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寅恪先生

劳干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诚然，这时王静安和梁任公两位都已先后逝世，只有让陈先生独步了。

    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学，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学。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其匹。不过，他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得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

    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当然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其他单篇论文包括的范围也非常的广，其中很多有独特意见。在早期论文中，多注意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后再转到天师道的问题，从滨海关系，进而研究天师道的信仰及其作用，对于两晋南朝若干不能解答的问题，由此可以作充分的解答，而从《桃花源记》谈到坞堡问题，更为一个历史上不朽的发现。后期再从唐代的文学，研究到唐代政治、社会、风俗，以及文学上本身的问题，最后一直推到清代的弹词上。这也是一般讲文学史的，从来未曾走过的新路。

    寅恪先生治学的方面可说是广极了，但他深知道中国学问中未做过的领域实在太多，他要开风气，他也要为师，他提示些可走的新路，并且指导别人去做这些新路。他深深地知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切伟大的成功都建筑在许多人许多时候辛苦经营的基址上，所以他的路线很显然的只是为别人测量基址，指示别人去画蓝图，而无心去自己来做一个始终其事的大匠。近二三十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两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但是在中印文化沟通上，在中西交通史上，在元史的研究方法上确曾做过不小的提示，今后做这些范围以内学问的人，还应当重视他的功绩。

    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当他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天便服乘凉，有一个新来的学生告诉同学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真像甘地。”寅恪先生听到，亦为莞尔。这里并非说寅恪先生那样大师亦羡慕甘地声名，而是说在中国像他那样了解印度的人已成凤毛麟角。何况还有与甘地相同的被压迫民族感情和时代意识。自然，他也禁不住有共鸣之感了。

    寅恪先生在外表看来好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却能坚持原则，不轻易迁就。有一次清华大学的硕士考试，吴雨僧先生曾为了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一个学生的及格，寅恪先生不惜以去就力争。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上，有一个不合理的议案，寅恪先生独仗义执言，把这个议案打消。从另一方面看，寅恪先生是很有风趣的。在清华大学考试国文，用对对子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的，虽然毁誉参半，但想不失为一个新的试验。其中答案如“孙行者”对“祖冲之”，“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等，寅恪先生也曾击节叹赏。至于拟防空洞联对如“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运用成语到了妙语解颐的地步，也是寅恪先生所作。

相关链接①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②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

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生公开的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为了北大辞职7次。原因多种多样，有反对政府不给经费的，有反对政府干涉北大行政的，有因为五四运动抓学生的，甚至还有一次是因为学生闹事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有人查过蔡元培日记与年谱，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

    然而，与这些具体的辞职相比，蔡元培几次向人生的“辞职”，才更耐人寻味。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双喜临门：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二是在父母包办下迎娶妻子王昭。3年后，蔡元培又考中进士，一举进入翰林院。虔诚的儒学士子蔡元培，已经可以眺望传统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

    不过，一帆风顺的背后，也有烦心的琐事。儒生蔡元培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坚信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双方矛盾渐增，令蔡元培烦不胜烦。

    家庭“战争”频繁爆发，中日两国也终于开战。惨败之后，清廷搞起变法，不过百日，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便喋血菜市口。此前，和其他儒生一样，蔡元培绝对忠于清廷，只希望清廷主动改革。经此事变，蔡元培彻底看清清廷本质，第二年，他便放弃仕途回到老家。此时，已接触过新式教育的蔡元培渐有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出着名的《夫妻公约》，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向旧人生“辞职”，向旧道德“辞职”，那一年，蔡元培34岁。

    随后几年，对新式教育兴趣日渐浓厚的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国）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夏，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进入莱比锡大学后，蔡元培埋头读书，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哲学家包尔森的名着《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留德四年，蔡元培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

    在“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艰苦中，蔡元培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人格，他完成了向塞满自己头脑的四书五经的“辞职”。1911年，他应邀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年，他43岁。

    历经反复，以1917年1月9日发表就任校长演说为标志，49岁的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他清积习，除昏聩，寄望于诸君者三：曰抱定求学之宗旨，曰砥砺严谨之德行，曰敬爱师友之情谊。三言既出，全校一震。他延揽诸方英才，为此不拘一格，一时群贤毕至；他独尊教授治校，为此开罪官僚，却得传道有道。凡此种种，俱化为他为北大注入的灵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从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部不朽史诗。

    我们今天回望蔡元培的24次辞职，有的颇具深意，有的则更像轶事，然而蔡元培两次对人生的“辞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倘若没有参透时代的智慧，没有勇于决裂的魄力，今人注定只能在暗自喟叹中甘于平庸。世上最难改变的，是自己。我们今天常说，教育家去哪了？“教育家”正沉沦于顾影自怜的“中年危机”中，正委身于集体沉默的心安理得中。不如学学蔡元培，49岁，还能换种活法。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辈子改善自己

一慈

    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他的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胡德夫说。“其实我的歌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在那个歌里面，我尽量用直白的方式，用咏叹。”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20世纪70年代初，他去台北一家咖啡厅驻唱，只是为了多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时候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对我说：‘你可以写歌。’”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飞上了天空，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山谷。那时我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组织者：‘为什么底下有孩子哭呢？’他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都是逃出农村来的。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两个月前，胡德夫当祖父了。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他（祖父）来山谷看我的时候，常把我抱在腿上唱古谣给我听。他每次唱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都是他当时的内心所想。就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古谣，我现在把它唱给你听。”

    现在，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也当祖父了。那个厚壮沧桑的身体里住着的深沉忧伤的大音箱已经在唱给孙子的歌了。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