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其重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同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相比，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面对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瞄准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统筹部署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是激活“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功能。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二是促进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传统企业要积极同互联网接轨，以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国有企业具有科研人员集中、研发能力较强等特点，应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努力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协力发展的互补创新格局。

    奏好政府职能“退、放、进”三部曲。通过“退”，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直接分配、对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的干预；注重“放”，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都可以放手，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实现“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

    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一是促进成果转化。要促进科技进步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三级跳”。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三是强化创新激励。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开发利用和保护，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摘编自《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方法，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不系统，课时紧、不持久，家校分……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材料一：

如何从文本细读出发，打通文本“内外”，构建合理有效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亟待完成的目标。

针对当前的文学史教学现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过，学生们往往能对文学史理论框架、文学概念和流行的学术话题侃侃而谈，而一提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却瞠目结舌，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今天数字化的快速阅读时代，文本细读的所指和内涵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当我们面对浩瀚信息，获取知识包括文学作品固然比任何时代来得容易，却也身陷“信息爆炸”的困境。面对如此多的资讯和文本，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最终只会停滞在“奇观化”阅读的粗浅层面。日本学者斋藤孝在《深阅读》一书中指出，“如果书读得不够，只依赖互联网的话，就只能在海量的信息表面漂流，完全无法深入其中”

承续文本细读的精神资源，由浅阅读，泛阅读走向深阅读，也就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细读既包含了文本内部的专业文学阅读，也指向新媒体语境中“流水化”阅读的深阅读内涵。如何汲取和传承当代中国文学文本细读的资源，应对当下阅读形态和方式的变化，重建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路径，是当代中国文学阅读和研究应该直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文本细读的训练和习惯，只会停滞在阅读的粗浅层面》）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被引入中国，因其异质文化和特有的局限性，很快被冠之“形式主义”的帽子被其他新潮理论所取代，但新批评却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本细读。

以往人们对文本细读的质疑，多源自新批评理论对文本内部研究的过分强调，割断了文本与社会、作家、读者的联系。实质上，在当代新的文化语境下，文本细读既可以使读者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的细节要素，更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文本的内外空间。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丰满和深刻的文学细节，透露出作品的氛围、结构和气韵。一个真正喜欢文学和阅读的人，总会在文本细节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老舍善于表现和反思民族文化，其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多是通过细节获得艺术表达和升华的。《断魂枪》中的沙子龙作为“断魂枪”的最后一位传人，小说对其形象并未进行正面的描述和分析，面对孙老者的挑战，他避不应战，只在文末凄凉地叹气“不传！不传！”那么该如何理解沙子龙的情感，他对“时代转型”是何种感受？读者只有在细节的阅读中方能深入沙子龙的内心一一“沙子龙正在床上看着本《封神榜》”。沙子龙对《封神榜》故事的荒诞感慨，也正是挣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市民阶层的真实感受。只有在聚焦作品、把握文本细节要素的细读过程中，才能理解作品人物的心理内涵，也才能把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复杂的心绪和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深入作品内部，展开广义的语境阅读，打通内外空间》）

材料三：

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文本细读，并不纯然指向西方兴起的新批评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所强调的评点和鉴赏，正是建立在以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读”并非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理论。在新媒体时代，需要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重建其特有的价值和方法。

这就需要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价值。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针对的是当下的生活，我们所展开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活动都将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实践。文本细读并非停留在学科知识内部的“循环”生产，而是具有文化的主观能动性，“要参与、回应、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建构”，参与和回应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情感实践。

同时需要在总体性的视野中重建文本细读的理念和方法。“总体性”之于思想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文本细读已经是融化生活的细读，能够打开和连接文本的内外空间，实则构成对当下生活总体的一种观察、理解和思考。

（《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再次擦亮“文本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