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傲”俞平伯

    ①俞平伯1900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②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有关。1917年，俞先生与许宝钏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许宝钏之父许引之是业余昆曲家，许宝钏的姐姐弟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宝钏，扮相漂亮，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于《红楼梦》研究的俞平伯先生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遂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愈来愈浓。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便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俞平伯与许宝钏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④1956年8月，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研习社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亲自拟订了《章程》和《同期公约》。研习社做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俞平伯生性耿介孤傲，不善应酬。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与大家合影，却找不到俞平伯，后来发现他是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总理笑他书呆子。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这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的一位高官来看望俞平伯，俞先生不说话，只抽烟。高官问：“身体好吗？”答：“嗯。”高官说：“我们走了。”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

    ⑤“文革”开始后，一些乌合之众冲进俞平伯的家，从老君堂抄走了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后来又将其集中到学部的“牛棚”办学习班，把他的书挂在墙上批判。俞平伯在“牛棚”里依然从容，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敲着锣走在游街队伍的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⑥从“牛棚”放出来后，俞平伯全家被赶到一个小房子里居住，工资也被扣发，只有少许生活费。1971年1月，作为被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⑦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去给俞平伯送钱。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1期）

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儿来的。“他没让你看到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而演《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第一遍朗读剧本，剧情便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为了从内在上准确把握角色，于是之写下了六千余字的《程疯子传》。在这篇文章中，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

    在《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做“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怎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在《雷雨》里饰演周萍的惨败，让于是之自卑、苦闷了很长一阵子。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

“梨园中人”谭元寿：江河不择细流

    2014年12月20日，纪念叶盛兰诞生100周年演唱会，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三代谭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定军山》。那应该是谭元寿最近一次登台，那一年他已经86岁，孙子谭正岩35岁。

    直到2017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角儿来了之百年谭派》节目中，更多的谭迷才再一次见到谭元寿，听到他的声音。

    “父亲总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谭元寿的儿子谭立曾悄悄对我们说。

    真正的艺术家难免爱惜羽毛。尽管谭元寿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京剧大师，但他一辈子都反对别人称呼他为“艺术家”。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员”。二十多年前，谭元寿在上海电视台录制节目，现场有青年演员问他，何时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辈子也没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谦虚，却有着“梨园世家”的自信与旷达。

    作为京剧创始人之一谭鑫培的玄孙、“四大须生”之一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的降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份重重的期待。谭元寿在幼年时就经常看京剧大师杨小楼的表演。每次见面，杨小楼都会把他高高举起，放在肩上，逗着说，快长大，把戏唱，成好角，名天下。“杨小楼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谭元寿说。

    童年时，谭元寿就常随父亲去余叔岩家里学戏，看余叔岩先生向他父亲传授余派唱腔。听着听着，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怀抱里睡着了，睡梦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余派唱腔。”

    后来，谭小培仿照当年谭鑫培将谭富英送到富连成坐科，把谭元寿送到富连成第六科 “元”字科。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的第一天，肖长华先生给他取名元寿，从此戏班里就有了个谭元寿，在富连成学了7年，谭元寿学演了近百出戏。60多年后，谭元寿回忆起这难忘的7年，总结了富连成的“三件法宝”：一是严格教学，不分亲疏；二是注重舞台实践，全年只休息两天，没有一天不上课，没有一天不练功，没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学中“文武昆乱”并重，“文武昆乱”兼学。

    谭先生讲的一件事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为师。父亲谭富英不仅十分支持，还对他说：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弃细壤。谭派哪里来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长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亲和我的儿孙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戏校坐科才出道的。没有一个是全靠家学，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师，这就是转益多师。”

    京剧成为国剧的初期，谭鑫培创下了“无腔不学谭”的历史，这一方面源于谭派的声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谭派没有门户之见，能够采众家之长，后学们也饮水思源，以艺为大。

    一个家族，七代人从事同一门艺术。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鲜见而宝贵的，在京剧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去求证，谭先生笑笑说：“父亲谭富英的人品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他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戏要高调门，做人要低调门。要学会吃亏、让人。对别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孙的道。”

    家族的巨大声望，戏曲界乃至国家的厚望，在谭元寿的人生里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谭派第五代的谭元寿，全面继承谭派表演艺术，守本纳新，拓宽戏路，“做了谭派艺术忠诚而富有成效的守护者”。

    因为这样的梨园人生，谭元寿才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京剧，关心京剧的未来。

    他常说，“艺术家是唱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馈赠的”。尽管他唱过演过的戏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但他一直强调自己与前辈的差距。他几乎能唱各种老生戏与武生戏，他说程砚秋先生花旦、刀马旦、泼辣旦、昆腔戏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们不要狭隘地理解流派艺术，希望青年演员在继承流派的同时，一定要多学、多演、多看，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

    他说，京剧这门艺术就是口传心授，看录像谁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内涵是看不会的，很多诀窍必须口传心授，“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他从来没有门户观念，一直对登门请教的戏曲界人士敞开大门，年届九十还亲手指导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他最担心的也是京剧，“最怕走样了，失传了。梅先生有句话富有哲理，'移步不换形’。

    我们要跟着时代，但不能为了追时代就丢了本来的样子。”

    人们说，有人才有戏，有戏才有派。因为一代代戏曲人的砥砺前行，才有京剧两百年的辉煌。无数个体的追求最会塑造出时代的模样。但如果我们都习惯了追随时尚，在新奇芜杂的各种话语中摇摆不定，而无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时代文化的准星和标尺又在哪里？（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谭鑫培是我国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其创建的谭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京剧艺术流派。他亲手培育了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京剧大师。此外，他还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北京青年报》）

传奇童星——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的一生堪称传奇，是一个80多年不老的神话。因为她，才使儿童演员真正成为明星，受到众人的关注。无论男女老少，不论国籍语言，他们爱她，爱她蜷曲的头发、甜甜的小酒窝、亮晶晶的大眼睛、欢快的歌舞。她像天使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欢笑，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忧愁，让人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纯最美的东西。

    1928年4月23日，秀兰·邓波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邓波儿之所以能成为明星，她的母亲功不可没，因为年轻时曾向往银幕生活未能如愿，她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女儿上。婴儿时的邓波儿就已经显露出天使般的甜美模样，并且遗传了父母的才华，不但有着出色的嗓音，而且表现出惊人的动作协调性。母亲喜欢跳舞，就教她跳舞，3岁时，还安排她进入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这是好莱坞星探经常出入的地方。4岁时，她被导演看中，拍摄了系列片《小听差》。5岁的她签约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6岁时，她因在《起立欢呼》中出色的歌舞表演崭露头角。仅在这一年，她就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了10余部影片，其中《亮眼睛》一片使秀兰·邓波儿一跃成为众人皆知的小明星，她的歌声也家喻户晓。1935年2月，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接过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并成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孩子。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邓波儿也许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但成名过早是要付出代价的。成年以后，邓波儿回忆起她的童年时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了。”“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却让我给他签名。”小小年纪的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个小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银幕上的小天使除了小小年纪就创造了演艺事业的辉煌之外，在成年之后还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华彩篇章。

    20世纪60年代起，秀兰·邓波儿开始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1969年，尼克松任命她为第24届联合国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女大使，两年后又担任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对于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此要职的女性，福特总统的评价是“一流”。

    70年代，邓波儿患上了乳腺癌，她勇敢面对，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乳腺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是一种难防难治的疾病，特别是要切除乳房，这是令很多女患者最不能接受的。但是邓波儿不仅做了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了病史，她成为第一个勇于公开病情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当人们问她“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对患有同样疾病的妇女，她的忠告是：“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使她战胜了病魔，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患乳腺癌的妇女也转变了看法，不再羞于谈及病情，也不再不敢接受手术治疗了。

    2006年1月29日晚，第12届美国演员公会奖在洛杉矶圣殿礼堂揭晓，秀兰·邓波儿被美国演员公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她在演艺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在人道主义事业方面作出的贡献。美国演员工会主席梅莉莎·吉伯特在致辞中说，“我想不出有谁比秀兰·邓波儿更适合接受今年的终身成就奖了。她对美国娱乐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她对全世界的贡献更是鼓舞人心。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平凡，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作为一个演员而家喻户晓。此后她又作为一名外交官为国家服务30年。每件事，她都努力去做，而且一定要做好。她向人们展示了优雅、智慧和果敢，当然还有同情心和勇气。她是我孩童时的偶像，至今仍是。”在当晚的颁奖仪式上，78岁的邓波儿对台下的观众开玩笑说：“对于那些想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演员们，我的建议是，要尽早出道。”对当今的年轻人，她的建议是：要做一个勇敢和纯洁的人。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要受外界影响，要做一个真我。

太行愚公  科技财神

    一位大学教授的去世，引来29万人的烛光，9000万人的关注。河北省平山县、内丘县等地数万山村百姓自设灵堂，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太行山的最高处。

    铸就如此人生的，是被人称为“太行愚公”“科技财神”“农民教授”的河北农大博士生导师李保国。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3月6日，他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这里的山地土层薄，不涵水，年年种树不见树，人均收入不足5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立志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寻找破解之道。起早贪黑，跑遍山上的沟沟坎坎后，李保国和课题组摸透了山地的脾性，提出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截流，让植被成为有“本”之木。

凭借李保国研发的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前南峪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90%。如今的前南峪，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人均收入达10600元。

继前南峪之后，内丘岗底村、平山葫芦峪、临城凤凰岭……35年来，李保国直接帮扶村庄40多个，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上千万亩，使山区增收35.3亿元。

    1999年，河北绿岭果业公司董事长高胜福承包了河北临城县凤凰岭3500亩干旱丘陵岗地，栽植核桃树苗后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李保国受邀赶来，通过采样发现，表层是乱石滩，乱石滩不存水，下面是礓石层，礓石属强碱性，凤凰岭根本种不活树。

    李保国制订了“挖走鹅卵石、打破礓石层、开沟建立保水层”的治理规划，并引进19个核桃优良品种和11个山核桃品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嫁接组培实验。经过5年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新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在科技研究的选题上，李保国曾说：“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就这样，李保国这位“科技财神”在太行山脉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其中薄皮核桃栽培技术仅在邢台市就推广60万亩，年产值超过20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之路。

    李保国细心揣摩农民的心理和语言，用他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使其快速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赞皇县寺峪村的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请了一位专家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村民听得晕头转向直抓头皮。村民们慕名请来李保国，他只教了两样：一种是“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说：“原来这么简单。”35年来，李保国推广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36项标准化林业技术，举办了培训班800余个，培训人员9万余人。

    内丘县岗底村村民韩振江就是李保国农民学生中的一位。韩振江说：“李老师每次来村里指导技术，都是在果园里手把手地教，教一次不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从来没有不耐烦过。”现在韩振江一家人种植了700多棵苹果树，2015年纯收入20余万元。

    去年冬天，李保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岗底果农专家论坛，11位农民登台演讲。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二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摘编自2016年《光明日报》）

十面埋伏显英雄

林道远

    很早就想写汪德龙，可越熟悉越难写。每当苦思何处落笔，不知咋的，总会想起两个场面。一个是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现代刻字组现场决赛。主持人公布“二月花”的题目后开始计时，汪德龙不慌不忙，率先完成设计，最终以遥遥领先的最高分夺得金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一脸茫然，僵在那里，半天才说出“感谢”之类的话来，主持人赶忙给他“台阶”：“看来他比较内向。”事后德龙告诉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汪德龙就是这样，人很憨厚、谦和，低调、寡言，但艺术上却充满灵气、锐气，集诸多艺术于一身……这使我想到他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题写的两个片名：《英雄》《十面埋伏》。汪德龙这位艺坛精英，打自“英雄”出名之后，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位书法家。殊不知，他在艺术上还有许多过人之处，因为憨厚、低调而鲜为人知，一旦显山露水，方知早已“十面埋伏”。

    汪德龙生于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他从小便喜欢画画，小巷里的墙角、台阶、路面成了他的画板。“文革”期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后仍笔不离手，怀揣一个速写本。1976年到了部队如鱼得水，绘画才能刚一显露便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本职工作是跟剧组做舞台美术设计，根据剧情需要创作不同环境下的仿真世界，比如海底的珊瑚、漂移的海草、历史考证下的碑帖、巨大的石雕、古印等等，小到一枚树叶，大到一个世界，全是以假乱真。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他却常常爆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成就。

    德龙出名，只因“英雄”二字。张艺谋导演电影《英雄》时，十几个人书写的片名都不合意，刚刚为中日韩合拍的电影《武士》题写片名的汪德龙经人推荐也送去作品。他特意把“英”字处理成梯形，给人一种仰望高楼的感觉，最后一捺采用了流动线条，像武术动作“扫单腿”，而“雄”字左边部首往上提，有点闪躲的意味，营造出影片的氛围与意境，张艺谋一眼看中。随着影片隆重上映，当“英雄”二字以磅礴雄浑之势在银幕推出时，汪德龙也出名了。接着，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都请汪德龙题写片名。他那古朴、奇峻、沉稳的书法艺术，从荧屏、银幕和各种展览大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英雄”成了他第一张“名片”。

    2011年，正当人们误认为德龙只是书法见长时，《书法名家报》隆重推出了《汪德龙刻文艺界名人百方印辑》，一时间好评如潮。行家评价“不俗！”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篆刻作品。他的印作很随意，很轻松，在痛快爽利中透着奇崛与灵动，在整体的观照中不难发现他在艺术的“通”上所作的努力。德龙治印，也有个“不俗”的故事：他在首届“杏花村杯”赛事和全国第四届刻字艺术展中双双获得金奖之后，成了后几届的评委，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误以为刻字与篆刻是一回事儿，纷纷向他求印。此时，他的篆刻“还拿不出手”，但他答应了。他想，艺术是相通的，只要敢闯肯努力，定能“曲径通幽”。德龙艺术上敢闯，早有先例：二三十年前一度兴“烫画”，有朋友以为会画画的都会，也向德龙索画。德龙拿起烙铁往三合板上一烫，要花得花，要鱼得鱼，大喜，不久便有烫画作品送人，至今我的居室还挂着他烫的徐悲鸿的两匹奔马。如今，德龙的篆刻也出名了，“方寸”之间尽显才华。

    一番“十面出击”取得战果之后，汪德龙又“埋伏”起来了。汪德龙到底“埋伏”有多深？最知根知底自然是他的爱人袁东敏。小袁当面说道：“德龙生活上整个的弱智。”叫他买白醋，他买了瓶醋精回来；叫他买袋淀粉，他买回来“自发玉米面”；一次，小袁去香港，回来看厨房里米面什么都没动，“吃什么呢？”抬头看到挂在窗口的长条大南瓜不见了，一问，德龙每天割一段蒸着吃，没做饭……德龙一旁听着、傻笑着：“别把我说成陈景润。”小袁说：“差不多。”

    小袁继续数落着：他从潘家园（文物市场）回来，在屋里拿着石头看，能看半天，有时看到睡着了，石头“咣叽”掉地下；他一写字画画，电话都听不着，听着也不接；上班易受干扰，中午一吃过饭又溜回工作室，从不午休；练字练出名堂那阵子，他每天晚上练到一两点钟……

    小袁总结了一句话：“德龙就是一门心思用在他那些书画篆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