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伟大的漂泊者

    一百年以前，一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这个人就是尼采。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如今，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1844年，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茨恩市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又夭折，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敏感。小学毕业后他就读于普夫达中学。1865年，二十一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言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他偶然的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便顿有觅得知音之感。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叔本华的阴郁色彩从此永久地印在尼采的思想中。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一见面两人就久久谈论着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可是，他渐渐发现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这使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最终二人决裂。

    1869年，尼采二十五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言学界看来，一个语言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伴侣的孤独的漂泊生涯。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10年的漫游和创作黄金期。

    1883年，尼采著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惊世骇俗之作。这本书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这本书，没有哪位哲人如此孤单过。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提出了“超人”理想。他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人也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尼采的人性观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为前提，以主张人的超越性为归宿。他之所以否定旧道德，正是因为旧道德同时否定了这前提和这归宿。他认为“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朋友们眼中，这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这让尼采倍感孤独。他又开始了漂泊浪迹的生活，他坚持写作，最后将创作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在书中他呐喊着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在1899年，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着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与世长辞。在摧毁中创造，在孤独中思考。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或许对他的理解富有争议，但尼采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思。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一个时代。

（节选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有删改）

链接：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受叔本华哲学影响，提出“权力意志论”、“超人学说”等，尼采猛烈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追忆钱学森：此生三事最关情

    11月1日凌晨，凄厉刺骨的雨夹雪笼罩京城。这是22年来最早的一场冬雪。有人说，这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是为一位老者的逝去而下的。“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对官位和地位的不屑。“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这是钱学森对金钱与利益的鄙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拒绝的人不多，钱学森拒绝了很多虚名浮利，却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就在冬雪降临的前一天，这位98岁高龄的科学巨匠溘然离世，走完他辉煌的一生。据说他走得平和安静，一如他生前的低调内敛。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说这话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美国海军次长。

    1935年赴美留学的钱学森，36岁已成为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被视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与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而他深情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多方阻挠甚至强行逮捕。此后，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才换回了钱学森。回国后，钱学森白手起家造导弹，从零开始教徒弟，在火箭导弹、控制科学、应用力学、系统科学、航天技术、思维科学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他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如今，钱学森三个字，几乎就是中国对科学家品质的诠释。而说起来，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的，“学”是辈分，至于名字“森”，繁茂之意，并无特殊含义，最初曾用 “林”。不过，“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倒是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而家庭对他成长的影响也可谓深远。

    钱学森出身书香门第。当代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均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家族的辉煌触动着钱学森。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既是一位爱国的革命人士，亦是新中国文史专家，他对钱学森要求极其严格。而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更是著名军事教育家，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钱学森与夫人蒋英长达一个甲子的婚恋故事，被世人传为佳话。

    钱家和蒋家乃世交。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便恳求蒋家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和“钱学英”还曾一起合唱《燕双飞》，博得两家的喝彩。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1947年，钱学森回国，深情打动蒋英，两人心有灵犀，在上海结为连理，之后共赴美国。1950年8月，正当钱学森一家准备离开美国之际，美国政府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了他们长达5年之久。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吹竹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以音乐排解内心的寂寞与烦闷。在蒋英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钱学森生前也承认从妻子的艺术知识中他获得了很多科学研究的灵感。

    从44岁回国到98岁去世，半个多世纪里，钱学森备受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尊崇：新中国成立早期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引进这位“海归”；毛泽东邀请他参加生日宴会，并特意安排他坐到自己的身边；邓小平每每论及科学技术都不忘提及钱学森的名字；江泽民授予他的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胡锦涛亲自登门到家中给他拜年；温家宝更是像朋友串门一样连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去世前的86天。正是这样的尊重与关怀为这位科学巨匠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温家宝总理亲往探望钱学森时，长卧病榻的他最为关注的，是国家科技人才的后续培养。他曾六次饱含忧虑地向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位科学老人的赤诚相问，足以衍化成这个国家和民族绵长的思索。

    一位科学家的成长，除了天赋与努力之外，还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做的，除了纪念钱学森先生，最好的缅怀方式莫过于给予后来者同样的眷顾。如今，世上已无钱学森。而下一个钱学森，尚不知在何处。

（摘自《时代周报》有删改）

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赵朴初先生为其书斋起名梓室，因为先生工木土，而先生便以梓翁自喻。

    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在上海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教学之余，探访、考察园林和文物，足迹遍踏大江南北；参与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1956年，他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阐述了苏州园林的本质特征——文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还总结归纳了中国园林造园手法，如借景、邻虚、屏障、对景等。接着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叶圣陶评述《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有人称它为“诗词界的《人间词话》”。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设计建造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诵、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正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热爱故乡园林，把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其江南园林情结。因此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8年，他向苏州市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坚决反对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疾呼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于是，他被作为当时在北京正受批判的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自此，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困境中，他仍专注于古园林事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从周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晚清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其后应苏州政府之请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拙政园等景点，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一文，批评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破坏了园林之美，促使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清理，使苏州园林大有改观，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应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以苏州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为蓝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明轩”，移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他对报考的研究生，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等。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深入浅出地“传道”，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艺术境界。他倡导文理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把昆曲引进课堂，还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学生们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做学问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门户之见。他却认为，讲世系则有凝聚力和鞭策力，可以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使失传。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他都问学前辈，就教名师，如陈植、梁思成等先生，一路自修不辍。他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但实践证明，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他也由梓室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人”、“中国园林之父”。

（摘编自张昌华《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评价陈从周：“兄治园林，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陈从周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造园重视借景，造园与为学又何独不然。”（摘自《光明日报》2014-09-01《满眼溪山独去时》）②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干，或竹叶一蓬，题字则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等等。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③陈从周先生的同代或之后，有着许许多多古建筑史家、园林学家。他们钩沉史料、测绘勘察，会墨线绘图，抑或计算机上网，可能还会胡诌几句海德格尔、胡塞尔。但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挚爱自己的故园。（摘自《拾贝岛民的日记》）④陈从周不是像同代或之后一般的匠人那样简单地进行技术继承，也不会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迎合时尚，而是把对苏州园林和中国古园林的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的归属。（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

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徐光宪：他的世界“祖国最大”

王庆环

    5月6日，“稀土之父”徐光宪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他是我国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稀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告别的时刻，感念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巨匠走过的一生，人们发现，他留给科学世界的宝贵财富是如此厚重与绵长。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徐光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和科研前景，放弃妻子高小霞一两年后可能得到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国。

    回顾徐光宪先生的一生，爱国，不仅是他个人崇高的情感，更成为他科学工作的最高准绳。他常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目标”，国家需要你改变方向时，科学家应该服从国家需要。他曾在科学研究中四次改变科研方向，先是从量子化学转到络合物化学，再转入核燃料萃取方向，接着是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方向。

    这种情怀，让徐光宪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强调要思考纯科学研究如何衍生出应用价值，考虑其远期的应用背景，使基础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应用到实际中去，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基础研究，他常说，没有基础研究，引进国外的技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自己的基础研究不行，就没能力消化，更谈不上创新。“他这么做，完全站在‘祖国最大’的高度上，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他，觉得他就是黄河，就是泰山，就是北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说。

    徐光宪生前经常讲他年轻时一段“塞翁失马”的经历。1939年夏，徐光宪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有机会获聘成为昆明铁路局的铁路练习工程员，铁路局派来一个人，把徐光宪及其他7名同学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住进一家小旅馆，谁知这个人却带着8个人的路费趁着兵荒马乱跑了。没办法，徐光宪只能投奔在上海当初中教师的哥哥，得以有机会备考上海交大。每次回忆这段往事，他都会感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生活小事中也能看出哲学意义的徐光宪，在科学道路上有着非常宽广的学术视域，十分关注化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对科学史、传统文化均有所思考，其中哲学思考更是贯穿其一生的科研工作。

    徐光宪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对化学哲学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理论，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物质和运动”进行了考察，其成果属于中国化学哲学最早问世的一批成果。

    科学发展史也是徐光宪感兴趣的领域，他善于从科学史的重大发现中来获取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他的许多分类学与方法学思想即从科学史当中获取灵感。他的报告，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徐光宪自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既从事科学研究，也从事教学工作，两项工作都做得十分成功。他常说，作为教师，讲课比天大。徐光宪上课从不迟到，他曾说：“我从学生的脸上，看到他们对我的讲课是满意的，我就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就像他做科学研究一样，他的教育教学工作从来都不“单纯”。

    正是因为意识到逻辑思维训练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他编写的讲义与教材，都特别注重习题练习与训练，课前五分钟的习题测验，是他上课的特色。他希望学生做完习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他的课程一般都是与科研需要结合起来的，在教学中引入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研究领域所需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及时反映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光宪非常关心青少年的科学教育，1999年8月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初建时，他是俱乐部第一批学术指导中心导师。“那时徐老年近八旬，亲自做讲座、答疑，让我们尽情享受了科学的魅力与活力，那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已经毕业多年的俱乐部老会员闻讯来到灵堂祭奠，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对老师最突出的感受是他的为人，他特别乐于助人。物质上，捐钱捐物的事情做得真不少，帮助困难职工和学生 ；精神上，凡是向他求教的人，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他都热心帮助。他对年轻人特别好，担负责任，给予帮助，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成长起来。还有，他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懈，遇到困难用几年的时间去解决也不怕。”黎乐民院士说。

（摘自王庆环《名人传记集萃》2016年9月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20多年前，国外稀土行业的跨国企业，被迫经历过一次巨变，他们称这次巨变为“中国冲击”。中国终于实现了由稀土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大国、稀土出口大国的转变。为此，徐光宪被称作“稀土界的袁隆平”。（余玮《徐光宪：举重若重的“稀土之父”》）②“科学家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工匠’，还有一种是‘大师’。前者的目光局限在具体的研究中，而后者则研究科学的哲学层面。徐光宪就是后者的境界。”徐光宪的学生严纯华院士说。（马荣真、彭广舟《“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逝世：一生“扎根”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