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开一话杨绛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对此自是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杨绛在被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

秋水

田中禾

    鸡子叫头遍金保就醒了。妈起来做饭，风箱呼嗒呼嗒的，猪在院里哼唧。他睡不着，可又不想起来。麦种完了。他早对秋水说过：“种罢麦，一定要找个门儿挣钱。”可如今，啥门儿也没找到。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格子，直射在金保的床前。他想起从前在学校可没这么笨，总在前十几名里。下了学，庄稼种得也不赖。起先，他想投稿儿，买书，订杂志，没日没夜地写。寄出去十几篇石沉大海的文章，一场梦也就结束了。后来他想学修收音机、钟表。谁知那进修班跟哄人差不多，白扔了30块学费。

    “唉，钱难抓呀！”他叹了口气，开始穿毛衣蹬裤子。“哪云彩眼里有个挣钱门儿呢？”他皱皱眉，“反正今年我的棉花争气，一级就卖了400斤，还不说加价款。玩去！”

    他一脚踏进厨屋，喊：“妈——”厨屋里雾腾腾的。风箱呼嗒呼嗒，没有人应声。他又喊“妈”，却听见妈在背后说话：“你瞧你，还不快穿上袜子鞋！真真是……”

    妈一手端着糠瓢，一手向屋里指着。金保听见灶前传来低声的嗤笑，他一看，原来是秋水在那儿拉风箱。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哟，这么早来了？”

    “早？太阳晒着……”秋水没把下句话说完，咯咯地笑着使劲拉风箱。

    妹妹放早学了。秋水把馍饭端上桌，妹妹忙忙地喂鸡，妈给猪拌食。

    “吃！都吃了再弄。”秋水这么说着，夺过妈手里的糠瓢。

    “二姨！”——没过门，她还不便叫妈。“今年花收得好呀？”

    “好哩。”

    “卖了多少一级？”

    “总有两三百斤吧。”

    屋里忽然有些沉默。问到花，就等于问钱。谈到钱，大家就未免神经紧张。

    “金保，我看你别老盘算挣钱，倒不如先盘算到手的钱咋花？”秋水叫着金保的名字，眼睛却望着妈。秋水的眼睛不大，很秀气，滴溜溜的，很有神儿。

    “那还用说，先尽你们办事用呗。”妈款款地说。

    秋水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还和在学校那会儿一样，爱红脸。

    “我不是说那……”

    “我刷，我刷！”金保站起来去拾掇碗筷，话头就这样打断了。

    秋水把扯旗一样搭在屋里绳上的脏衣服收下来，拿了棒槌和棉油皂去下塘。静静的塘边立刻响起嘭嘭的声音。银亮亮的水珠迸溅起来，清澈的塘水泛起涟漪。金保最爱看秋水洗衣服。她半蹲着，向水里探着身子，短发辫一只向前一只向后，两只手在石条上来回搓，细细的腰肢随着胳膊起伏。

    照往常习惯，过了午，金保就推出自行车送她回家。七里路，走一后晌。可今天，她竟把脸一摆说：“我不回呢。”“不”字咬得挺重，连妈都感到诧异了。

    她斜着身子，用手指着背后的水塘说：“你瞧这水多好！清得像水晶样。”

    他很有些茫然，好像读一首朦胧诗。

    “俺姨夫在县鱼苗场。我跟他说了，这一冬，你帮他干义务工去，跟他好好学。开了春，买千把尾鱼苗，把这口塘承包了。”

    “那……那靠得住吗？”

    “我知道你专走保险门儿。没听俺爷说：喂猪不如喂羊，喂羊不如养塘。如今鱼价一年年涨，街上都卖一块二一斤了！”

    “这是过水塘，下了雨，鱼都跑了！”

    “我知道！”秋水拿火辣辣的眼睛盯着他，“你呢，要你那手干啥！”

    “得一笔本钱。”

    “你呀……那卖花的钱呢！压在箱底能生儿吗？”秋水声气不高，金保却如猛地听了炸雷——天爷，那宝贝钱，他连摸都怕摸脏呢！

    妈倒先应了：“保儿！你这上不得山打不得狼的脾性。秋水说了，你就试试。”

    “家里你放心。”秋水说，“我住俩月，等你过年回来再走。”

    金保咧开嘴笑了，一头扎进屋去收拾行李。他弯着腰，忙活着。呼啦，从他肩膀上摔下来一本书，只见那上边有四个字：淡水养鱼。

（有删改）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

大敦煌

    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过武威、张掖、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凡一千一百余公里。一路西域风光，沧桑雄浑，美．不．胜．收． ， 而至敦煌则达到顶点。

    敦煌，一座总面积只有 3.1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8 万的蕞尔小城，就敢取这么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气魄。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尽管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说，“敦煌”一词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但是敦煌人宁愿相信古人的解释。

    就是这块土地，曾经连接起汉唐盛世与西域文明，手挽着长安城与波斯湾，见证了无尽的繁华与沧桑。在汉代，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唐代，敦煌更是成为一座拥有 140 万人口的大城市，仅次于首都长安。现在，敦煌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显赫地位，规模也大大缩小，然而，历经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价值独特的敦煌文化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更是与日俱增。

    到达敦煌，暮色四合。深秋的敦煌格外清朗，夜晚的天空格外高蓝，明月洒下一地清辉。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晶亮的满天繁星，好像一天的星星都集中到这块天空了。城市不大， 但建设有序、干净整洁、规划整齐。汉唐的建筑，街头的飞天雕塑，满墙风动的壁画，让人怀疑是在历史与梦幻之中。

    一夜小雪，鸣沙山披上一层洁白的轻纱，空气像水洗过一样清爽。登上山顶，举目四望，那一道道沙峰如奔涌的波浪，气势磅礴。微风吹来，扑人心怀，爽人心肺，心胸顿觉空明。鸣沙山的沙粒有红、黄、绿、黑、白五色，当地人称它“五色神沙山”。登临此山， 听山与泉同振共鸣，犹如钟鼓管弦齐奏，令人动魄惊心。《后汉书·郡国志》引南朝《耆旧记》云：敦煌“山有鸣沙之异，水有悬泉之神”。

    被誉为天下沙漠第一泉的月牙泉，千百年来不为流沙而淹没，不因干旱而枯竭。茫茫

大漠中有此一泉，满目苍凉中有此一景，造化之神奇，令人心 ． 醉．神．迷．。月牙泉有版本众多的美丽传说，听导游说，月光下的月牙泉更美丽。最好在农历十五月圆之夜时来，露宿在鸣沙山才可以亲历那梦幻仙境般的意境。

    来敦煌不能不去瞻仰莫高窟。是的，是瞻仰，不是参观。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城东南25 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不断兴建，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洞窟门一打开，历史的味道迎面而来，栩栩如生的泥塑和壁画好像带你走进了历史。你仿佛可以看见千年前的画工巧匠们一点一点描绘、上色；可是那些泥塑的残破现状又告诉你时光已逝、光阴变换的事实。那些佛像用着千年不变的平静面对你，微微上扬的嘴角述说着乐观豁达。其实他们面对的不只是你，还有千年的历史，那些进入盗宝的强盗，那些谦卑的祈福的平民。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走进敦煌研究院大门，一块条石上镌刻着的大字格外醒目，也格外锥心。如果不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也许莫高窟现在还静静地沉睡在沙漠的怀中；或者，她在合适的时间被合适的人发现，也许能够受到更好的保护。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1900 年 6 月 22 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敦煌不再平静，从此敦煌在被掠夺、被肢解中走向世界，从此无数的学者为她皓．首．穷．经． ， 从此世界上产生了敦煌学。

    面对敦煌遭遇的重重劫难，中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掀起了一场敦煌大抢救运动。最先站出来的，是著名金石考古专家罗振玉。当他得知一批珍贵

的敦煌文物沦落到法国人伯希和之手后，当即报告学部，要求即刻发令保护藏经洞遗书。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投入到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中去。更有人远涉重洋，到日本、到欧洲，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书卷。

    在保护和研究敦煌方面，贡献最大、最令人感动的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守护者。他们放弃内地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敦煌保护事业。正是由于他们的艰苦付出和辛勤努力，敦煌才结束了无人看管的现状，走上了科学保护的道路。敦煌学研究也从无到有，从粗到精，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状况。

    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这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老人的郑重嘱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告慰这位老人：敦煌学已经回家了！

（取材于徐可的同名散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