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书法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它们都以思想和语言为基础。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以形象化的方式反映思想的艺术。《毛诗序》曾强调，“诗”是“志之所之”的产物。文字的产生真正拓展了思想交流的维度。千百年来，尽管汉字出现了多种生成方式，但其社会功能主要还是通过书写来实现的。为了追求汉字使用的正确、便利和美观，人们开始研究汉字书写的表现规律，便形成了今天的“书法”。

    至汉晋之间，书法探索逐渐趋于艺术的自觉，王羲之是成功的探索者，他依托深刻的艺术见地，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铸就了《兰亭集序》的经典地位。书法艺术尽管并非单为文学而生，却必须以有意义的文辞为表现内容。除了“太极殿”“同仁堂”等纯粹实用的匾额、题字或标语，文学作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提炼和升华，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书法历史上，经典的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传颂的文学作品，除了《兰亭集序》，还可以列举出《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前者是颜真卿为祭奠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颜季明而作，后者乃苏轼由贬谪黄州三年的悲凉遭遇有感而发。

    较之一般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具有具体的用途，所以在选择或拟定合适的文辞内容时，创作者要全面地体察社会、深刻地体验人生、精准地判断情势。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某一角落，有翠竹数竿、奇石一尊。当是之时，常有一二学子坐立其间，或琅琅读书，或默坐静思。启功先生在石上题字“奇峰高节”，“奇峰”描述奇石耸立向上之势，“高节”则指向竹子的高洁虚心，四个字皆指向具体环境中的景物，同时以拟人的手法指向人的节操、情感和旨趣。题字尽管寥寥数语，竟与相关的人、事、物、地、时、情相合，这表现了作者对书法艺术表现的高深造诣，更显示了作者文学思维的精确。

    尽管今天仍有书法到底属于文化还是艺术的争论，也有艺术创作与日常实用书写的区别，但是，文化和艺术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简单说来，艺术是文化的最佳表现形式，文化又根植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生活则必然夹杂着林林总总的实用成分。无数名家的创作正是既有服务于客观生活的实际用途，又充分整合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书法艺术表现中，思想、语言作为内容和需求，汉字、书写作为载体和手段，每个方面都渗透了人们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更浓缩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艺术与文学相通。作家也应懂得一点书法，中国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写得很好的。现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写好毛笔字，但是要能欣赏书法，经常看看书法，尤其是行草，对于行文的内在气韵，是很有好处的。

（选自孙学峰《文学是书法艺术表现的鲜活土壤》，有删改）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极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从一个星系际的优越地位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模糊纤细的光须象海水的泡沫一样遍布在空间的浪涛上，这些光须就是星系。其中有些是孤独的徘徊者，大部分则群集在一起，挤作一团，在大宇宙的黑夜里不停地飘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极其宏伟壮观的宇宙。我们隶属于这些星云，我们所见到的星云离地球80亿光年，处在已知宇宙的中心。

    星系是由气体、尘埃和恒星群(上千亿个恒星)组成的，每个恒星对某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太阳。在星系里有恒星、行星，也可能有生物、智能生命和宇宙间的文明。但是从远处着眼，星系更多地让人想起一堆动人的发现物——贝壳，或许是珊瑚——大自然在宇宙的汪洋里创造的永恒的产物。

    宇宙间有若干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由1000亿个恒星组成。在所有星系里，行星的数量跟恒星的总数大概一样多。在这样庞大的数量里，难道只有一个普通的恒星——太阳——是被有人居住的行星伴随着吗？为什么我们这些隐藏在宇宙中某个被遗忘角落里的人类就这样幸运呢？我认为，宇宙里很可能到处都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人类尚未发现而已。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80亿光年以外嵌着银河系的星系团催迫着我们去探索。探索太阳和地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确信，有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只不过是一丁点儿的岩石和金属，它靠着反射太阳光而发出微光。在这样的大距离里，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旅程只到达地球上的天文学所通称的“本星系群”。本星系群宽达数百万光年，大约由20个子星系组成，是一个稀疏、模糊而又实实在在的星系团。其中的一个星系是M31，从地球上看，这个星系位于仙女星座。跟其他旋涡星系一样，它是一个由恒星、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火轮。M31有两个卫星，它通过引力——跟使我呆在坐椅上相同的物理学定律——将矮椭圆星系束缚在一起。整个宇亩中的自然法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离地球200万光年。

M31以外是另一个非常相似的星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星系。它的旋涡臂缓慢地转动着——每2亿5千万年旋转一周。现在，我们离地球4万光年，我们正处于密集的银河中心。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找到地球的话，就必须将方向扭转到银河系的边远地带，扭转到接近遥远的旋涡臂边缘的模糊的地方。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恒星即使在两个旋臂之间，也像流水一样漂浮在我们的四周——气势磅礴的自身发光的星球，有些虽然象肥皂泡一样脆弱，却又大得可以容得下1万个太阳或1万亿个地球；有些小如一座城池，但密度却比铅大100万亿倍。有些恒星跟太阳一样是孤独的；多数恒星有伴侣，通常是成双成对，互相环绕。但是那些星团不断地从三星系逐渐转化成由数十个恒星组成的松散的星团，再转化成由百万个恒星组成的璀璨夺目的大球状星团。有些双星紧靠在一起，星体物质在他们之间川流不息，多数双星都象木星与太阳一样分离开来。有些恒星——超新星——的亮度跟它们所在的整个星系的亮度一样；有些恒星——黑洞——在几公里以外就看不见了。有些恒星的光彩长年不减；有些恒星闪烁不定，或以匀称的节奏闪烁着。有些恒星稳重端庄地转动着，有些恒星狂热地旋转着，弄得自己面貌全非，成了扁圆形。多数恒星主要是以可见光成红外光放出光芒；其他恒星也是X光或射电波的光源。发蓝光的恒星是年青的星，会发热；发黄光的恒星是常见的星，它们已经到了中年；发红光的恒星常常是垂亡的老年星；而发白光或黑光的恒星则已奄奄一息。银河里大约有4千亿个各种各样的恒星，它们的运转既复杂又巧妙。对于所有这些恒星，地球上的居民到目前为止比较了解的却只有一个。

（节选自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有删改）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解读方法来研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滋养培育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全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善良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北宋时期的梅饶臣，才华横溢，却仕途失意，只好寄情山水，反而成了著名的诗人。欧阳修有感于此，得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结论。这里的“穷”，不是贫穷，是指经历的坎坷、处境的艰难。而由此产生的痛苦、忧伤等情感，用心理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性体验。。

    人生体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事业成功、爱的温暖或才能的充分发挥等引起的愉快、满足；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因事业不顺、爱的缺失或才能无法施展等引起的痛苦、愤懣。

    挫折、痛苦是任何人都不愿面对的，但一定程度的挫折和痛苦对有价值的人生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压力，人的身体就要爆炸；没有重物压舱，船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覆一样，若一切都顺利、美满，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司马迁说“发愤著书”，韩愈说“不平则鸣”，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都说明了痛苦忧患对作家、诗人的重要意义。

    “穷”为什么能使诗人的诗更“工”呢？

    首先，“穷”是创作的动力。挫折使诗人心理失衡，从而产生宣泄的欲望。而挫折带给诗人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极限，就会产生强烈的宣泄欲望。对于诗人来说，宣泄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所以，“穷”是诗人之不幸，但从创作角度来讲，也是其大幸。正是“穷”，使诗人积蓄了深刻饱满的情感，把他推上了创作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穷”塑造了诗人。

    其次，“穷”造成诗人独特的感受。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可心理世界却因人而异。诗人的痛苦、哀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无论他感知什么对象，都会受到这种情结的影响，从而出现感知变异。如李煜，从堂堂的一国之君突然变成囚徒，巨大的落差使他的心始终浸泡在痛苦之中，这让他眼中所有的物象都染上一层凄婉哀伤的色调。这种情绪是消极的，却也成就了他的词作。

    第三，“穷”使诗人的想象定向化。当人处于痛苦、失意中时，对其所失去的或先前所渴望的对象充满更加强烈的向往，从而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跟这一向往联系起来。如陆游，其理想是收复中原，但恰恰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种情感使他执于一念，无论做什么，都会联想到“扫胡尘”“靖国难”。如果陆游的理想得以顺利实现，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领，而不会成为诗人。然而恰恰因为“穷”，因为忧伤、痛苦，才使他产生了如此激昂的想象力，从而写出了极“工”的诗篇。

（摘编自童庆炳《“穷者而后工”的心理学内涵》）

    “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