不向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作丝毫妥协的人格力量和斗争精神的象征。

    也正因为梅花具有此种不屈的品格，它才冲寒而发。为了将美好的春天的信息，尽早报告给人间，梅花心甘情愿被雪礼葬，在所不惜：“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为传春消息，不惜雪埋藏。”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真可感天地，泣鬼神!

    再次是梅花的景物陪衬。梅花色淡，姿瘦，神韵高雅，而配合其环境的是月光、烟影、竹篱、苍松、清水和寒雪，这就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烘托出梅花的“高标逸韵”，收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宋杨无咎《柳梢青》云：“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这就是梅花的陪衬意象群：寒雪、淡月、清流、薄（疏）雾、劲松、瘦竹。其清一贯，其骨相通。张道洽《梅花》诗云：“雅淡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梅品之“雅淡”，梅格之“孤高”，惟有虚心、有节、耐寒、清淡的竹是它的友朋，诠释了陪衬的艺术力量。

    唐朱庆余《早梅》诗更是将雪、露、松、竹与梅并在一起写，让人们受到最清幽、最高雅的浑融境界的视觉冲击：“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万物难陪，只有雪、露、松、竹，堪与“一处栽”也。众多的意象，将梅花的形象衬托得愈发幽雅、高贵。

    《孤本元明杂剧》中有《渔樵闲话》，将松、竹、梅定为“岁寒三友”。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正式出现“岁寒三友”，还是在南宋期间，如陆游《小园竹问得梅一枝》云：“如今不怕桃李嗔，更因竹君得梅友。”梅与竹，不仅为“友”，而且同属于“君”。林景熙《五云梅舍记》说：“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因为这三种植物，它们所象征的中国士人的那种精神的至高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节选自张福勋《梅花诗话》，有删改）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它先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现今世界仍有不少虽会说话却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他们都有着并不十分简单的文化。人类社会有文明与原始的分别，而没有有文化社会与没文化社会的分别。

    人类的文化，正如人类自己，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它随着人类的演化而演化。一旦人类的体质，特别是发声器官发达到足以创造出语言——表达意识而多少有着固定形式的变化的一套声音符号，且更进一步设计出来文字——表示语言的一套有形的书写符号以后，人类的文化趋向于急剧的发展。那些开化较早的民族的生活资料也就因此被记录、累积，并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所谓的文献。而通常所谓的“历史时代”就是指有文献以来的那个时代。语言哲学自然要以历史时代人类的语言文字为其研究对象。

    语言哲学有两个分科。其一，可称之为文献的语言学，或即文献学。这门学科大致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文字学、训诂学、校雠学等。它是以文献的搜求、注释与校勘，版本的异同及其年代的考订，文字的起源和流变，以及其他有关语文的问题为其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发展在东西方虽然都可追溯到很早的时代，但真正走向系统的科学研究似乎是17世纪以后的事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分科即语言的语文学，或即语言学。这门学科大致虽然相当于我国素来所谓的音韵学，但其范围更为广阔，而且目标也不相同。它是以全人类的古今各民族的语言构造，即语音、语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从同一语言与不同语言的古今变异上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定其类别，溯其系统。因此，这样的语言学又或名之为比较语文学，它是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

    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研究的关系是显然的，而且是多方面的。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素质。人类文化史没有语文演化史，便不是完整的文化史。其次，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该族语文的研究显然属于必要的基础，不通晓该族的语文，该族文化的研究必不能深入。又次，文献经语文学家整理、诠释、考订以后，即成为文化史上的可靠史料。如殷代的卜辞、周金铭文、居延汉简之类，分别属于殷周汉代的重要原始资料。再者，人类由于迁播和接触而促成民族间语文及文化上的融合，从而从某些语文的分布及借用的情形上，就可以溯求毗邻的民族间的文化演变关系。最后，语文的意义可以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演变，而这种演变则可以反映出文化的演变，因此我们可以从语文上去推论古今某些民族的文化如思想信仰及其文化素质的流变。刘知几《史通》曾论史家写近事不宜用古语，或改夷言为汉语，以求文字之真，这正说明语文与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

沉默

梁实秋

    ①我有一位沉默寡言的朋友。有一回他来看我，二人默对，不交一语。等到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并未欠伸，客人兴起告辞，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这位朋友现在已归道山，这一回无言造访，我至今不忘。

    ②明张鼎思《琅琊代醉编》有一段记载：“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谓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危坐，而不欠伸欹侧，盖百无一二，其能之者必贵人也。’以其言试之，人皆验。”可见对客默坐之事，过去亦不乏其例。不过所谓“主贵”之说，倒颇耐人寻味。所谓贵，一定要有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情，纵然不拒人千里之外，至少也要令人生莫测高深之感，所以处大居贵之士多半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两眼望天，面部无表情，纵然你问他一句话，他也能听若无闻，不置可否。这样的人如何能不贵？因为深沉的外貌，正好掩饰内部的空虚，这样的人最宜于摆在庙堂之上。

    ③謇谔之臣，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其实他是根本负有诤谏之责，并不是图一时之快。鸡鸣犬吠各有所司，若有言官而箝口结舌，宁不有愧于鸡犬？至于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有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了。在有“不发言的自由”的时候而甘愿放弃这一项自由，这也是个人的自由。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的一项自由。

    ④有道之士，对于尘劳烦恼早已不放在心上，自然更能欣赏沉默的境界。这种沉默，不是话到嘴边再咽下去，是根本没话可说 ， 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华示众，众皆寂然，惟迦叶破颜微笑，这会心微笑胜似千言万语。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二十年不开口说话，也要把口闷臭，但是语言道断之后，性水澄清，心珠自理，没有饶舌的必要。基督教Carthusian教派也是以沉默静居为修行法门，经常彼此不许说话。“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⑤庄子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现在想找真正懂得沉默的朋友，也不容易了。

（有删改）

以人文教育涵养工匠精神

黄金

    ①培养大国工匠，源头在一流的工程教育。如今，工科人才的培养，不止一次听到“局中人”直呼“两难”：一头是工科学生的“难”，难在专业“窄化”、生活“宅化”。学生抱怨课程多、实验多，疲于应付眼前连绵不绝的苟且，无暇诗和远方，更难涵养精益求精、沉潜专注的匠心。另一头是工程单位的“难”，慨叹工程领军后备人才短缺，特别是素养好、领悟力强、科学与基础理论修养扎实、系统视野开阔、能驾驭宏大复杂工程的“将才”，更是难求。

    ②为何会出现这供需的“两难”？窃以为是因为工科人才培养的人文土壤、人文养分还不够，重视了学生掌握技术和工具的“硬知识”，少了些关注学生人格精神全面成长的“软学养”。

    ③人文教育，以塑造完整健全的“人”而非单向度、工具化的“匠”为出发点，涵育的是人对价值道德的终极关怀，对做事的完美追求，是心灵的沉潜宁静，这和工匠精神是无比契合的。因此，工科人才的培养，切不可少了人文教育这一环，还需以人文教育铸匠魂、育匠心、造匠韵。

    ④一流的大国工匠，需要把科技创造同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应当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关切环境、关怀生命的责任心。人文教育中，历史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的交汇融通，造就其博约相济、以文化人的特点，让学生涵育健全人格，谙悉工程伦理，明了历史环境，树立高远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早年间，钱三强先生立志立德，正是得益于人文教育。他中学时代即就读于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孔德学校，接受德智体美的全人教育，名字也由“钱秉穹”改为“钱三强”，意为德智体都强。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未来中国蓝图的吸引下，钱三强决心学工科，以实际行动报国，自此一生未改初心。

    ⑤一流的大国工匠，不仅要培育专注技艺、追求卓越之心，更重要的是涵养赋予产品生命和内涵、在技术中融入巧思和灵魂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象力、审美品位也是不可小视的创造力，不少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都曾得益于文学和艺术的滋养，对生命有了更高层次的体认，也让工程技术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久远价值。目前，不少国货正从粗憨、实用阶段转向追求精细、美感的阶段，对工程人才的工艺审美素质要求更高。人文教育恰恰可以打破专业壁垒，将人的思考和生命力融入工程技术，赋予中国制造更大的价值。

    ⑥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质造”乃至“中国智造”的转折点。将人文教育的土壤培得更厚、渠道拓得更宽、内涵挖得更深，才能以世界一流的工程教育为国家的转型发展输送更多一流的“大国工匠”。

科学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发展

①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次元用户整体规模已经达到3.1亿人。“二次元”群体数量之大，使得“二次元”文化产品得以不断生产传播，“二次元”网络文化社区不断构建，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年“二次元”文化。

    ②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动漫、网络小说、电影、COSPLAY、游戏等创作方式不断扩大，但同时，其中的一些不良思想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挑战。“二次元”所具有的虚拟性使青年群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放”，其周围充斥的“不良信息”很容易对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部分青年甚至迷失自我，做出一些不道德或是违法行为，以至于成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份子。

    ③此外，一些青年长期在“二次元”世界中自我放避，一旦他们返回现实世界，可能会因价值观偏离、扭曲而遭受挫折和打击，甚至难以与现实世界相融合，导致青年群体人际关系的僵化与不和谐，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④面对青年“二次元”文化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我们应通过主动引导，助其确定正确的思想方向，从而达到良好的引导效果。

    ⑤首先，我们应注重对青年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理解以及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中，逐步使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高度认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其次，不断丰富“二次元”文化的内涵。我们应鼓励青年群体在“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中，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通过“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引导青年“二次元”群体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最后，加强网络环境建设，营造积极正向的“二次元”网络文化环境，在网络中弘扬和传递正能量。

    ⑥尽管“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化的内涵。我们一方面要寻找“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通之处，以此为连接点，加强对“二次元”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播。例如青年“二次元”群体所追求的“成长”“梦想”以及对真、善、美的坚持，与主流文化积极倡导的内容一致，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深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还要回应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实际需求，增强沟通交流，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对其不良倾向及时进行纠偏，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⑦当然，对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引导，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参与，只有建立协同合作的模式，才能提升对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引导效果。每个家庭都应为青年“二次元”群体营造和谐的环境，在帮助这一群体积极排解压力与焦虑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科学引导，避免出现青年一味沉沦“二次元”世界的现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也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和宣传方式，不断向青年群体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正能量。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和管控，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向理性、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